在上海同济医院“学习困难专病”门诊，儿科副主任周晓迅见过很多焦虑而疲惫的父母。
在家上网课，老师在屏幕那头点了三四次名，男孩就趴在桌上睡觉。一被父母责骂，就发脾气摔门，甚至动手打人。
一位上海母亲和孩子在家待了两三个月，孩子上网课坐不住，功课也做不完，母子间的“战争”每日上演。那段时间，女人肉眼可见衰老了不少。
那名上课睡觉的男孩，被医生问到对父母的评价时，孩子的回答是：
诊室外的走廊上，十来岁模样的男孩跟在母亲身后，两人冷着脸，隔着一米开外的距离。
学习困难门诊建立之前，同济医院就设有儿童心理咨询门诊，但大部分家长咨询的问题，都离不开学习。
那是最容易引起父母忧心的指标——为什么孩子不听话，成绩不好？为什么不愿意读书，整天打游戏？
开学第三天，一名一年级男孩被母亲带进周晓迅的诊室。
他先是对诊室里的设备感兴趣，在体重秤上跳上跳下，刚坐定，又从椅子上溜下来，摸摸听诊器，挂在耳朵上听。
但这个活力过剩的男孩其实敏感脆弱，父母说他几句，就会大哭。
新学期第二天，老师就把家长叫到学校。上课上到一半，孩子自顾自站起来，到教室外面兜了一圈。
老师提醒母亲：“小孩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带去检查一下。”
像这样被带来的孩子，超过一半会被确诊多动症（ADHD，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这是导致学习困难最常见的病因。
除此之外，可能确诊的，还包括智力障碍、阅读障碍、自闭症，又或者抑郁、焦虑这样的情绪问题。
一位日本专家给多动症取了一个更形象的名字——“大雄—胖虎综合症”。
大雄代表“注意力缺陷型”，散漫、拖延、粗心大意，做事常常失败；
家长们发现自己的孩子学习不如人意，还表现出种种“特异”之处，家庭内的纠正以失败告终。
他们焦急地带着孩子来看医生，有时也就收获一个名叫“多动症”的症候。
注意力不集中，缺乏自控力，都是因为孩子的大脑前额叶皮质受损。
于是吃药、治疗，有的持续一两年，每隔两周就要到医院复诊，然后满心期待孩子们康复。
“小孩子的行为问题也好，情绪问题也好，背后很多就是关系的问题。”
在学习困难门诊，“各种各样的家庭都会在这里展现”。
有的家长一坐下，不允许孩子说话，先数落一番孩子的不是，半句不提优点。
有时候，母亲带着小孩进门，父亲就站在诊室门外。医生多次邀请，对方才勉勉强强进来。
与医生交流时，一些父亲全程不说话，一些母亲则全程抢话。父亲没说几句，孩子刚说两句，母亲都会插嘴进来抢走主导权。
还有一个被带来看病的孩子，家长告诉医生，孩子上课分心、走神，回家做作业也磨磨叽叽。
这些典型的“症状”，是因为孩子被父母送到他们认为更好的小学去，他不愿意，但因为年龄小，无法反抗父母，只能靠“摆烂”消极抵抗。
这些亲子间的隔膜，如果不及时干预，随着年龄增长，情绪问题会愈发严重，情况只会变得更棘手。
周晓迅就说，那些来就诊的大孩子，许多有焦虑抑郁，或者自残、轻生的倾向，都是情况恶化了的结果。
一名正处于青春期的女孩来到门诊，亮出手臂上密密麻麻的疤痕，是拿刀子划破的。
在学习困难门诊，很多孩子能感知到父母情绪的波动，一看到父母不开心，就变得紧张、焦虑。
在家长眼里，“孩子没心没肺，说他后，过会儿就忘了”。可等到父母出了诊室门，孩子单独留下时，便告诉医生：“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也有的家长把全部问题推给孩子，“孩子没病，我自然就好了”。
“孩子就像一面镜子，反映的是整个家庭的问题。”梅竹说，“绝对不单单是孩子一个人的治疗”。
家长们往往最容易注意到学习问题，学习困难引发亲子矛盾，家庭战争由此爆发。
伤害孩子，也伤害父母，恶性循环之下，不仅导致孩子们的心理问题、品行障碍，也成了一个家庭难以愈合的伤痕。
而所谓治疗，在谨遵医嘱之外，往往更需要一场家庭疗愈。
大概是从女儿三四年级开始，绿杉蔷的家庭生活变成一个战场，上演着权力的压制与反抗、怒吼和眼泪，甚至几次提到过“死”。
触发机制，有时是女儿笔下的一个错字。同一个字，听写10遍、20遍，这次少一个点，下次又多一道横。
有时是一个数字，写在草稿纸上是“7”，搬到习题本里就成了“1”。前面明明写的是乘法，算着算着就成了加法。
好几次，绿杉蔷被气得手脚发麻，眼前发晕，倒在沙发上。
给安妮报考钢琴三级，几首曲子，反复在同一个地方犯错，纠错、打手心，还是改不过来。
她想到即将面临的“小升初”，想到未来一道道需要依靠学习翻越的险峰：
以后如果考不上高中，就上不了大学，也就没有好的工作，那这孩子就完了。
