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俗称“知了”,翼如薄绡,呈黑褐色,雄性腹部有发声器,在夏、秋季鸣叫,声音响亮,吸树汁为食。它本是一种昆虫,但由于它常居高枝,古人误以为是靠餐风饮露为生,又因它体态娇美,声音连续悠扬,于是人们发挥想象,创造出诸如“蝉唱”、“蝉韵”、“蝉清”、“蝉露”、“蝉饮”、“蝉冠”、“蝉珥”、“蝉鬓”、“蝉娟”、“蝉媛”、“蝉嫣”、“蝉联”、“蝉緌”等优美的词语,也赋予了它优良的品质。

  晋代陆机在他的《寒蝉赋序》中认为蝉有六德:“夫头上有緌,则其文也;含气饮露,则其清也;黍稷不食,则其廉也;处不居巢,则其俭也;应候守时,则其信也;加以冠冕,则其容也。君子则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岂非至德之虫哉!”古代诗人,更是结合社会现象、自身经历和感受,寄托了诸多意象,使原本微不足道的蝉,具有了丰富的文化意蕴。

  《诗经》中蝉已鸣,“四月秀葽,五月鸣蜩”(《豳风·七月》),“菀彼柳斯,鸣蜩嘒嘒”(《小雅·节南山之什》)。汉魏六朝,蝉入赋,蝉意象的基本模式得以型塑。到了唐代,诗人将他们的审美情趣和时代心理不断地积淀到蝉的身上,使其意象的内蕴不断丰富。小小的蝉成为一个歌咏不迭的客体并充分展示出了无穷的魅力。它既包含文人们的清高、苦闷与孤独,也成为了文人牢骚话语的倾听者,更是唐王朝从兴盛到衰落的发展轨迹的见证。

1.初唐诗中的“蝉”
  初唐关注蝉、以蝉为题的并不多,作者有李世民、虞世南、骆宾王等。初唐的咏蝉诗主要还是继承了汉魏六朝对蝉“居高食洁”的评价传统,并没有发展。因此初唐文人笔下的蝉是高洁的象征,反映了诗人们不愿与卑污现实同流合污的心态。初唐前期最有名的咏蝉诗当推唐太宗的名臣虞世南所写的《蝉》:
  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虞世南,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书法家、文学家、诗人、政治家,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他原是陈隋旧臣,在官场上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比较顺利的,李世民夺位李渊后,虞世南任弘文馆学士,成为重臣,但他从不傲慢,踏实勤奋,博学多能,高洁耿介,与唐太宗谈论历代帝王为政得失,能够直言善谏,为贞观之治作出独特贡献,使得李世民对其称赞有加,深得君主的赏识。唐太宗曾屡次称赞虞世南的“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词和书翰。沈德潜《唐诗别裁》说:“咏蝉者每咏其声,此独尊其品格”。 这首托物寓意的小诗把蝉人格化,既是写景,也是抒怀,极好地表达了初唐正直士大夫的心声,一直被后人所称道。


  首句“垂緌饮清露”,写的是蝉的外貌和生活习性。“緌”是古人帽带在颔下打结之后的下垂部分。帽子顶上下垂的缨子(冠缨)、旗杆顶上下垂的缨子,也称緌。蝉的头部有伸出的触须,形状好像下垂的冠缨,故说“垂緌”。在这句话中“垂緌”暗示显宦身份(古代常以“冠缨”指代贵宦)。蝉的习性高洁,栖高饮露,故说“饮清露”表现其习性也说明蝉饮用之物是非常洁净的。虽然表面上写的是蝉的形状与习性,但却处处含有象征的意味。在古代文人的眼中“清”与达官贵人似乎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矛盾的。但在虞世南的笔下它们却统一在了一起,塑造了一个清高的官宦形象。而这种巧妙的结合,也为三四句中的“清”不需要凭借“贵”作了反铺垫。

