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英老师是陕北文化和陕北民歌的优秀传承者，他有天生的好嗓子和独有的心灵天赋，用歌声一次次诠释人生的深度和广袤内涵。”宝塔区作家协会副主席李全文评价说。

上世纪60年代，李海英出生在榆林清涧县折家坪清水湾村。“我父母是普通而穷苦的农民，但他们和爷奶都是爱红火热闹的陕北人，尤其爱唱陕北道情。”李海英小时候深受道情艺术的濡染，在这种艺术浸淫的土壤里成长，奠定了李海英一生的艺术基石。

“在我小时候，我们一家人能唱一整台《红灯记》，父亲多才多艺，性格豪爽；母亲嗓子好，热情喜啦；夫妻俩一唱一和，说开始就把炕头打遮开来，满盘炕就成了戏台，姐弟五人各有角色，锅碗瓢盆都成了乐器，一家人其乐融融唱戏唱歌。我排行老四，生旦净末丑一招一式，每句词儿都背得滚瓜烂熟。”李海英对华商报二三里资讯记者说。

在李海英的童年里，煤油灯里闪烁着的都是炕头上，一家人其乐融融唱戏唱歌的情景，母亲唱歌自己编词，而父亲也来凑热闹，开始唱《张良卖布》《小放牛》成为李海英一生永恒的记忆，在这种贫苦的日子里，一家人在精神上就有了特有的优越感。

高考与剧团招录落榜

却迎来命运的两次大转折

高中毕业，李海英没能考上大学，他跟着一个叔叔跑到甘肃嘉峪关，在一个矿山背石头，在这个荒凉的矿山里，他白天干活，晚上工人们就撺掇李海英给大家唱酸曲，唱着唱着，李海英就成了一群受苦工人里最受欢迎的后生，连工头都对他另眼相看，有时候会找一些轻便的活儿让他干，伙食也比其他人好一些了。

背了整整一年的老石头，把脊背的老皮磨掉了三层，似乎把身上的锐气也磨平了一些。这时父亲连续写信催他回来当民办教师，他只好背上铺盖卷回了老家。

李海英好学，干民办老师不光要教学，抽空还要劳动帮家里出工，他一刻也没停止自学，大哥李志英也给他寄一些音乐方面的书籍，鼓励他学习，他从普通教师干到了校长，但走出大山的愿望一刻也没有停止，内心还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

当民办老师期间，他坚持高考了三年，都无奈落榜。第三年，得知县剧团招演员，李海英踌躇满志地报了名。凭着扎实的文化基础和唱功，一举考取了第二名，明明需要七八个名额，录取名单里却没有他，最后才得知，他的名额被人挤掉了！一股子悲凉把人打到了谷底。

虽然没考上，但是县剧团的人都晓得，那折家坪公社有个能把天唱破的李海英。他从此也不再安分当民办教师了，而是立志要当一名民歌演员！

在大哥的指点下，李海英背上破旧的铺盖卷，怀揣着民办教师挣的一点钱，跨过秀延河，踏出清涧大山，直奔延安城。一边打零工，一边拜师，一边还在坚持自学，蹲在东关大桥的桥头守望一天的日月，躺在东关车站的角落里借着冷清的灯光学习，有时候没有住的地方，瞅着哪里冒烟，就钻进锅炉房里凑合一宿，一边学艺一边唱歌。

在最难熬的日子，生活出现了希望，延安地区歌舞剧团面向社会招收演员。“考试当日，我一口气唱了五首民歌，再次考进了前三，进了延安地区歌舞剧团，1985年，我正式成为一名陕北的专业歌唱演员。”李海英告诉记者。

李海英在歌舞剧团因“三绝”出了名：高音敢高到天，收音能走十八弯，饭量能顶三个半。“刚入团，我为了争取演出上台的机会，每一次有唱歌的机会，都要拼了命的表现，哪怕把嗓子唱破，浑身发抖脑门冒汗，也得把这一嗓子给飙上去。”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李海英再次凭借新改编的单曲《东方红》《赶牲灵》《黄河船夫曲》，以及对唱曲目《夫妻识字》《五月散花》等名声鹊起。通过《那哒哒也不如咱山沟沟好》这一首歌曲，李海英荣获1996年陕西声乐比赛一等奖。

