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7日,兰州邱家厨师刘清海一大早来上班,发现邱家大门洞开,守门的齐雨田副官也不见踪影,他正在纳闷间,发现客厅往外冒烟,以为是家里有了火灾,于是急忙赶到兰州市警察局第四分局报告,请求派消防队灭火。
消防队很快赶来并灭了火,消防员进入里面勘察现场时,发现房中有着浓重的汽油味,同时看到了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尸体,这些尸体下面又压着一根粗线导火索,导火索的另一头栓在了墙角的蜡烛上。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的特大凶杀案,凶手企图在作案后焚尸灭迹,破坏现场,却没料到厨师刘清海会早早来上班,以至于其焚尸灭迹的阴谋最终没有得逞。
要知道邱家是军阀盛世才的岳父家,与国民党军政各界素有联络,谁干下了如此惊天大案,令邱家几乎满门皆灭呢?
警察很快赶到,验尸和勘察工作随之开展,证实了现场一共有11具尸体,分别为:邱宗浚、邱定坤(邱宗浚之子)、费伯萍(邱定坤妻子)、邱光华(邱定坤长子)、邱光锐(邱定坤次子)、毕殿俊(司机)、郭石发(水夫)、何徳源(保镖)、何徳发(佣人)、陈守实(会计),除了邱定坤的长女邱光慈因病住院外,几乎是满门皆灭。
由于此案牵涉人物的特殊性,各军政警宪也先后来到来到现场进行调查,在各部门的勘察后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作案者有十人之多。
第二、有内线接应。
第三、作案前有缜密的部署,组织严密。
另外,根据邱家大部分贵重物品遗失来看,此案不单纯是一件杀人案件,具有强烈的抢劫财物的目的。同时看门的齐副官失踪也是一个疑点,他要不就是那个内应,要不就是被杀后运出,以转移侦查人员的视线。
血案发生后不久,西北行政长官马步芳在第一时间指示兰州警察局成立了“邱案破案委员会”,从西北各地调集大批经验丰富的破案老手侦破此案,但由于缺乏有效线索,目前只能从失踪的齐副官身上寻找突破口,但人海茫茫,齐副官究竟在哪呢?
正当案情陷入僵局之际,警方在失火的废墟中找到一封盛世才写给岳父邱宗浚的信,其内容是催促邱家尽快举家离开兰州,信中还提到了邱家托他到美国银行存储40000大洋一事,警方据此推测邱家极有可能有了逃往国外的打算,而这一打算已被其仇人侦知,这才造成了这次的灭门惨案。
为此,在马步芳的命令下,“委员会”动用了所能动用的一切力量,在二十余万人的兰州市寻找邱家所有的社会关系。与此同时,警方还背着盛世才查找其与邱家的基本情况,希望从中找出案发原因以及可供利用的破案线索。
据调查,盛世才和邱家本来都是东北人,自从1933年盛世才当上新疆督办之后,邱家也随之全家搬至新疆,邱定坤更是以“国舅”的特殊身份屡任要职,他动辄罗织罪名捕捉无辜百姓并没收被害者财产,弄得民不聊生,怨声遍地。
1944年,盛世才被调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邱家深知自己犯下累累血债,于是便携带着从新疆盘剥而来的财富迁居兰州,以避杀身之祸,并在兰州左公东路69号建了一座豪宅,此后的邱家人便深居简出,很少在社会上出现。
邱家一向防备森严,豪宅内外共养了五只警犬,保镖更是形影不离,就这样一个环境下连杀11人,左右邻居居然没有一人听到声响,可见作案者在邱家已经潜伏许久了。
即便如此,仍然没有丝毫线索!
正当办案人员在马步芳、盛世才的施压下焦头烂额之际,6月16日,一个叫王永杰的情报人员前来报告,称有人在市面上出售羚羊角,而且此人鬼鬼祟祟,要价很低,远低于市场行情。要知道邱家失窃物品中就有羚羊角,这种东西一般平民买不起,富人收藏又不会出售,所以这极有可能就是邱家丢失的羚羊角,兰州负责刑事案件的范宗湘立即召开会议进行部署,一定要将此人活捉。
随后,警方找到出售羚羊角之人,对他说是先看货再付钱,然后将其带至一个金店付钱,到金店后被埋伏在场的警察一拥而上将其抓获。
经突击审讯,此人名叫梁天合,羚羊角是他一个木匠朋友张占生委托他卖的。要知道此人手中的羚羊角属是典型的精品,重量有五六十两,可换黄金六七十两,一个普通木匠怎么可能拥有如此多的巨产呢?可见,此羚羊角必定是邱家被抢劫去的无疑。
至此,历时一个月的邱家灭门血案,总算有了一丝曙光。
根据梁天合提供的线索,范宗湘带队赶赴黄河北庙滩子李家湾十三号张占生的住宅,一举将其抓获,搜出金银首饰等大量赃物以及枪支弹药等。
但是对张占生的审讯却不太顺利,此人一再抵赖,称赃物全部是从哈密买回来的。办案人员调查其社会关系时,其邻居称5月16日晚上看到有人开着一辆卡车接走了他,办案人员基本可以确定,张占生就是邱家血案的凶手之一,随后又对其住处进行了仔细的搜查,居然在碎木屑中找到了一份撕开的电报,上面写着:“张占生,我已抵张掖,存物千万勿动,候我来处理,山。”
