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时代，日益成熟的智能技术以算法推荐等方式打破了网络舆论发展常规，塑造并加深了其全新的圈层化架构模式，这在进一步提升舆论传播效果的同时，也诱发和加剧了舆论乱象。
一、圈层化：差序格局在社交媒体时代的延展
互联网发展的一个重要线索，是人与人的连接的演变，从差序格局到圈层化的变迁便是其重要体现之一。与差序格局相比，圈层化不仅是其在技术赋能下的延伸，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其个中深意，赋予了差序格局新的内涵。
（一）从“差序格局”到“圈层化”
1985年，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从不同视角对“圈层”的社会意义与内在逻辑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即我们所熟知的“差序格局”。与差序格局相比，现阶段圈层化的意涵更加丰富。
圈层化包含圈子化和层级化两种指向，且有学者将“社会成员基于不同缘由，以社会关系的远近亲疏作为衡量标准，通过互联网媒介平台集聚与互动，所建立并维系的社会关系网络”定义为“网络圈子”。由此可以看出，圈层化中的“圈子化”的意指与差序格局更为接近，而其中的“层级化”则是对差序格局在社会阶层等纵向维度上的拓展与延伸。
（二）社交媒体时代的圈层化
进入社交媒体时代，移动平台的应用与普及促进了社会各种圈层关系的建立。一方面，社会成员通过社交软件“标签”等好友管理功能的使用，方便快捷地可视化了自身所在圈层，不断增加了个体建构与维系社会关系的可能；另一方面，多元化的互联网平台为个体成员开展利益互惠等社会行为提供了多重媒介选择，个体可通过线上资本的理性表达推动自身社会网络的扩张乃至重构，进而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本。
由此可见，作为场域的社交平台，不仅为社会成员圈子化的聚集提供了载体依托，也为现实社会阶层的突破与再聚合提供了空间可能，推动实现着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的交相融合。
此外，从圈层形成的动因可以推知，相比于社区、社群等共同体概念所强调的边界意识，社交媒体时代的圈层更加注重成员的认同感。“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社会背景滋养了圈层丛生的社会结构，促使各类社会思潮与利益诉求借助新媒介平台，以情感认同为主要动力，形成了包罗万象的多圈层舆论生态，不断增加了社会舆论共识的形成难度，甚至改变了互联网舆论的发展格局。
（三）“圈”“层”并行的网络舆论
网络舆论研究中，“圈”与“层”是两种不同的分化方向，有着不同的内涵指向。“圈”是一个地理意义的空间概念，指具有同质化缘由的众多网络人群所构成的区域；“层”是一个等级意义的时间概念，指聚合人群在虚拟社会阶层中的“等级”地位，或一种舆论在某个舆论圈内或某种舆论发展序列中所处的历史位置。因此，网络舆论圈层化是一个“圈中有层、层中有圈”的存在，且“圈”与“层”彼此相互依存，交织构成了网络舆论的空间向度和时间向度，共同演绎了其生传反馈的内在时空关系。
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来看，互联网圈层化及其传播行为的出现与普及，使得原先离散的碎片化受众实现了凝聚，而这种凝聚必将改变信息在整个社会传播系统的运行轨迹，特别是在社会舆论的形成等具体领域之上。
一方面，圈层化丰富了网络舆论的生成与扩散路径，拓展了其解读与审查模式，对既有传播范式产生了强大冲击；另一方面，圈层化也导致了公共领域“分裂”，催生了由有相似观点的人和同质化信息所构成的组织存在，进而以“茧房”等形式阻碍了社会多样性的发展。
二、逻辑生成：理论、技术与运行
在结构功能分析的语境下，网络舆论是一个结构性整合的系统，其内部各圈层间具有相对稳定的组织联结方式，并对系统的整体有序运行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基于此，网络舆论圈层化有其系统的内在逻辑，具体可归纳为以“社会交往圈层”等为底层支撑力的理论逻辑，以“算法”等为外部推动力的技术逻辑，和以“互动”等为内部驱动力的运行逻辑。
（一）理论逻辑
形式社会学开创者格奥尔格·齐美尔认为，社会是一个具有意识的个体之间互动的过程。当人网络舆论圈层化：逻辑生成、发展深化与生态治理们的交往互动达到足够的频率和密度，以至于人们能够相互影响并组成较为固定的群体时，社会便产生和存在了。
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作为孵育圈层的有效工具，在扩充个体社会资本、丰富周身社会关系、塑造“虚拟＋现实”的双重社会圈层结构，乃至重整社会运行秩序等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个体用户通过随时随地参与社交媒体圈层互动，不断进行意见价值的交流与交换，加速了社会公共价值标准的变动，在有效革新社会交往方式的同时，也推动了差序格局社会结构的纵深式演进，逐步构建了新