她也不明白，看起来那么聪明的孩子，为什么就是学不好？
为了孩子的教育，她自学了心理学，考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但仍然找不到答案。
在幼儿园的毕业典礼上，安妮和另一个小男孩一起，代表幼儿园里的几百个孩子，当晚会的男女主持人。
小区里有8个年纪相仿的孩子，安妮和男孩，被大家公认为最优秀。
上小学后，男孩一连拿下了校级、区级的“三好学生”，安妮的成绩却掉到班级中游。
她亲眼看着一位好友的女儿慢慢长大，考进了北京市第四中学，当上北京的中考状元，又在高考后，收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
如果把孩子们放在同一个坐标系，在众多上升曲线中，女儿安妮就像那根最突兀的抛物线。
亲子关系最紧绷时，啪——，绿杉蔷成了最先断裂的那根线。她确诊了抑郁症。
绿杉蔷自己在10岁左右就得过国际大奖，读书向来不是多费劲的事情，从小到大，该拿的奖项都拿了个遍。毕业之后，她考上了北京的公务员，一路升职。
但40岁这年，绿杉蔷辞掉发展前景更好的领导岗位，换了一份市属高校的工作，有寒暑假，4点下班，给了她足够的时间监督女儿的学习。
那时，绿杉蔷仍认为安妮学习不好，只是“态度问题”。
每天下午，绿杉蔷掐着点下班，朋友间偶尔聚会，她也不敢参加。
但凡遇到懂教育或孩子成绩好的家长，绿杉蔷就追着问：
那时，绿杉蔷还不知道，自己患上抑郁症，女儿安妮也逼近了危险的边缘。
一天，女儿同桌的家长突然找到绿杉蔷，告诉她，两个孩子觉得上学没意思，相约着跳楼。
2019年5月，安妮在北京市第六医院确诊为注意缺陷型多动症。
据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编写的《中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显示：
全国ADHD患儿大概有1461万至1979万人，就诊率不足10%。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助理研究员王久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从2016~2020年，医院诊断了601名多动症患儿，其中，有200个孩子合并有阅读障碍。
这家医院，还是国内为数不多，能为阅读障碍提供明确诊断的机构。
这意味着，绝大部分的多动症或者阅读障碍的孩子，既无法适应学校的学习，也无法得到家长的理解。
在当下的社会价值序列中，他们成了一个个小小的“失败者”。
孩子是个好孩子，问题也不在于自己教养不当，她只是病了。
一些多动症孩子通过用药恢复正常的案例，让她感到振奋。
但她也在医生和部分家长那里了解到，也有孩子用药之后效果并不明显，反而产生了抗药性。睡眠不好、食欲下降，也是可能存在的副作用。
考虑到安妮的症状并不严重，绿杉蔷暂时没有让孩子服药。
这位焦虑的母亲又开始打听其他的疗法，包括食物疗法、感统训练、数字疗法等等……
所有与多动症相关的书，绿杉蔷几乎全找来读过了一遍。
一位做特殊教育的朋友问绿杉蔷，如果孩子以后没有明显好转，一直都是现在这个样子，还能做到接纳她吗？
绿杉蔷在心里愤愤回应：你没这样的孩子，当然说得轻巧。
去医院时，绿杉蔷偶遇一对从山东来北京就诊的母子，是被学校老师撵来的。
男孩七八岁，充满活力，在医院跑来跑去，抱着其他孩子转圈。
中午，妈妈买来汉堡，孩子举到绿杉蔷嘴边：“阿姨，你吃啊，这个不辣。”
晚上回家，绿杉蔷在微信上告诉对方的母亲，孩子非常招人喜欢。
听到转述的夸奖，孩子有点意外地问妈妈：“阿姨也喜欢我这样的孩子吗？”
在怀上安妮之前，绿杉蔷和丈夫最喜欢看宫崎骏的动画片，里面的小女孩，个个活泼可爱。
不久前，两人想起这件事，才忽然意识到，老天已经赐给他们一个这样的女儿。
安妮阳光、真诚，一点也不娇气。在班里人缘很好，每天都生气勃勃。
“我们怎么又贪心了。”丈夫说，“当时我们并没有求一个学习好、在学校表现乖巧的孩子”。
在学习困难门诊，治疗开始前，梅竹会跟家长达成治疗共识——
不在于分数提高多少，除了改善核心症状，更需要关注孩子的行为和情绪管理，以及家庭成员、老师和同学的相处模式。
“不是孩子送到这里，医生管他就行了。”梅竹说，“就像桌面的平衡一样，孩子动了，你（家长）势必也要动，才能建立一个新的平衡”。
安妮升上五年级不久，拿回数学第一单元测试的试卷，上面写着刺眼的数字——76分。
有一次，安妮写一篇作文，用了2小时，抄了3遍，照旧出现了3个错别字。
