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各国不仅无暇顾及中国,而且都在战争中削弱了各自的实力。刚刚成为大总统不久的袁世凯,此时正忙于复辟帝制,1914年8月北洋军阀政府宣布保持中立,同时希望在中国的各国驻军保持克制。
而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却认为,他们独霸中国,实现“大陆梦想”的机会终于来了。日本以英日同盟为借口,要求德国在中、日两国海面上的军舰一律撤退或解除武装,并将胶州湾租借地无条件交给日本。德国没有答复,日本正式对德宣战。日军不顾中国政府在山东划定的“中立区”,在龙口强行登陆,背弃了自己原来提出“县划界”的要求,挥师西进。于11月7日攻陷青岛,占据了胶州湾租借地和胶济路全线,使得中国的东海几乎成为日本的内海。
这个时候,大隈重信不再提“保全”二字,以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为诱饵,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其主要内容是:
- 中国承认日本在山东的一切权益;
- 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及南满、安奉铁路的经营管理期延长为九十九年;
- 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东部的开矿、购地特权;
- 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割让或租借他国;
- 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顾问,中国军械厂由中日合办;
- 将武昌至九江、南昌,南昌至杭州、潮州间的建筑权让给日本;
- 日本有在福建省内修筑铁路、开矿等投资的优先权,等等。
这是一个要将整个中国变成日本附属国的要求。大隈重信再次强调,中国是日本的“利益线”,日本成为中国的“保护国”理所当然:“按中国之现状,并无自保之力,外国则除日本外无此资格。盖中国之保全与日本之存在,二者乃不可分离之事实,则只有日本负此责任。”
袁世凯没有直接拒绝“二十一条”,采取拖延策略,同时向外界透露日本要求,指望西方列强能察觉到日本的野心,来"以夷制夷”。而日本则希望在欧洲国家还纠缠于战乱之时,尽快确定在华利益,防止中国求得外援。
日本外务大臣加藤高明在发给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的电文中就明确指示:“望公使多方设法,迫使中国方面接受连日商谈,倘连日商谈实不可能,亦应随时决定日期续行谈判,以不稍贻对方以喘息之机。如中国方面稍露迁延之意,即应严加督促,以保持谈判不致中顿为宜。”
面对北洋政府的反复拖延,日本终于失去耐心,颁布关东戒严令,命令山东和奉天日军备战。日商纷纷回国,舰游弋于渤海,进行武力威胁。被袁世凯寄予厚望的英、美两国此时并不希望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反而劝说中国接受日本的条件。
1915年5月25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了"二十一条"的修正案《中日民四条约》。袁政府接受最后通牒的消息一经传出,群情激愤,举国认为是奇耻大辱。各城市爱国团体,纷纷集会,拒不承认“二十一条”,誓雪国耻。条约签订不到一年,袁世凯即忧病而亡,中国国内政局变动,与1923年国民政府宣布正式废弃该条约。
至于条约中关于日本在满蒙权益部分,东北地方当局张作霖也进行了强硬的抵制,通过省长或县知事下达了一系列排日法令,而日本却坚持认为条约依然有效,导致形成了“满蒙悬案”,成为之后”皇姑屯事件“的导火索。
给中国造成巨大苦难并掠取了巨大利益的日本,却认为他们也处在无尽的苦难中。
一战结束后,美英为遏制日本崛起后的扩张势头,为规范东亚地区的国际殖民秩序,于一九二一年末至一九二二年初召开华盛顿会议,会议产生的公约和条约促生了一种新的国际体系,华盛顿体系。
华盛顿体系不但将日本在亚洲的扩张进行了种种限定,比如确认满蒙地区是中国领土不容别国占领,而且还给太平洋地区的国际殖民秩序排出了名次:美英为一流帝国,日本为二流帝国,法国和意大利等为扶助角色。觊觎着整个亚洲的日本,被列强们列入了二流,这让日本人感到愤懑和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