的圈层化社会图景。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个体用户在借助网络舆论推动社会事件解决的过程中，以社交媒体圈层互动等方式实现了自我参与公共协商的时空拓展，提升了具身参与社会治理的真实感，完成了从普通个体到治理主体的华丽转身。
换言之，圈层化发展在维持社会多样性的基础上，以互动协调等方式实现了现实社会不同阶层间个体与集体利益的重新整合，并最终化约成了社会各方均可接受且必须遵守的社会契约，从而提升了社会发展的延展性，也为自身的长期存续书写了可能。
（二）技术逻辑
智能时代，随着媒介技术平台的下沉式普及，算法作为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中介，时刻进行着人与资源、环境等要素间关系的调配，成为网络舆论圈层化的关键性技术推动力。伴随移动终端硬媒介的智能化技术联结，多维度聚合的“人媒”在算法的推动下逐步显示出了圈层化特征。
以浏览记录等为依据的算法，通过用户偏好分析，不断向个体推荐同质化信息与意见，加速了社会成员以认同感为凝聚力的聚合行为的发生，滋养了网络舆论圈层化发展的现实态势，乃至推动了社会整体结构的进一步圈层化。
与此同时，社会结构圈层化良性发展的需求也必将倒逼算法、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的自我提升，推动平台开发运营者不断完善相关技术，以便更好地推动“智能”转变为媒介“类”人化发展的驱动力量，并稳固“人工”在“智”媒转型中的中流砥柱地位。
万物皆媒语境下，一方面，穿戴智能设备的“人媒”的圈层化实现了算法、人工智能等对社会传播网络的结构化影响，是网络舆论组织化发展的重要表征；但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借力智能技术，打破了此前意见信息的大众传播模式，塑造了全新的圈层化信息传播网络，并进一步催生了界限模糊的“复合性传播”，这使得人们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技术与传播结构，乃至社会结构间交叉互嵌的复杂主体关系，着重考量算法等技术的工具理性所在。
（三）运行逻辑
作为社交媒体时代的基本运行机制，互动共享在搭载基于关系连接的社交平台开展自身运动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交媒体互动圈层模式”的产生，加速了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意见价值的交流与交换，为网络舆论的线上线下双轨交叉传播提 供了可能。
网络舆论圈层化发展过程中，圈层建构的稳定性与圈层发 展 的 动 态 性 并 存 而 生。从横向上看，“圈子化”的意见交换提升了各圈层间的互动黏性，有利于凝聚共识、把握导向；而从纵向上看，“层级化”的价值交流激活了各圈层间的互动张力，放大了价值差异。互动黏性是同质性的基础，互动张力是异质性的前提，两者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网络舆论圈层化持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就本质而言，社会互动一个是价值互动与共享的过程，圈层互动无疑是其重要表现形式。
从“互动黏性”的视角来看，圈层是“拟血缘化”的，其基于同质见解等把原本相对陌生的人际关系演变成了亲密关系，使个体在圈层中重获了乡土社会的故知友邻感，进而在价值认同上实现了内部强化；
从“互动张力”的视角来看，社交媒体时代，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舆论圈层，且各圈层在保持内部稳定运行的同时，还在尝试游走于圈层边缘，企图“窥视”甚至潜入异质圈层，吸纳不同见解，求同存异化发展。
由此，以主动扩张为方针、以兼容并包为策略的圈层互动机制逐渐浮现，这进一步激发了网络舆论圈层化发展的内在生命力。
三、发展深化：圈层舆论、圈层传播与圈层文化
类比圈层的形成逻辑，圈层化的网络舆论在整体舆论场中亦以一种中间形态存在。其汇聚同质意见壮大自身后，或主动或被动地联合和排斥其他一个或多个圈层，不断进行多维度的复杂圈层传播，从而创造出了不同的文化符号、价值体系，甚至文化系统，即人们所说的“圈层文化”，为社会整体的圈层化夯实了精神根基。
（一）圈层舆论
以“认同感”为主要聚合动力的圈层，深刻影响着网络舆论的形成与发展。一方面，网络舆论的圈层化强调“层级”概念，体现现实社会阶层的真实情感，其形成降低了圈层内部成员舆论传播与接收的门槛，其与日俱增的活跃度也助推了社会的“等级”阶层运动，不断解构与重塑着部分现实关系网络与力量对抗，为实现“阶层跨越”提供了可能。