绿杉蔷又开始变得狂躁，脱口而出：“我真是后悔生了你。”
“为什么你有时候对我那么好，给我做水果，还摸我的头，转过头就说你后悔生了我。”
安妮确诊多动症后，绿杉蔷开通了公众号，记录女儿的治疗过程，由此建立起与四五千个多动症家庭的连接。
来自济南的一位妈妈全职带娃，孩子患上多动症后，丈夫怪她，连个孩子也教育不好。
每隔两三天，她就会接到老师的投诉电话，现在，她一听见来电铃声就想哭。
妈妈患上严重的抑郁症，把小孩带在身边，住在孩子的姥爷家里。
老人搞不清多动症，也不了解抑郁症，难以忍受“不正常”的母子，天天在家发脾气。
痛苦之中，家长们带孩子看病，给孩子吃药，祈求自己的孩子能变得正常。
自己和孩子都那么痛苦，真的只是因为一种病、一种缺陷吗？
“就是在一个过度将学业成绩表现等于能力的环境中，孩子学业成绩不佳，才会被视为功能减损，或是才会引发他人负面的反应，致使孩子遭致挫折。”
如果没有学习生活，多动症孩子或许是最快乐的一群人。
在很多家长的描述中，快乐仿佛是这类孩子的某种天赋。
一位妈妈形容7岁的女儿，像一只快乐小鸟，每天自娱自乐，时而哈哈大笑，一家人都被会她的情绪感染。
网名叫“A娃洛爹”的父亲，在网上写下飞鸟与鱼的比喻：
儿子是一条快乐的鱼，却被要求和一群小鸟比赛飞翔，不飞就会被看不起。家里没矿，无法打破世界的规则，只能给小鱼吃药，让他扭扭捏捏学飞。
可能难解的问题是，学习而非快乐，才是孩子们童年的“正经事”。
“现在真的太卷，太‘变态’了。”曾是学霸的绿杉蔷也连连感慨。
安妮六年级时，期末考试满分700分，她考了650多分，每科平均分在90分以上。但在班里排到了20多名，跌到全年级100名以外。
绿杉蔷承认，就算把当年的自己放到现在，也不一定能做得比女儿好。
绿杉蔷尝试“躺平”，放过孩子，也放过自己，作为母亲内心僵固的角落开始松动。
她参加了医院开展的正念教养课程，这一次，干预的对象不是孩子，而是父母。
“我们能否暂时去掉对孩子的种种标签，全然观察他真实的样子？”
在那次发火之后，绿杉蔷预约了心理医生，排解自己的焦虑和压力。
她突然发现，自己好久都没有大笑过了，连笑的感觉都很陌生。
安妮的爸爸也发现了妻子的变化，晚饭时，他对妻子说：
那是一张照片，一个孩子在白皙手臂上，用裁纸刀划下一道道伤口。
手臂的主人属于小区里另一个女孩子，不久之前，她刚考上北京一所很好的初中。
毫无疑问，她是大人眼中教育成功的典范，但手上的每道伤口，都揭示着可能付出的残酷代价。
到底是“不会学习”的病，还是单一的价值评价标准，才导致那么多的焦虑和痛苦？是否能有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一位华人妈妈Mana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可能。她带着患有多动症的儿子在澳洲生活。
她从小在国内长大，在澳洲接触最多的，也是当地的华人圈子。
就连国内的外婆也会时不时发来老姐妹们的孙辈视频，谁家的孩子考了钢琴几级、今天背了多少文章、明天又学了几首唐诗。
这位母亲的幸运之处在于，她更少感受到来自家庭内部、学校，以及社会的压力。
“孩子只是性格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应该接受孩子的不同。”
丈夫告诉Mana，小时候，他经常被老师投诉，“他上课不行”“他多动症”。
妈妈从没维护过他，反而帮着老师，这在他心里烙下异类的标签，让他从小就有创伤记忆。
16岁，丈夫成年后，拥有了选择权，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弃大学的入学资格。
他厌恶读书，转而选择自己喜欢的技校学修车，打过几年工，后来自己创业——
即使无法成为世俗意义上的“优等生”，也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
多动症孩子容易在长期的负面评价中，积累挫败感和低自信。
但Mana的儿子在学校里，几乎每个学期都能拿奖。除了学习，学校还会设置一些关于品行的奖项，比如有责任感或者愿意助人为乐。
这是一所唯分数论的中学，数学老师当着全班的面批评她：“无药可救。”
在安妮拿回家的卷子上，绿杉蔷都能感受到老师的烦躁。上面打着硕大的“X”，连纸张也被划破。
状况严重一些的孩子，如果破坏课堂秩序，就算能避免被老师劝退，也遭不住其他家长的投诉，甚至可能会被班里的孩子孤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