  次句“流响出疏桐”写的是蝉声传送之远。桐,指的是梧桐。梧桐是高树而“疏桐”状其所栖之处的高挺清拔,且与本句的“秋风”相呼应,作者以蝉来自喻栖息在梧桐树上鸣叫声自然不同凡响。“流响”描写的是蝉一直在鸣叫,而且声音极为悦耳动听,而“出”字这种动态的运用更加把蝉声传送形象化了,仿佛使人真的能够听到那一声声有力和响亮的蝉鸣。当蝉那洪亮的鸣声从清拔的“疏桐”中流淌出来使读者从中了解到了人格化的蝉的那种清明高洁的品质。因此这首诗极有可能是虞世南为了感谢唐太宗的知遇之恩而作。

  三、四句“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是全诗比兴寄托的点睛之笔。这两句既是对蝉歌声嘹亮的解释,也是对自己清高人格的表白。在一般人看来蝉声之所以能够传播得很远是借助于秋风的传送,但是诗人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作者觉得蝉的鸣声能流传很远,并不是借助于秋风的传送,而是靠了它自己居处之“高”,这里的“高”不仅指所栖息的梧桐树还暗指“饮清露”的品格。这里的“高”不是指官位的高低,而是指人格的高洁,理想道德的高洁。立身品格高洁的人,并不需要某种外在的凭藉(例如权势地位、有力者的帮助),自能声名远播。正如荀子在他的《劝学篇》中就有:“吾尝鼓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虞世南是朝中重臣,也是文坛领袖,他的声名并不需要依靠“秋风”,而是凭自身的才学和品质。政治处境的优越使得虞世南的此诗丝毫不带悲凉。诗中突出强调的是诗人的人格美,表达了诗人对自己内在品格的热情赞美;也表现了出一种从容稳重的气势。

  此诗中的蝉是虞世南个人的写照:即便自己当上了高官也要严于律己、不断进行道德修养、清正廉洁、不被物欲所侵蚀。实际上,他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曾与其兄虞世基同在隋朝做官,其兄任内史侍郎,权倾当朝,荣华无比,妻子所用的被服都堪比王侯,而虞世南虽与兄同住却十分勤俭。虞世南的“五绝"的品德,正是那些正直的封建士大夫们所孜孜以求的理想人格,能有其一就很不错了,而虞世南却身兼“五绝”,所以自然会感到满足了。作为唐初有名的大书法家,大政治家,既有美才,又懂得清高自持,不放纵,实属难得。从诗中我们看到了虞世南那高洁的品质,也看到了初唐时士人们们恬和的心境,更加看到了大唐王朝蒸蒸日上的时代精神。

2.盛唐诗中的“蝉”
  到了盛唐,那一声声蝉鸣戛然而止,在那群星闪耀的盛唐,咏蝉诗却一下子消失在了文人的视野之中,取而代之的是骏马、大鹏、龙凤等气势恢宏的意象。盛唐诗歌“笔力雄壮,气象浑厚”,诗人关注气势昂扬的物象,那些不起眼的小物们,他们已经不屑一顾了。而作为意象出现在诗中,也只是成为了一种淡泊宁静或丝丝忧愁的陪衬物。如王维“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草间蛩响临秋急,山里蝉声薄暮悲”(《早秋山中作》)。可以说咏蝉诗在盛唐的断层和当时的政治、经济生活以及由此该变的文人心态不无关系。盛唐国力强盛政治开明,此时的诗人也倍受时代氛围的感染变得豪迈与热情,再加上张说、张九龄这两位文人做宰相的事,使得文人们都具有了高远的抱负,看到了只要有才华就会被重用的事实。
  王维的《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
  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
  渡头馀落日,墟里上孤烟。
  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裴迪是王维好友,两人都隐居在终南山,常常在辋川“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这首诗就是王维写给裴迪的酬赠诗,所要极力表现的是辋川的秋景。首联和颈联写山水原野的深秋晚景,诗人选择富有季节和时间特征的景物:苍翠的寒山、缓缓的秋水、渡口的夕阳,墟里的炊烟,有声有色,动静结合,勾勒出一幅和谐幽静而又富有生机的田园山水画。颔联和尾联写诗人与裴迪的闲居之乐。倚杖柴门,临风听蝉,把诗人安逸的神态,超然物外的情致,写得栩栩如生;醉酒狂歌,则把裴迪的狂士风度表现得淋漓尽致。全诗物我一体,情景交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首联写山中秋景。水落石出的寒秋,山间泉水不停歇地潺潺作响;随着天色向晚,山色也变得更加苍翠。不待颔联说出“暮”字,已给人以时近黄昏的印象。“转”和“日”用得巧妙。转苍翠,表示山色愈来愈深,愈来愈浓;山是静止的,这一“转”字,便凭借颜色的渐变而写出它的动态。日潺湲,指水流日夜缓慢缓慢地流淌,每日每时都在喧响;水是流动的,用一“日”字,却令人感觉它始终如一的守恒。寥寥十字,勾勒出一幅有色彩,有音响,动静结合的画面。