另一方面，圈层化网络舆论中，舆论信源被动细分与过筛，公众意见形成走向技术性耦合，这使得互联网的“圈层意识”和去个性化的“同质倾向”迅速发酵，舆论场的圈层利益冲突盖过了个体意见领袖的争锋相对，助推了一个兼具“圈”“层”意味的中间性网络舆论组织形态———“圈层舆论”的诞生。
圈层舆论的出现，伴随着舆论话语权由国家、组织机构向个体、圈层集合的转移与下沉，相比于层级化，其更加强调无等级意识的圈子概念。
圈层舆论中，作为传播主体的同质化个体或社会组织通过圈层化方式传播信息，使舆论在大小不一、相互交织嵌套的一个或多个圈层范围内引起圈层情绪波动，进而升级为社会情感变动，甚至引发社会性群体事件。此中产生的圈层化辐射式、定向式发声模式，加速了观点相似者在圈层中形成意见合力、产生共识回响的过程。
与此前网络意见领袖以“集会式”发声模式塑造的“社会化广播服务”特征相比，圈层舆论中，意见的同质化程度更高、认可性更强，且若舆论议题黏性强，则可轻易打破现实“社会等级”的阶层壁垒，将无直接利益牵涉的多阶层民众串联其中，以吸引关注、鼓励讨论等方式发展壮大圈层规模，形成极端舆论强力，进而对网络舆论场域格局的变动产生影响。
（二）圈层传播
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社会化媒体逐渐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模式与传播格局，互联网信息传播呈现出了明显的圈层化趋势和雏形，个体交流与圈层交往相合而生。从传播技术与社会互动的视角来看，个体间的交流行为与社会交往沟通结构是一个互动的统一体，社会交往结构圈层化的背景下，个体信息沟通与传播的方式也愈发圈层化，圈层传播应运而生。
圈层传播是伴随社会分化、技术升级、话语变迁而形成的一种组织化传播形态，是一种蕴含极高内部共识与凝聚力的信息传播路径，也是一种独特的舆论发展格局组成要素。在网络舆论生传反馈的生命历程中，圈层传播所促成的同质信息集聚、传播机制调整及舆论场域变动等，被直接放大并影响到了网络舆论传播格局的变动，甚至导致了整个社会信息传播系统的变革。
从“圈”的角度来看，圈层传播打破了网络舆论原有广场式“散播”的传播模式，以不同维度的“圈”为单位，划分出了众多中间性传播场域，限定了有效传播对象与传播范围，传播效果更明显、影响也更深刻。与此同时，社会化媒体的崛起，使网络舆论传播格局中官方媒体机构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被打破，舆论话语权从官方机构向圈层分发，圈层开始作为独立整体参与网络舆论的生成、传播等多个环节，甚至扮演新传播格局中的“Ｃ位”角色。
而从“层”的角度来看，圈层传播的发展体现了网络舆论圈层化对社会整体结构变动的组织化影响。一方面，社会信息的生产与分享可通过各类社网络舆论圈层化：逻辑生成、发展深化与生态治理交媒体圈层迅速完成，在确保即时传达意见的同时有效降低了传播成本，进一步加深了社会的圈层化趋势；另一方面，以圈层为遵循，通过厘清特定事件网络舆论在不同圈层中的传播与扩散路径，找到一条可持续建构的正向舆论传播链，或将成为圈层传播应用化发展的关键命题之一。
（三）圈层文化
文化的产生总是伴随不同程度的社会变动。从狭义上讲，圈层文化指社会信息圈层化传播过程中产生的诸多圈层所具备的内部同质化、具象化的个体意识形态和存在感知方式，是由文化传播的圈层化间接孵生的文化形态，是文化传播语境下的圈层性分支；而从广义上讲，社会的圈层化发展催生了一系列反映圈层化境况的，是可与媒介文化、技术文化等并列而语的新型文化形态，是全体社会成员在整体圈层化环境中的精神生活形式与思维方式的总和，也是通常为人们所忽略的圈层文化的宏观指向。
狭义圈层文化是广义圈层文化在信息传播层面的反映。而不论是狭义还是广义，圈层文化都是差异与共识相并存、离散与凝聚相耦合的存在。从“圈”的维度来看，圈层文化代表的是同一场域中，以“圈“为区分单位的文化聚合形态。不同圈层文化之间或方枘圆凿，或针芥相投，意见相左则冲突排斥，意见相似则兼收并蓄，由此保证了不同场域内圈层文化形态的多样性，也助推了“主流文化”的
生成与发展。从“层”的 维 度 来 看，文化呈现一种分层的状态，这便导致有些文化被视为是高等的，有些则被视为是低等的。
以网络舆论事件为例，在面对同一场景时，“高等文化”影响下的圈层多侧重探寻事件背后的深层社会动因，客观输出相对优质的理性辩驳，而“低等文化”浸染下的圈层则更多以情感为导向，偏重短暂而极端的情绪宣泄，关注点片面、浅
薄，对理性舆论环境的塑造几无作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网络社会基于趣缘对自身所处文化圈层进行二次选择的过程，使得拥有低社会资本、低现实阶层地位的群体借助文化资本的线上理性表达，完成了对既有圈层惯习约束的突破，在文化维度上实现了新的圈层聚合，进而为网络舆论圈层化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生群体性活力。
