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曾向女儿讲诉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的惊险时刻。1927年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邓小平也赴上海工作，担任中央秘书长。

那正是大革命失败后的至暗时刻，党的所有机构均转入地下，一切行动异常谨慎。1928年4月15日上午，邓小平到公租界戈登路望志里一处秘密机构与罗亦农接头，商讨重要工作。

事情办完后，邓小平由后门离开，而罗亦农仍然留在屋内等山东来的代表。邓小平刚走出后门，看到前门口一个伪装成擦鞋工的中央特科队员用手指了指正门。

邓意识到很可能出事了，事实上他离开不到一分钟，租界巡捕突然从前门冲入并将罗亦农逮捕。由于事发突然，周围埋伏的警戒哨根本来不及反应。邓小平幸运逃过一劫，但罗亦农被捕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罗亦农是什么人，敌人为何会突然抓捕他？接头的地点极为机密，敌人又是如何知道的呢？

一、罗亦农突然被捕

罗亦农是时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于1902年出生在湖南湘潭。五四运动后，只身前往上海求学，由于交不起学费只能去一家报社中兼职。因此认识了陈独秀，接触到革命思想。

后由陈独秀介绍，罗亦农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成为该校中国班首批学员，他被同学推选为负责人。1921年，罗亦农由团员转入党员，并担任中共旅莫支部书记，他还介绍刘少奇转为党员。

1925年，由于革命形势需要，罗亦农奉命回国赴广东、北京、上海等地工作。参与领导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在北京筹建了中共北方区委党校，并担任校长，这是我党第一所党校。罗亦农还与周恩来等人领导发动了著名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老蒋和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中央决定重新迁回上海，并任命罗亦农担任长江局局长。11月，他在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罗亦农是1927年底到达上海的，由于他曾在上海领导过工人起义，名气很大。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当局将其视为眼中钉，悬赏数万元捉拿。上海的军、宪、警、特以及租界的巡捕无时无刻不在追踪罗亦农的下落。

罗亦农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在赴上海之前，他曾对王一飞说：

今日我动身去沪，吉凶未卜，但君命急召，加以此次之行程关系甚大，因而决定冒险而去。

到上海后不久，罗亦农奉命巡视湖南、湖北，了解那里的农民运动，为中央制定全国斗争方针提供参考。1928年4月初，罗亦农再次回到上海，此后他频繁接见各地来沪的同志，听取他们的汇报，忙得没有时间找房子，只能暂住在愚园路亨昌里郑林超（时任宣传部长）家中。

罗亦农新婚仅4个月的妻子李文宜正在上海美专读书也只能暂时住校，他们是在武汉工作时认识，由同志、战友发展成革命伴侣，关系十分亲密。4月8日这天，罗亦农忙完工作，夫妻两人匆匆见了一面，临别时罗亦农为她叫了黄包车。

李文宜似乎早有心理感应，上车后依依不舍地回过头来看着罗亦农，此时罗亦农正笑着向她挥手……不料这成了定格在李文宜记忆中最后的画面，那一次分别竟然成了两人的永别。

14日晚，因为有两个省的代表将于次日到沪，李维汉（时任临时中央常委）去找罗亦农汇报，两人决定各接见一名代表。罗亦农选择去戈登路的秘密机关，因为驻机关的何家兴夫妇曾担任过他的秘书，双方非常熟悉。

次日接见完代表后，李维汉再去找罗亦农汇报，等了很久却不见他回来。事实上，白天罗亦农已经被捕，邓小平脱险后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中央。周恩来得知情况后非常震惊，他下令查明罗亦农被捕的原因并设法营救。

二、罗亦农身边出了叛徒

当时中央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已经成立，情报科科长陈赓在中统、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租界巡捕房等敌人核心部门都安插了内线，并没有费太大力气就打听到罗亦农是被叛徒出卖的。

据内线人员提供的情报，出卖罗亦农的是一对姓何的夫妇，女的长相漂亮、打扮时髦，四川口音，还能讲德语。他们手里还握有一份300多人地下党员名单，打算在获得出国护照和赏金后交给租界巡捕房。

当时党内能讲德语的女性并不多，并且姓何又对罗亦农有一定了解，陈赓脑袋里立刻闪过了两个人——临时中央上海站的负责人何家兴夫妇。

罗亦农被捕后，何家兴夫妇并没有被捕，陈赓还派人询问过他们当时的情况。何家兴之妻贺治华说：“来抓人的巡捕懂德文，我们自称是搞翻译工作的，以此敷衍过去。”