  “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颈联写原野暮色。夕阳欲落,炊烟初升,是田野黄昏的典型景象。渡头在水,墟里在陆;落日属自然,炊烟属人事,景物的选取很见匠心。“墟里上孤烟”,系从陶渊明“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归园田居之一》)点化而来。但陶句是拟人化的表现远处村落上方炊烟萦绕、不忍离去的情味,王句却是用白描手法表现黄昏第一缕炊烟袅袅升到半空的景象,各有各的形象,各有各的意境。这一联是王维的名句,历来被人称道。“渡头余落日”,精确地剪取落日行将与水面相切的一瞬间,富有包孕地显示了落日的动态和趋向,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为读者留下想象的余地。“墟里上孤烟”,写的也是富有包孕的片刻。“上”字,不仅写出炊烟悠然上升的动态,而且显示已经升到相当的高度。

  首、颈两联,以寒山、秋水、落日、孤烟等富有季节和时间特征的景物,构成一幅和谐静谧的山水田园风景画。但这风景并非单纯的孤立的客观存在,而是画在人眼里,人在画图中,一景一物都经过诗人主观的过滤而带上了感情色彩。颔联:“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这就是诗人的形象。柴门,表现隐居生活和田园风味;倚杖,表现年事已高和意态安闲。柴门之外,倚杖临风,听晚树鸣蝉、寒山泉水,看渡头落日、墟里孤烟,那安逸的神态,潇洒的闲情,和“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归去来辞》)的陶渊明颇有几分相似。

  事实上,王维对那位“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是十分仰慕的,就在这首诗中,不仅仿效了陶的诗句,而且在尾联引用了陶的典故:“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接舆,是春秋时代“凤歌笑孔丘”的楚国狂士,诗人把沉醉狂歌的裴迪与楚狂接舆相比,乃是对这位年轻朋友的赞许。陶潜与接舆──王维与裴迪,个性虽大不一样,但那超然物外的心迹却是相近相亲的。所以,“复值接舆醉”的”复”字,不表示又一次遇见裴迪,而是表示诗人情感的加倍和进层:既赏佳景,更遇良朋,辋川闲居之乐,至于此极啊!末联生动地刻画了裴迪的狂士形象,表明了诗人对他的由衷的好感和欢迎,诗题中的赠字,也便有了着落。

  颔联和尾联,对两个人物形象的刻画,也不是孤立进行,而是和景物描写密切结合的。柴门、暮蝉、晚风、五柳,有形无形,有声无声,都是写景。五柳,虽是典故,但对王维说来,模仿陶渊明笔下的人物,植五柳于柴门之外,这是自然而然的。

3.中唐诗中的“蝉”
  “安史之乱”引发的近十年的空前战乱,把文人们的梦想彻底打碎,迫使文人们从那虚幻的美景中回到了人间。诗人的心理状态产生了明显的变化,痛定思痛,蓦然感到了自己的无能和衰老,从而失去了盛唐士人昂扬的精神风貌。蝉又成为了文人笔下的宠儿,咏蝉诗剧增。
  蝉入中唐诗坛的诗,多被用于抒写理想失落的痛苦即人生际遇之悲。在蝉的阵阵哀鸣中士人的孤独、寂寞、苍凉被写尽。如司空曙《新蝉》:
  今朝蝉忽鸣,迁客若为情。
  便觉一年老,能令万感生。
  微风方满树,落日稍沉城。
  为问同怀者,凄凉听几声。

  司空曙是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宝应二年(763年)进士,授周至县尉。大历八年(773年),奉使江南检括图书。约大历十一年(776年)归朝。后官大理司直。官终左拾遗。作品多反映出安史之乱后,长年战乱后的荒凉情景。诗人虽在朝为官,但贫病交迫。大历十才子大多都是失意的下层士大夫,他们不仅仕途上失意还饱受战乱的折磨,他们曾经经历过恢宏的盛世,也曾有过理想,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战争使一切美好的愿望化为乌有。