四、生态治理：自律与他律的合力
健康理性的舆论生态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保证。网络舆论生态治理应在逐步完善制度规约的前提下，重视自律与他律的有机结合，尝试搭建“自下而上”的自律性治理体系和“自上而下”的他律性治理框架，协调整合各方利益共振与价值共识，夯实意识形态的思想根基，进而营造网络舆论圈层化有理、有效、有序传播的生态图景。
（一）完善制度规约保障，明确舆论传播之“理”
法治是治理的基本要求。网络舆论生态的治理必须要立足法制，充分联动社会、圈层与个体，推动法律保障与制度规约覆盖网络舆论生成、传播与反馈的各个阶段。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明确，理想的舆论必定是理性的讨论。只有当舆论变成理性的讨论之时，真正的“舆论”才会产生。理性作为网络舆论长期发展的理想状态，其到来与成熟有赖于全体社会成员为之共同而持续的努力，更有赖于制度规约的保障。
因此，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明确网络舆论治理主体权利与义务，框定治理对象内容与范围，通过教育引导等方式加强不同圈层间的价值认同，将制度规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对于建设理性网络舆论生态环境具有不容小觑的现实意义。
（二）唤醒平台内在活力，提升舆论传播之“效”
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的下沉式普及，明确技术使用的价值立场与范围界限，有效激发平台自我内在活力，有序开展由内而外的自我治理，逐步建立和完善“自下而上”的自律性网络舆论治理体系成为了当下主流。
有鉴于此，互联网平台与企业应充分发掘和唤醒自身内在活力，在确保以主流意识形态为价值依归的前提下，清晰界定平台和内容生产方的权责界限；在相关政策法规的指导下，不断推进实名制、信用制等自我规范化、科学化转型。与此同时，“人－机”联合工作机制的推行，对于通过人工与智能的有机协作，改善人工智能“掌握”把关权、分发权的现状，缓解算法导致的信息茧房，从源头上实现舆论环境净化、提升舆论传播效果具有重要作用。
（三）发挥政府主体间性，维护舆论传播之“序”
网络舆论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蕴含着政府与社会围绕公权力的互动关系调整。网络舆论生态的治理应在协调多元主体、确保共建共治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政府的主体间性，在舆论自由与政府治理的互动间保持价值理性，以畅通舆论传播 渠道、革新舆论监督方式等途径构建和完善“自上而下”的他律性治理框架，避免“舆论的暴政”，尽可能推动理性舆论上升为社会意见共识。
此外，社交媒体时代圈层化的信息分享与扩散模式下，个体以几近于零的传播成本在不同圈层间自由穿梭，这便为舆论传播秩序的变动埋下了伏笔。因此，从政府管控的视角出发，通过介入“圈层发言人”等的培养过程，匡正意见领袖意识形态与伦理底线，借助其核心传播节点地位，有效串联多个社交媒体互动圈层，无疑是政府在建设和维护秩序化舆论生态中自身主体间性作用的有效体现。
五、结语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人生来就有寻求意气相投朋友和情感认同群体的交流需求。从远古社会的群落，到现代社会的社区，再到社交媒体时代的圈层，人类以强大的环境适应力创造了多样的聚合方式，不断更新着群体观念，影响着社会的前进方向。当前，在理论、技术与运行三重逻辑的共同作用下，“乌合之众”再次走向精致圈群，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相互交织的圈层集合，为网络舆论的传播与发酵提供了无限延展的遍在时空，不断革新着社会交往沟通、社会资本维护与社会关系扩张的方式，稳步推 进 着 社 会 结 构 的 有 序变动。
回望舆论传播演进史，从单向线性传播到网状传播，再到圈层化传播，网络舆论的传播模式是不断发展的。未来的舆论传播也并非单纯从表象主义出发描述和传递信息，而是试图构筑一种有序观看、深入理解、理性传播的舆论生态。因此，在圈层化背景下开展舆论生态治理，除了要发挥制度的规约作用外，还应从更加宏观而多元的视角出发，尝试联动个体、圈层与社会的活力，搭 建由 “自下而上”的自律性治理体系和“自上而下”的他律性治理框架双向推进的多维治理模式。唯有如此，无论未来舆论事件是否关涉个体利益、是否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网络舆论的有理、有效、有序传播都能有章可循、有的放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