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立后，统治者出于克服藩镇割据祸患，维持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大力“兴文教，抑武事”，确立起了“崇文抑武”的政治理念与治国方略。宋太祖还立下“家法誓约”，要求他的子孙不杀士大夫和言官，并为宋代后来的统治者所奉行，所以“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崇文抑武”是有宋一代强化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的核心，也是文人政治形成的重要基础。

　　中央集权的强化。宋太祖、太宗吸取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君弱臣强的教训，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也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君主专制集权统治。

　　集中军权。建隆二年（961），宋太祖赵匡胤取消统率禁军的殿前都点检，将禁军指挥权收归皇帝手中。并把禁军分为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部分，合称“三衙”，任命资历浅、易控制的将领担任都指挥使，合称“三帅”。“三帅”直接听命于皇帝，他们虽有领兵权，却无调兵权。不久，他又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削夺了一部分武臣的兵权。在中央设置枢密院，掌天下兵籍、武官选授及军队调动等。枢密院虽有调兵权，却不能直接指挥军队。实行“更戍法”，让军队定期轮换屯戍地点，而将领却不随军更戍，以达到“兵无常帅，将无常师”，防止将帅专兵的目的。还选拔各地军队中的精壮骁勇者充实禁军，以加强中央的军事力量，作到“内外相制”。

　　分割宰相权力。宋太祖为了加强对朝政的控制，开始通过分割相权的方式来削弱宰相的权力。宋朝宰相办公的场所“政事堂”，设在内廷，宰相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或平章事。在宰相之下，设立“参知政事”一职，初为副相，后来地位有所提高，在宰相出缺时，可以代行宰相职权。同时，枢密院作为最高军事机构，与政事堂对掌大政，号称“二府”，凡军机大事，枢密使直接对皇帝负责，宰相无权过问。还设“三司使”总理财政，掌度支、盐铁、户部事，号称“计相”。又设审官院、三班院、审刑院等机构，进一步分割宰相权力。

　　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为了根除唐末以来武将跋扈地方的弊病，由朝廷选派文臣带京朝官衔担任州一级长官，称“权知军州事”或“知州”。宋太宗时规定节度使除兼任所在地州府长官外，不得兼领支郡。为限制知州的权力，在州一级设置通判一职，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所行文书必须有通判签字才能生效。宋初，仿唐朝制度，还在地方上设立了若干“道”，宋太宗以后改称“路”。在“路”一级行政机构中，设有转运使司（简称漕司，掌计度本路财赋、漕运钱谷、问案捕盗、点检狱讼诸事）、提点刑狱司（简称宪司，掌本路刑狱、复查案牍等事）、提举常平司（简称仓司，掌本路义仓、免役、市易、河渡等事）与安抚使司（简称帅司，掌本路军事）。“四司”并立，互不统属，分别对朝廷负责。其中前三司还兼有监察地方的职责与功能，又称为“监司”。

　　官与职殊、名与实分的职官制度。宋朝的任官制度中，实行“官”、“职”与“差遣”的区别。“官”只是标明官员的级别和领取俸禄的依据，称为正官或寄禄官。“职”（或称帖职）是给文臣所加的学士、直阁一类的荣誉衔，通常不一定实际真任其事。“差遣”才是官员实际担任的职务，或称职事官。这种任官制度的实行，大大提升了皇帝对官僚系统的控制能力。

　　文人政治的形成。从宋太祖时起，就在任官制度上大力改变唐末五代以来重武轻文的局面，及至宋太宗时期文臣地位进一步提高。这既是宋太祖重文轻武政策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宋太宗时期强化集权统治的核心内容。

　　文人政治的主要表现：第一，重馆阁之臣：宋承唐制，设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三馆”作为朝廷藏书、校书、编书的场所，后统称“崇文院”。又于崇文院中另“秘阁”，用于国家藏书。“秘阁”与“三馆”合称“馆阁”，又称“四馆”。其中官员都由文臣担任，统称为“学士”。与唐代不同，“馆阁”还兼具着培养、储存政府高级官员的功能。馆阁学士位处清要，常常得以越级提升。特别是朝廷高级官员，大都出身馆阁。

　　第二，以文吏夺武臣之权：宋太祖一改前代“出将入相”之习，确立了“宰相须用读书人”的基本原则。宋太宗时，军队中大部分高、中级将领的职位，都改由文官担任。尤其是枢密使一职，几乎完全为文官所垄断，由武臣出任者只是个别情形。有些地方官员，还被赋予了兼理地方部分军务的职责。甚至临战之际，也多任命文臣统军出战，而以武将为辅佐。第三，重科举出身：宋朝的官员选拔，大致有科举取士、门荫补官、从军补授、吏人出职、纳粟摄官五个途径。其中虽以门荫补官者人数最多，但素养与地位最高的还是“科举”出身，最为显达，“名公巨卿，项背相望”。宋太宗时，又进一步提高了有科举功名的人，在官员升迁等制度中的权位。

　　文人政治形成的社会基础。第一，经济制度转换与阶层结构的演变：唐末以来，封建土地私有制日益发展，土地兼并与买卖现象日趋严重，造成“均田制”的破坏，也使门阀士族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庶民地主力量日渐兴起，并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士族与庶族在实质上已日渐合流，这也为文人政治取代门阀政治奠定了基础。第二，统治者的历史经验反省：宋初统治者在对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皇权衰落，以及自身经历的反省中，针对武臣跋扈的弊端，将“抑武”作为强化皇权的一个基本原则与政策，其对国家统治之依靠，也就势必转向文官系统。

　　第三，科举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宋代科举制度虽基本借鉴唐代，但在一些具体内容上却更加完善。诸如取消地方或太学的推荐程序，允许“投牒自进”；扩大录取名额；简化完善考试程序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以往的门第限制，增加了庶族寒门士人及第仕进的机会，改变了官僚的构成状况，扩大了文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第四，印刷业与社会教育的发展：印刷技术的改进，书籍的大量刊刻与流布；官学与私学教育的兴盛，日渐打破了世家大族对文化的垄断地位与文化优势。

　　宋代文人政治评述。第一，宋代文人政治的形成，从根本上说虽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衍生物，但与世族门阀政治相较，极大地扩充了国家的统治基础，体现出了更强的社会开放性，是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官僚政治体制的开端。也为后来元明清时期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不断增强奠定了基础。第二，促动了士大夫阶层政治理念的发展与自觉。在维护皇权这一基本政治理念之上，对皇权进行一定的规正与制约、官僚自身责任的体现与发挥等理念也进一步得以深化，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第三，文人政治的膨胀，也导致了宋代“冗官”日重与武备孱弱的消极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