  在这首《新蝉》中,诗人听到凄切的蝉鸣声,感受到岁月变迁,引发生命短暂、年华易逝之感慨, 勾起无限的乡思和功名未就的悲叹。诗中作者将蝉与秋风、古树、夕阳等想结合共同营造出了冷清凄凉的气氛。因为古人认为蝉夏生秋死,并且自庄子就有了“蟪蛄不知春秋”的说法,因此在秋风中那哀鸣的蝉必然会引发文人们孤独寂寞清冷的感觉,也很自然地引起了这些失意文人们的共鸣。这一片萧条的秋景、那一声声哀鸣鸣深深的触动着他们早已疲惫不堪的心灵。

  其次,由于战乱许多人流离失所、骨肉离别。大量体现羁旅行役愁思即乡关之思的蝉诗出现。如白居易《六月三日夜闻蝉》:
  荷香清露坠,柳动好风生。
  微月初三夜,新蝉第一声。
  乍闻愁北客,静听忆东京。
  我有竹林宅,别来蝉再鸣。
  不知池上月,谁拨小船行?

  此诗作于公元826年(宝历二年),是白居易在苏州夏天时所作的一首诗。诗人因病休假,听到新蝉的呜叫,不禁想到此时洛阳城里自己家中的蝉也在呜叫,思乡之情悄然而生。
  此诗前四句写诗人在苏州看到的景象;五六句写诗人触景生情思念家乡;七八句写诗人在异乡为异客的愁苦;最后两句写诗人联想自己家乡的场景,诗境清幽。诗人由景及情,浑然一体,造语清新,自然无拘束。

  苏州的六月,荷花飘香,露珠晶莹圆润,将要坠入水中,凉爽的东南风吹动着柳枝,有节奏地晃动着。六月初三的夜晚,诗人听到了今年的第一声蝉鸣。突然听到的蝉叫声,勾起了诗人这个北方来的客居之人的愁绪,它打扰了诗人的睡眠,让诗人睡不着觉,它勾起了诗人思乡的愁绪,在安静的夜里聆听着蝉鸣不禁想念洛阳的家了。在诗人洛阳家中,有一片竹林,想来此次分别后,里面的蝉又在鸣叫了。但不知道我家园子里倒映着月亮的水池中,是否有人趁着月色划船呢?

  病中多疑,病中多思,病中孤独感特别强烈,这都是人在病中的常态,诗人也不例外。诗人因病而特别想念洛阳的家园,想念那园中的家人,都是很自然之事。
  诗人的联想很丰富,他善于以一物为纽带,而展开遥远的另一空间的想象。月亮是诗人常用的一个联想的着笔点,但此诗不仅有月亮,还有蝉,用蝉来作联想的基础,这在历代诗歌中是比较少见的,既新奇也亲切。

4.晚唐诗中的“蝉”
  面对王朝末世的景象和自身暗淡的前途,士人心理状态发生很大的变化。一些人尽管仍然眷念朝廷,关心时政,怀抱希望,但也往往以失望告终。国事无望,抱负落空,身世沉沦,使晚唐诗人情怀压抑,悲凉空漠之感常常触绪而来。而蝉自古以来被视为悲秋之物,此时的蝉成了愁苦的代名词,哀怨、感伤的氛围越来越深厚。在晚唐近五十首诗作几乎都是写悲凉空漠之感,愁恨哀怨之绪。愤恨苦闷之鸣声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李商隐的《蝉》: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李商隐的这首《蝉》同初唐虞世南的《蝉》和骆宾王的《在狱咏蝉》被认为是咏蝉诗中的三篇佳作。但同为咏蝉,虞世南是居高位,他的蝉也居高自播;骆宾王身陷囹圄,他的蝉表现十分高洁;而李商隐的蝉处于二者之间,他借蝉来显示自己的高洁同时表达了自己无奈的处境和悲愤的心情。他诗中的蝉没有具体的形象,也没有“露重飞难进”的描写,只是用虚写的手法来写出自己的处境。清施补华《岘佣说诗正像曹丕在》云:“三百篇比兴为多,唐人犹得此意。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端不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由于作者地位、遭际、气质的不同,虽同样工于比兴寄托,却呈现出殊异的面貌,构成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