李海英红了，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后生就成了歌舞团的台柱子，各种荣誉接踵而来，但就在他演艺生涯顶峰时期，剧团的经营状况却与日俱下，八十年代的辉煌不再，剧团发不开工资，演出逐月减少，各个剧目演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90年代初期，李海英和几个同事恋恋不舍地离开歌舞团， 是金子哪里都能发光，别人还没找到工作的时候，李海英已经找到在歌舞厅唱歌的工作，农村出身的李海英能吃苦，这种到处是机会的地方，很快就适应了新生活——当时深圳的歌舞厅非常单纯，都是工薪阶层下班后唱歌跳舞的休闲之所，他嗓子好，试唱之后，老板马上拍手叫好，又说，唱得好嘛，可你唱了个啥？我没听懂，咱这是深圳，天南海北哪里的人都有，你不能只唱你自己听得懂的歌嘛。李海英明白了，老板是听不懂陕北民歌，觉得好，想让他唱流行歌曲。啥歌儿流行？蒋大为的歌总会吧？当然会。《北国之春》唱了两句，老板就翘拇指，你这比蒋大为还蒋大为呀！就你了！

再回梦开始的地方

坚守艺术唱好陕北民歌

从深圳回到延安，还有一个最主要原因是自己的儿子出生了，一向不服命不认输的后生，心里有了家的牵挂。深圳的老板几次三番给他打电话，邀请他继续来深圳，但自己心里又舍不得家。思虑之下，李海英和同事们捣鼓成立了一支乐队，给刚刚起步的延安歌舞厅唱歌。延安人还未完全接受这种新鲜事物，乐队维持艰难，他干脆自己开歌舞厅，和朋友们一起经营，延安城里慢慢就接受了这个新鲜事物，听说李海英来唱歌，不仅年龄大点的人喜欢，年轻人也买账，反倒搞得红红火火。

李海英表示，当时给自己定了 “三不”规矩：低俗场合、红白喜事不唱歌，那是陋习；为朋友兄弟唱歌不收费，那是情义；组织召唤，公家的大事不讲条件，那是守德，一名艺术家的底线。

90年代后期，为了生活，李海英不得不变成了老板、打工人、也做过不少生意，赚过一些钱，也有赔得差点倾家荡产过，各种滋味都尝遍了，想做一名纯粹的歌手难，想做纯粹的民歌手更难，不仅仅生活要磨砺你，还有各种各样的压力。

李海英说，单位不景气的时候，咱得练功，单位好的时候，锣鼓一响，那就得立刻上台。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是一句朴实的话，但是要坚持十多年不容易，很多人为了生活，早已荒废业务。在艺术上，坚持才能真正体现你的热爱：爱不爱这行，坚持十年你再看，坚持二十年，三十年呢？

歌舞团在他和新任领导的努力下，逐渐走出低谷，集中优势开展业务，围绕市委市政府工作参加了多次演出活动。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延安歌舞团先后为外国友人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唱民歌十余次，多次参加国内外大型民歌交流演出，歌王李海英个人先后荣获省级以上奖励三十多次，出版各类民歌出版物百余种，个人演出专场三次，各类大型舞台剧演出近十种，他不仅成为歌舞团乃至延安的金牌歌手，更是名副其实的陕北民歌王！

在全国艺术院团艰难前行的大背景下，延安歌舞团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逐渐走出了困境，李海英也从歌王逐渐转换成为管理角色。从上世纪90年代初李海英成名以后，就有各种省级艺术团体要把他调走，当时，师父们不同意，认为延安歌舞团培养一个民歌演员不容易，那不是他个人的事情，那属于这个团，这个团培养了他！他没走成。歌舞团不景气的时候，有位老师要调他去省歌舞剧团，他自己不愿意走了。“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个时候，我不能走。新世纪的前几年，还有人想把我挖到更好的艺术院团，我自己更不愿意了，能唱民歌的地方只有延安歌舞团，走一处不如守一处，我再不守，如何对得起这个团里培养帮助自己的恩人们呢？”李海英笑着说。

生活的酸甜苦辣咸浇灌民歌，生命的苦涩和悲情渲染民歌，李海英把一生的经历、青春和热血播撒在了延安——他对艺术的坚守，他对陕北民歌信天游的执着，他对延安市歌舞团的深厚情感，都在春风化雨间得到了有力的回报……

华商报记者 贾令伟 编辑 马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