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 | 金角财经(ID: F-Jinjiao)

作者 | 林石


2亿。


2021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再次讲出了这个数据:目前灵活就业人员已达到约2亿人。


灵活就业人员何许人也?


有人一言以蔽之,“打零工的”;有人反问,“‘失业’两个字这么烫嘴吗?”。


不全对,也不全错。深圳三和的大神们过着“做一休二”的惬意生活,建筑地盘上的、纺织工厂里的工人们一年干到头才回家过个年,应届生们读不上研考不了公找不着活最终无奈签下一份《灵活就业协议》......他们都被统一称作“灵活就业人员”。


这个词本身并不新鲜。


早在2002年末,中国的灵活就业人员就已经达到了1.45亿人。


此一时彼一时,灵活就业人员这一“行”在这20年里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今,他们又都散布在哪行哪业?


我们想搞清楚这些问题。


灵活的“下岗再就业”


“灵活就业“的出现,与下岗有关。


90年代以来,国企改制,每年有数百万人回归社会,自力更生。


目前有据可查的最早一份文件是2002年名为《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就如是说道,“鼓励下岗失业人员通过非全日制、临时性、季节性、弹性工作等灵活多样形式实现就业。通过发展劳务派遣、就业基地等组织形式,为他们灵活就业提供服务和帮助。”


一文定调,灵活就业即是“非全日制、临时性、季节性、弹性工作等”的工作方式,与其明显形成强烈对比的,恰好就是此前在国营单位的朝九晚五——准确来说应该是“956”,一天八小时,一周六天的单休制。直到1995年3月25日,双休制才正式施行。


如果你对这理解还是模糊,北京市的这份文件表述或许能让你更清晰:“在社区从事家政服务与社区居民形成服务关系,或在区县、街道(乡镇)、社区统一安排下从事自行车修理、再生资源回收、便民理发、果蔬零售等社区服务性工作,以及没有固定工作单位,岗位不固定、工作时间不固定能够取得合法收入的其他灵活就业工作;”。


说白了,灵活就业不算失业,而是“下岗再就业”。


毕竟,当时下岗的人实在太多。请注意是,“当时”。


据国新办《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2004)》指出,仅1998-2003年,国有企业累计下岗2818万人。



制图:金角财经


官方为此连续推出了“三年千万”的再就业培训计划,而这群人最终流向,少不了灵活就业。


2002年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全国66个城市的调查就显示,下岗职工再就业后,85.4%从事临时性工作,3.3%是小时工或劳务派遣工。


调查估算得出,这一年中国的灵活就业人员约为1.45亿人。其中7500万为城镇从业人员。


这与统计数据相当吻合。这一年的城镇从业人员总数约为2.5亿人,私营个体就业人员比重为百分之三十三点一,亦即约为8300万人。


这也就是说,在2002年,在私营单位就业的人中,有90%都是灵活就业人员。


这与今天的情形完全不同。相似的是,单位还是人们眼中的香饽饽。


灵活就业人员里不得不提的,还有农民工。


除了7500万城镇就业人员,1.45亿灵活就业人员里,还有约7000万为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也就是后来我们常常听到的农民工。


在这一年,农民工的总数约为1亿人。这就意味着,进城农民工之中的70%,都是灵活就业人员。


国家统计局这一年的报告里还有一句话,“社会服务业和建筑业成为就业人员增加的新亮点”。


这个亮点持续了将近20年。


工厂、工地,遍地灵活


2002年,灵活就业人员中的“下岗再就业”人员,要比进城农民工还要多出500万。


但在此后接近20年的时间里,农民工都成为了灵活就业人员的绝对主体。


参考一个数据即可得出这个答案——未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数量。他们或是在各种纺织厂、电子厂、砖窟、煤窟打着零工的工人,或是跟着包工头辗转一个又一个工地的地盘工,或是出现在一个个城镇家庭中的清洁工、煮饭阿姨、月嫂。


他们都是灵活就业人员。


根据2016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数据,未与单位或雇主签订任何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例为64.9%。按照2016年的2.82亿农民工来算,这就已经是是1.83亿的灵活就业人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比例在2013年之后一直呈逐年上升趋势。而此后数年的监测报告,未再公布这一数据。