  李商隐此人为人正直,虽处在牛李党争之中也洁身自爱,但却逃脱不了被两方面同时打压的命运。因为他曾经受到过牛僧孺一派的令狐楚赏识,但在考中进士的当年(开成二年,837)年末,由于令狐楚的病逝,李商隐在参与料理令狐楚的丧事后不久,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聘请,去泾州作了王的幕僚。王茂元对李商隐是十分赏识的,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可想而知,这桩婚姻将他拖入了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很显然他的处境十分尴尬,他成了王茂元的女婿,而王茂元则被视为“李党”,因此李商隐的行为则被看做是对刚刚去世的老师和恩主的背叛。他本可以顺其自然的成为“李党”但他却反对他们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因此李商隐很快便付出了代价便受到他们两方面的打击,使他怀才不遇、仕途困顿,无法在朝中施展自己的才华。

  这首诗作于大中五年(851年),当时李商隐正在东川节度使柳仲郢的帐下当幕僚。在诗中,李商隐通过蝉表达出了自己寄人篱下的感受,又抒发了无人同情的悲哀,同时还表达出了自己虽然清贫,虽然面临种种困境却不能随波逐流,应该要像蝉一样保持高洁的品质。

  诗句一开头就闻蝉鸣而起兴,“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蝉生性高洁,栖息于树上,餐风饮露,所以难得一饱,它发出不平之鸣,但也只不过是白费力气而已。第一句“本以高难饱”,表面上是说蝉栖息高树,在高树之上餐风饮露,所以是“难饱”。其实这只是表面上意思,更深一层的含义便是用蝉来比拟诗人自己的身世。诗人觉得自己就如同这蝉一样,正是品质高洁才会收到某些人的打击,就算是拼劲了力气也无法找到在朝中的立足之地。后一句由“难饱”而引发出“声”来,以蝉的鸣叫声落笔,而在这哀鸣中又带着怨恨。这样的哀鸣声在作者看来是白费、徒劳的,因为用哀鸣是不可能使它摆脱忍饥挨饿的困境的。而作者自己也是这样的,蝉的遭遇就像是作者自身的写照,虽然也再极力诉说自己的困苦,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最终也是徒劳的。

  颔联进一步深化“徒劳”与“费声”,从“恨费声”里引出“五更疏欲断”,通过那颗大树的无情来作为衬托,把不得志的情绪推进到了顶点。蝉叫到快天明的五更之时,已经声嘶力竭,声音稀疏,接近断绝,何其痛苦、何其悲凉,而身旁的那颗满身碧绿闪亮的大树却只顾着自己的美丽而并不为它的“疏欲断”而悲伤憔悴。用“一树碧无情”反衬出环境的冷漠。“疏欲断”既是写蝉,也是寄托自己的身世遭遇,在诗人看来蝉那声嘶力竭的叫声就像是自己政治上失意的哀鸣。而自己所栖身的那颗大树,就是牛李党争的旋窝,无论自己怎样呐喊,都不会得到半点的同情,也暗喻寄人篱下,怨有力者不对作者施以援手。这样的写法不仅写出了蝉的遭遇,更加写出了蝉的内心,细致入微得写出了蝉的心理感受。当绝望的内心感受碰到冰冷无情的社会,使得人世间是这样的冷酷无情。

  首、颔两联诗人借咏蝉来抒发情感,到了颈联则是一个转折,诗人抛开咏蝉然后转移到写己。“薄宦梗犹泛”,薄宦,指的是官职卑微。梗犹泛是一典故,出自《战国策·齐策》,一个泥人对一个用桃梗刻的木人说:“你本是东方国土上的桃梗,被刻成了人。下了大雨,淄水上涨,把你冲走,你就浮漂浪荡,不知道将怎样呢!”汉代刘向《说苑》中也有这个寓言故事,土偶谓桃梗曰:“子东园之桃也。刻子为梗,遇天大雨,水潦并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李商隐借用这个典故,描述自己在各地做小吏而四处漂泊的情景。他十七岁的时候便作了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的幕僚,随后还跟随过华州刺史崔戎掌和张奏;在二十岁时考上了进士,第二年成为了王茂元的幕客;随后又先后投在郑亚、卢弘正、柳仲郢的幕下。诗人就好像大这水中的木偶一样到处漂流,正所谓“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栏台类转篷。”这种生活也使诗人开始怀念家乡从而萌生思归之情。