警察拿着这份撕开的电报让张占生看,他终于开始招供道:“我在新疆做木匠时认识了一个叫刘玉山的人,5月16日他来找我一起去邱家作案,说内部有他们的人,一切已经安排妥当,可从没提杀人一事。我当时只在门口站岗放风,也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6月20日,张掖保安大队调集了数百人围困住刘玉山住所,一举将其擒获。“破案委员会”连夜对其开展了审讯,刘玉山供出,和他一起作案的另一名主犯孙立勋,现住在兰州北水门一带,但经兰州警方调查,此人于最近已迁离兰州。
恰在此时,正在给邱宗浚一家善后的邱宗浚的二女婿汪鸿藻前来报案,称一个叫陈永春的人以学生的名字看望过他(汪鸿藻曾任教育长),此人言语闪烁,神态极不自然,更令人生疑的是此人有意无意一直打听“邱案”的进展。
警方根据此线索,很快调查出这个陈永春的住址,在传唤此人的同时居然意外发现了刘玉山所说的孙立勋,同时还在陈永春家中搜出一部分赃物。
通过对此二人的审讯,他们又先后供出在兰州的关子章、王祥仁两名主犯,其中关子章曾经给汪鸿藻当过司机,王祥仁则是给邱定坤当过翻译,此二人也很快被抓捕归案。
至此,“邱案”已经抓捕6人,其中主犯五人,窝赃犯一人。据这些人交待,凶案主谋是盛世才在新疆时的骑兵师师长蒋德裕,另外还有主犯刘自立、藏景芝、刘忠贤、董朴庵、尚德荣、齐雨田等人在逃,警方随之对这些人通缉。
蒋德裕、刘自立很快在卓尼落网,于7月8日押回兰州。由于当时兰州正处于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各级官员已经自顾不暇,所以已经不再过多问及此案,便以“主犯大部落网,余犯不知去向”为借口草草结案。
经审讯得知,参与此案的主犯绝大多数是盛世才及邱家父子的同乡或者部下,本不应该酿下如此惨案才对,但却偏偏为何要向这个显赫的家庭下此毒手呢?
例如,以在邱案中杀人最多的刘自立来说,他之所以要血洗邱家,就是因为邱定坤曾于1944年杀害了他的时任新疆伊宁县警察局局长的弟弟后,其弟全家又惨遭灭门,原因竟然是看中了弟弟家的一件古董,他的好友孙杰、顾先田也在这次的灭门案中同时遇难。
另外少数人是因邱家父子为富不仁,待同乡、部下吝啬刻薄而怀有怨恨,同时对盛、邱二人的暴行出于义愤而为。其余有些虽无直接冤仇,但原都为盛、邱之部下、同乡,盛、邱中饱私囊离任后,将他们抛弃不管。如今盛世才已逃往台湾,邱氏父子也准备远走,而且上门求援者,邱氏父子不但不给予帮助,反而扬言“宁可倒入黄河,也不给没良心的东北人”,这才引起了他们的杀心。
当然,邱家海量的财富也是引来杀身之祸的重要原因,即便只收缴回部分财物,估值已经达到了可怕的两万两黄金之多,可见邱家主政时对当地百姓的盘剥有多严重。
案件的过程不必重复,正如警方推测一样,的确是齐雨田做了内应,从而轻松将邱府众人一一灭口,整个作案过程几乎持续了一整夜,直至第二天凌晨四五点才从容不迫地离开,
案子登报以后社会的反应却与警方的态度俨然相反,当时的《民国日报》、《和平日报》连篇累牍报道了“邱案”的侦破过程,但市民却认为是邱家父子恶贯满盈、罪不容诛,甚至一些政商人士也投书马步芳,认为凶犯为为死难同胞报仇雪恨,非但无罪,反而有功,应予以释放。
7月中旬,由36人组成的“各界慰问英雄团”在艾沙先生的带领下来到兰州,向血洗邱家的案犯们表示敬意,同时请求甘肃省当局对案犯们从宽处理。
但最终由西北行政长官署成立的“军法裁判处”于1949年8月12日对案犯进行了最终宣判:
蒋德裕、刘自立被判死刑;刘玉山、孙立勋、陈永春、王祥仁处无期徒刑;关子章、张占山有期徒刑七年。
宣判结束后,蒋德裕、刘自立被绑赴红山根机场实施了枪决,其余人押至皋兰监狱服刑。
发生在民国末期的“邱家灭门案”因具有不同的特殊性故而影响较大,此案与其他杀人凶案相比有四点特殊性:一是被害者身份特殊,是军阀盛世才的岳父邱宗浚一家,其主仆11口人遭到杀害;二是行凶杀人者的身份特殊,这些人均系邱宗浚父子或盛世才的老部下,有的甚至是得力干将;三是案件发生的背景特殊,兰州和西北地区即将解放前夕发生的;四是案发后各方的反应特殊,除盛世才等被害人亲属及少数与之有亲密关系的当权者外,广大民众则拍手称快,愤恨被杀者而赞佩行凶杀人者。因此,就有些人认为案犯不该被关押受审。
但是我们要看到,再怎么说这些人还是犯下了杀人大案,尤其是邱家的小孩子们、佣人们都是无辜的,而且案犯们在主观愿望上还是为了私仇利益而杀人,这种情况放到哪个朝代也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正如历朝历代禁止“侠”的存在,认为他们“以武乱禁”,随便杀人岂不是乱了方寸?估计本案也是据此宣判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