审慎起见，陈赓又拿何家兴夫妇的照片让内线比对，最终确认是他们出卖了罗亦农。何家兴曾担任罗亦农的秘书，双方关系不错，他们为什么要出卖罗亦农呢？

贺治华曾在德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被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与留学生何家兴相识并结为夫妇。他们回国后在罗亦农领导下工作，据罗亦农的妻子李文宜回忆：两家人同吃一锅饭，共请一位女工烧饭，基本上生活在一起。

但贺治华生性浪漫，在国外染上了坏习惯，她迷恋外国纸醉金迷的生活，常常晚上打扮得“美而艳”地出去跳舞，很晚才回来。这无疑是违反地下工作纪律的，而且极易暴露身份，危害组织安全。

罗亦农因此严肃地批评过贺治华几回，她表面上诚恳接受，白天故意不外出，连买东西都要托人。但晚上仍然偷偷出去，玩到半夜三更才回来。此外，贺治华酷爱打扮，花钱也大手大脚，当时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每个月只有20来元，根本不够他们夫妇开销。

最让何家兴夫妇难以忍受的是，当时国民党在上海实施“白色恐怖”，常常有地下工作者被捕。他们常常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更换住址，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精神高度紧张，因而不满动荡和危险的生活环境。

这种生活自然与国外安逸的生活有天壤之别，但作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自然不会被困难和危险吓倒，这充分说明何家兴夫妇并没有坚定的革命信念。

何家兴夫妇一直向往到国外过安逸的生活，无奈手头紧张又办不到护照，事实上组织也不会轻易让手中掌握着秘密的人去国外。久而久之，何家兴夫妇便产生了邪恶的想法。

他们守着中央秘密机关，了解一些重要领导的活动信息，手里还掌握着大量地下党员的名单，他们想以此换取金钱和出国护照，于是向巡捕房告密。

4月15日那天，罗亦农刚到接头的秘密机关，何家兴夫妇立即按照事先与巡捕房约定的办法，派奶妈与在戈登路路口的华探报信。不久，英国捕头洛克便带人赶来，他用德语与贺治华进行对话后，将罗亦农逮捕。

罗亦农并没有抗拒，因为山东代表即将到来，拖延下去会牵扯到他。

三、顾顺章一个昏招使营救行动失败

在查明叛徒后，中央并没有急于给予惩处，因为打草惊蛇会影响到营救罗亦农的行动。

为了不使何家兴夫妇产生怀疑，李维汉亲自约见了他们，并说：“你们受惊了，现在还是要躲一下，另外找一个房子，等搬家后再把地址告诉我们。”临走时，李维汉还给了他们一笔钱。

由于李维汉亲自出面，何家兴夫妇并没有产生怀疑，他们果然将搬家后的地址告知组织。

特科将全部精力用于营救罗亦农一，救人的办法主要有三种：

第一是合法营救，就是请律师帮被捕的同志打官司，争取轻判，以后再疏通关系获得减刑。但这一招只在租界管用，敌人已经知道罗亦农的身份，像他这样的大人物必然会被引渡给国民党，而国民党是不讲法的。所以合法营救用不上。

第二种是贿赂巡捕房或国民党军警，直接释放被捕同志。当时中央筹集4万多银元，不惜代价救出罗亦农。据李文宜回忆，事后顾顺章带着她四处奔走，见了很多青洪帮人物，试图联系上国民党军政头目。但此事已惊动国民党高层，没有人敢帮忙。

第三种办法便是武装营救。一旦开枪就会产生伤亡，甚至危及被捕人员生命，这是万不得已才会选择的方案。中央特科设计了一个营救方案：

国民党必然会向租界要求引渡罗亦农，特科派人伪装成送葬队伍埋伏在敌人必经之路上，将枪支藏在棺材里面。等囚车经过时，取出武器一举消灭敌人，抢回罗亦农。

行动要成功，前提是获知敌人引渡的时间。事实上，情报科通过内线人员不难查到引渡时间，但顾顺章出了一个昏招，他让李文宜去找何家兴夫妇打听引渡时间。

李文宜此时还不知道何家兴夫妇已经叛变，她找到何家中，贺治华装作很悲痛地讲了罗亦农被捕的情况，还表示都亏自己，才保住了山东来的代表和党的重要文件。

李文宜开门见山地说：“你和租界的洛克探长很熟，还送过他钻戒，能否向他打听一下罗亦农到底什么时候引渡。”贺治华听后脸上露出一丝尴尬，应承着说：“一定帮问问。”