  于是便有了下句的“故园芜已平”,这里借用陶潜的“田园将芜胡不归”的诗句来,“芜已平”荒草已经平齐没胫,覆盖田地。芜,荒草。平,指杂草长得齐平 。我官职卑下,行踪飘忽不定,家园难返,故乡的田园里杂草和野地里的杂草已经连成一片了,田园早已荒芜,表达了诗人对家乡的思念之情。这两句似乎与咏蝉无关,但其实还是有联系的。“薄宦”同“高难饱”、“恨费声”相联系,因为官位很低,俸禄也不多所以很难养家糊口,而作为满腹才学的诗人,有才而难以求饱,写出了诗人为官生涯所面临的落魄处境和心情,而经过这一转折,上文的咏蝉抒情意味也就更浓了。

  尾联“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又回到了咏蝉上,是作者对蝉说的话,用拟人来写蝉,呼应开头,首尾照应。烦劳你的鸣叫让我能够警醒,我也是,家徒四壁,举家清苦。“君”与“我”对举,把咏物和抒情密切结合。将我的遭遇与蝉的遭遇联系在一起来看,视蝉为知己。作者对蝉说多谢你来特意提醒我,要我保持高洁不要随波逐流。而作者同时也回答道:我和你一样清贫,但情操十分高洁。蝉的“难饱”正与我的举家清贫相应;蝉的鸣叫又唤醒我这个与蝉境遇相似的小吏。在诗中最需要细细品味的就是这个“最”字,其言外之意是只有蝉才是最理解他的人,而官场上的哪些人觉得自己太过愚蠢。钱锺书先生曾经评价这首诗:“蝉饥而哀鸣,树则漠然无动,油然自绿也(油然自绿是对‘碧’字的很好说明)。树无情而人(‘我’)有情,遂起同感。蝉栖树上,却恝置(犹淡忘)之;蝉鸣非为‘我’发,而‘我’却谓其‘相警’,是蝉于我亦‘无情’,而我与之为有情也。错综细腻。”

  李商隐看到了社会的弊端但他却无能为力,一生执着与为希望而奋斗,但却一次次被现实所击倒。作者认为自己也像蝉一样因为品德高尚,不肯与人同流合污,才会受到权贵的歧视和冷落,生活极其清苦。为此诗人不断地向当政者发出求教的呼吁,无奈都是白费唇舌。读完这首诗我们会发现诗人的另一层含义:蝉的怨恨还能得到我的同情和理解,我的处境又有谁来同情和理解呢?自己的悲哀要远胜于蝉。这一个“恨”字把诗人的满腔愤懑都倾泻了出来,赋予了浓郁的悲剧色彩。

  李商隐一生坎坷,长期为幕僚,这小小的官职犹如梗草浮沉于宦海,尽管满腹经纶、志存高远,但是卷入党争旋涡的他备受排挤,任凭声嘶力竭的哀鸣也无济于事,没人同情,潦倒终生。诗人正是以蝉自况,借蝉栖高枝、饮清露喻己志高洁、行清廉,蝉的“徒劳费声”和“碧树无情”喻宦海险恶、世道无情,诗人官卑禄薄、梗泛飘泊、孤寂无援、悲愤无告的人生境遇在这一蝉一 我、亦蝉亦我的短短 40 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咏蝉诗,“传神空际,超超玄著”,被朱彝尊誉为“咏物最上乘”。

  蝉是造化所生的微物,便于表现纤细之美和细腻的情感,在上层人物那它是高贵与高洁的,在普通文人那它是高洁与闲愁甚至是哀怨的。情感的不断深化与诗人自身的经历、创作时的心态有关。唐诗中的蝉犹如一面文化多棱镜,折射出色彩斑斓的人文光环,当我们从文化、情感的视角去细细品味这些诗篇时,我们发现了作者们的审美理想和时代的心理特征以及唐王朝从兴盛到衰落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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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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