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增长奇迹，甚至在 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全球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是为数不多的保持了经济正增长的经济体。然而，我国长期以来城市优先发展的政策导向使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愈发明显，当前我国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与经济结构的逐渐失衡不断推动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就是当前我国最大的不平衡。当前我国具有刚性的城乡经济差距的形成主要是我国特殊国情造成的，建国初期，为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首先实施了重工业超前发展战略，紧接着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大力促进城镇的经济增长，如关闭农村自由市场，建立人民公社、农产品统购统销等，同时，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城镇和农村在空间地域上区分开来。这些措施尽管短期内促进了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但极大地限制了农村的商品经济和市场发展，使得在工业化过程中，城镇经济增长的同时，农村经济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初步形成了城镇与农村发展脱节、地域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改革开放以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发展思想使得我国经济总量出现飞速增长，但此时农村的贫困落后显露出来，农村经济落后与农民贫困问题日益凸显，城镇与农村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尽管国家对“三农”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实施了一系列发展农村经济的政策措施，但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刚性”并没有很大改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而当前我国出现了“城镇人力资本效应内溢、农村人力资本效应外溢”的现象，由于城镇较高的工作待遇与更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农村人力资本不断流向城镇，尽管我国人力资本存量很高，但城乡人力资本差异较大，且从时间上呈现出差异绝对值的发散的发展趋势。

与此同时，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反观已经完成工业化过程的亚洲其他国家，如韩国和日本，它们资源相对贫乏，它们在完成工业化的同时，几乎也实现了城乡二元经济的一元化，这便主要依赖于人力资本在城乡的合理配置以及城镇化的同时进行。因此，在经济进入快速平稳的追求质量的增长阶段、经济总量达到较高水平后，合理的城乡人力资本配置比例成为缩小城乡经济增长差距的重要途径。

一、政策分析与建议

1996 年以来，农业增长进入到一个困难时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2000 年以后“三农问题”的危机暴露在公众面前，2004 年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累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为我国在新形势下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机制定下了基调。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并于 2006 年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提出了“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统筹城乡区域发展”，正式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接着党中央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激发了农民积极性，加强了农业生产综合能力建设，农村的综合改革为新农村建设奠定了基础。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美丽乡村建设、精准扶贫等一系列方略，2014 年中办详细规制了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推动了“精准扶贫”思想落地，党的十九大更是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以加强农村建设与经济增长。

总的来看，虽然国家一系列的利农惠农措施使得城乡关系逐步改善，但长期以来以城市发展为导向的政策使得农业和农村在资源配置与国民收入分配中依旧处于不利地位，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社会地位等方面仍不平等，建国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未从根上改变，因而造成工农业发展十条和城乡发展失衡的局面没有扭转，城乡发展差距依然悬殊。经济增长是发展的根本，城乡经济一体化是城乡发展差距的重要途径。为此，本文针对我国城乡经济增长不平衡现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农村经济对城镇经济的追赶实质上是人力资本的追赶，应大力贯彻“一号文件”中有关的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政策，为农民提供良好的医疗卫生保障与职业技能培训机会，加大对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以增加农村的人力资本累积。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人才振兴，农村人力资本的外溢成为振兴农村的极大制约，在当前农村人力资本仍在不断流向城镇的情况下，需加强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加快城乡基础服务的均等化，增强农村劳动力的返乡意愿，并采取各种优惠政策提高农村对人力资本的吸引力。

（2）针对农村女性人力资本存量在城镇和农村分性别人力资本存量中处于劣势的事实，应高度关注农村女性的教育、健康、培训等方面，增加处于最劣势的农村女性人力资本的累积，在缩小农村人力资本性别差异的基础上，提高农村整体人力资本存量。

（3）完善农村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强化城乡教育均等化。尽管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 60%，但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我国的农村人口众多，低收入群体和弱势人群基本都分布在农村地区。应在建立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前提下，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卫生保健、社会救济扶持和基础教育的资金投入，同时加大劳动技能的培训范围和力度，以提高农村教育服务水平，从而增强农村贫困者的素质和自身发展能力，增强农村居民的就业能力，从根本上增加农村人力资本的累积。

（4）城乡经济差距的缓解应以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为前提，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通过城乡劳动生产率的趋同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针对当前城镇资本边际收益率高于农村的事实，应大力促进资本要素从城镇向农村的流动，大力扶持农村的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农村产业结构升级，为农村资本边际收益率提高提供有利条件。

（5）加快农村市场制度的完善，推进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进程。要素市场的城乡一体化是当前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环节，其关键是努力防止农村已有要素的继续流失和消除要素从城镇向农村正常流动的阻碍，如当前城乡土地制度不但配置效率不高，而且难以满足城镇资本流入农村的需求。

（6）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镇化进程，为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夯实基础。已有完成二元经济一元化的国家发展经验显示，工业化过程中城镇化也在同时推进，在完成工业化的同时基本实现了城镇化，城镇化是城乡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而我国已有的户籍制度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造成一定障碍，因此，对附着在户籍上的管理和福利制度体系进行深层次的全面改革是社会领域二元制度一元化的重要途径，社会领域的二元制度一元化将有助于经济领域中城乡经济一元化的顺利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