隔了一天，李文宜再次找到贺治华问：“是否有回信了？”何家兴夫妇回答说：“搞不清楚，人家不告诉我们。”

李文宜哪里知道，此举无异于打草惊蛇。何家兴夫妇在党内工作过，自然知道这意味着特科将采取营救行动。他们将情况告诉了敌人，使敌人更加警觉，提前将罗亦农引渡给淞沪警备司令部，营救计划失败了。

四、罗亦农遗孀提出三个要求

罗亦农被引渡后关押在龙华看守所，敌人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以便进一步破坏中共地下组织。他们连续审问了罗亦农三次，罗亦农早已做好赴死准备，任凭敌人严刑拷打，始终没有吐露任何秘密。

除特科仍在设法营救罗亦农外，许多工人也在想办法营救。老蒋害怕夜长梦多，于4月20日下令淞沪警备司令部将罗亦农“就地正法”。21日，罗亦农被敌人杀害。《申报》刊登了当时的情况：

罗亦农穿着整齐的马褂、灰色长袍，在敌警备司令部派来的特务营一个排的押解下，从容步入刑场，英勇就义。

罗亦农牺牲的消息传来，向来处变不惊的周恩来也悲痛得难以控制情绪，但他又害怕哭声会惊动周围邻居，只能把脸埋进装有水的脸盆里，一边流泪，一边洗。

罗亦农新婚仅4个月的妻子李文宜更是悲痛欲绝，不久周恩来代表中央去看望她，并交给10元抚恤费。李文宜泪如泉涌，说什么也不肯收这笔钱，她提出三个要求：

1、给我一支手枪，我要为亦农报仇，为党除害；

2、置办棺木改葬亦农同志；

3、希望组织派我到莫斯科去学习。

周恩来沉思了一会说：“手枪不能给你，不是不相信你没有这个决心，而是你没有这种技术。我们大家都要为亦农同志报仇，叛徒会有同志去处理。”

接着周恩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这是罗亦农被捕后通过秘密渠道传递出来的遗书，上面写道：“永别了！望你学我之所学以慰我……”

周恩来接着说：“第二点没有问题，第三点正是亦农同志的遗愿，组织将尽快安排。”后来，周恩来派人将罗亦农改葬在江湾第二公墓，李文宜也前往苏联留学。

罗亦农牺牲后，叛徒引起了党内同志的公愤，李维汉和邓小平商量必须制裁叛徒。这既是保卫地下组织的需要，也能震慑其他有叛变预谋的人。

鉴于叛徒手上还有大量地下党员的名单，异常重要，制裁行动由情报科科长陈赓亲自出马。4月25日清晨，他带领三名特科队员登上何家兴夫妇住的小旅馆，另一名队员把守住后门。

此时伪装成迎亲队伍在街道上接应的队员点燃了鞭炮，顿时锣鼓熏天，一片热闹景象。陈赓等人趁机冲入何家兴夫妇住的房间，逼迫他们交出地下党员名单。随后将何家兴击毙，贺治华额头中了一枪，滚入床底装死。

特科队员顺利撤退，后来才得知贺治华没有死，被送往医院治理。但她的下场非常可悲，中枪后瞎了一只眼睛，躲回到四川老家后精神错乱，在解放前病死。

李文宜从苏联回国后长期从事妇女工作，曾担任过全国妇联常委等职务。抗战爆发后，周恩来派人到四川将罗亦农的独子罗西北（与前妻所生）接到延安照顾，后来他也被送往苏联留学，解放后成为一名水电专家。

尾声：

何家兴夫妇的人生无疑是可悲的，他们原本有着大好的前途，却因为革命信念动摇当了叛徒，最终害人害己。通过他们也可以窥见当时地下工作面临着多么艰难的处境，外有敌人疯狂捕杀，内有动摇分子侵蚀。事实上，这些叛徒的危险甚至还要大过敌人。

中央特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他们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他们对叛徒从不心慈手软，为保卫中央机构的安全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正是有这个机构存在，极大地震慑了动摇分子，中统头子徐恩曾在回忆录中描绘过特科的锄奸行动：

其选择的地点和时间，都经过周密的计算和布置，使人难于提防，这种情况引起其余的工作人员的不安，每个人的神经非常紧张，那些曾从共产党中转变过来，或是曾经参加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破坏行动的人，更人人自危，整日不敢出门，因为谁也料不到，何时会成了红队的下一目标，大家在紧张恐怖中过生活，自顾尚不暇，当然完全丧失了向敌人还击的能力。

从此描述中，不难看出中央特科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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