制图:金角财经


假如我们仍取2016年的64.9%这个比例,结合2021年的农民工总数约为2.93亿,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数字:


1.9亿。


这与前不久公布的“2亿灵活就业人员”,相差无几。


在农民工中从事行业中占比最多的,则是制造业与建筑业。



截图自《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以制造业为例,2021年,有约7900万农民工进入制造业。


世界银行在2004年与2011年做的中国制造业抽样调查中,企业平均使用临时工的比重为34.66%与20.57%。


而按照今年3月发布的一篇名为《不稳定就业与农民工市民化悖论:基于劳动过程的视角》的论文引用的案例:


武汉市一家从事家电生产的大型企业,该企业共有员工3475人,在2075名一线普通工人中,企业直接聘用的合同工仅有171人;从劳务派遣公司雇用的员工为846人;临时工1058人。临时工比例为30.4%。


假如我们只算临时工,取三个数据的平均值29.7%来算,制造业也有至少2300万的灵活就业人员。(而事实上,大多数时候,劳务派遣员工亦可被算作灵活就业人员,根据全国总工会研究室的一份调查,2020年中国有3700万的劳务派遣工)


数据更为确切的是建筑行业


综合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 年我国建筑行业从业总人数为5535 万人中,农民工中从事建筑行业总人数为5415万人——也就是说,我国建筑行业从业者的 97.8%都是农民工。


而根据《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的测算,我国建筑业就业人员中约有 76.6%为灵活就业人员。


取这个比例换算,综合2021年的农民工监测数据,我们将得出一个数字:5557万。


也就是说,仅仅制造业与建筑业,就有接近8000万的灵活就业人员。


加上3000万的家政工,这三个传统行业就已经撑起了灵活就业人员的大半壁江山。


灵活就业新形态


时代是一个循环。


正如当初农民工取代了“下岗再就业人员”的主体地位,灵活就业人员也在新旧交替。


众所周知,流水线上、建筑工地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数据,2015年制造业劳动力30岁以下占比28.2%,30-45岁占比45.7%,45岁以上占比26.2%;到了2019年,30岁以下占比降为21.4%,30-45岁占比升为46.1%,45岁以上占比升为32.4%。


无论是30岁以下比重下降的6.8个百分点,还是45岁以上比重提高的6.2个百分点,均高于全行业变化。


建筑业也一样。


根据《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建筑业内的农民工平均年龄,已经由2008年的34岁,增长至2021年的41.7岁。



工地上的农民工


从年龄构成来看,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27.3%,比上年增长0.9%,是增幅最大的年龄组;21至30岁农民工占比19.6%,首次突破20%,降幅达1.5%。


不干建筑,不进工厂,新一代灵活就业人员都在干嘛?


答案是互联网平台


他们还有一个特别的称谓,叫新就业形态从业者,最为人熟知的有这几种: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


他们正有成为灵活就业人员新主体的趋势。


市场调查机构弗若斯特沙利文发布的《全国网约车司机生存状态调研报告》显示,中国大陆网约车司机人数超过3000万。其中持证司机数量由21年1月的308.6万,增至22年1月的398.8万。


中国邮政快递报社发布的《2019年全国快递从业人员职业调查报告》显示,从2016年至2018年,中国快递员数量增长了50%,总数量已经突破300万。去年6月,人民政协报报道称,全国快递员数量达335万


外卖员则更多。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截至2021年底,中国已有至少1300万名外卖骑手。



随处可见的外卖骑手


这还不是结束。


可以预见的是,即使我们时常抱怨,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的工作多苦多累,灵活就业人员多么缺乏保障,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的数量也还将持续上升。


原因有两个。


其一,是因为新的平台正在不断出现——自媒体从业者、短视频创作者、网络主播......


或许有一天元宇宙里也能有灵活就业人员。


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这次抢着进场的,不仅仅是从传统行业逃离的农民工。


还有,嗷嗷待哺的“毕业生”们。


参考资料:


工人日报《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已达1.45亿》

第一财经《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亟待提高》

国家统计局《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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