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证明《西游记》是谁所著的实际上难度非常大。首先，我们从署名的情况来看。《西游记》并没有进行署名，历史上的知名作品都是分为两类。一类是当局者著作，以达到某种理想状态，比如西汉贾谊《过秦论》三篇，针砭的是当时西汉文帝时期出现的豪强，也就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土豪劣绅、官僚体系土地兼并严重、地方与中央政权矛盾重重等问题以秦之灭亡进行警示。由于秦汉的文脉兴盛，没有形成后来的帝权集中，思想禁锢的情况，所以贾谊的《过秦论》文风犀利，文采奕奕，又在朝局引起了重大的波澜自然需要有人负责，所以当局者署名为的是实现自己文人的理想，即为皇帝述说民间疾苦，期盼皇帝能够帮助庶民。另一类是旁观者著作。这类内容非常多，比如元明之交时期的富商罗贯中，写作的《三国演义》，以《三国演义》来影射当时的诸侯。汉朝昏庸也是元朝昏庸，黄天当立等于明教兴起，等等是以旁观者的角度来进行创作的。当时又处于乱世之中，只要不说关于元朝的祖宗和当局的现象问题就不是很大，署名完全没有问题。
反观《西游记》的中心思想是你不给我的，我可以自己当。孙悟空不满玉帝的弼马温官职能够给自己起齐天大圣。这在我们现代而言无关紧要，但是在古代等同于谋反，即使是以神话而言，也是挑战了封建的礼制问题。所以，当局者来写《西游记》断不可能。因为，皇帝之臣只有劝谏，不能反抗，更不能挑战皇帝的帝权。所以，以这个标准来看，《西游记》就不会是当局者，当权者所创作。那么，会有人说，退休后写作？更不可能！除了自己想那拿自己的氏族来看玩笑。明朝的锦衣卫特务机构，对于朝臣的掌握程度非常高。同时，没有动机。写文学作品都需要有个动机，一者是想着青史留名，二者是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三者是破落的书生对现实的不满。除此之外，无其他分类。《西游记》是哪一类？绝不是青史留名，也不会是破落书生对现实的不满，整个《西游记》的主线都是积极向上，遇到困难不停的想办法去解决的思路来进行的。那么就只有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这一条可选了。
那么以这个逻辑来看。《西游记》有什么政治理想和抱负？答案就在于《西游记》的成分及其复杂上面，最终的完成者，是将各类故事进行整合，然后形成一个主线不动，各类劫难选择明朝的各种奇葩事来进行叙说，加以比丘国、狮驼国、乌鸡国、西梁国等等，各类派系就是当朝的各种党派。也就是说，写作《西游记》的人，除了文学功底扎实以外，还需要对整个朝局、社会有基本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对于解决社会矛盾、朝堂的问题有自己的想法和对策，以此利用《西游记》铲妖除魔来影射当时的社会乱象，让当局者、旁观者都能够认识到西游世界中的大同社会是如何的。从这一点看，作者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当过明朝的官员，但不是位高权重者。
第二、对庙堂有认识和了解，自身处在中层阶级。
第三、对社会民情有基本的认识，长期活跃在民间。
以此，我们再看《西游记》作者的问题。民国时期鲁迅、胡适先生经过考究，认定最终完善《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其依据是从《天启淮安府志》所载断定淮安府人吴承恩所著。但是，《天启淮安府志》是在清朝咸丰年间重刻，已不存在吴承恩作《西游记》的条目。鲁迅先生的依据是从清朝乾隆年间的考古学家吴玉搢读天启《淮安府志》后，发了一通感慨，大致的内容是：天启年间的《淮安府志》记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
从这一个证据链条来说，鲁迅先生和胡适先生，针对《西游记》作者确实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查，那么为什么证据如此的单一，不能够从别的角度来判断吗？实际上很难，因为《西游记》的版本也是非常多，现行的版本是万历年间的世德堂版本《西游记》。在此之前《西游记》的版本有多种，大概是有十几种的版本，比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杂剧《西游记》、明初版《西游记》等等版本。
也就是说鲁迅、胡适先生是以世德堂版本的《西游记》进行的作者溯源，那么成本的版本的时间与作者的生卒年非常接近，也就是万历二十年的第一版，公元1592年，此时吴承恩去世仅10年，李春芳去世仅8年，而李春芳可以判断为校订者。《天启淮安府志》修于天启6年，公元1626年，距离吴承恩去世40余年，距离，万历世德堂版本《西游记》刊印仅有30年不到的时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西游记》一经刊印以后市场反响非常巨大，作为地方府志怎么会弄错？
我们来看府志是怎么回事？府志实际上就是地方志的一种，另一种是全国性的。省府州县是明清时期的行政划分，每个省份都有省志、每个府志、每个州都有州志、每个县都有县志。内容涵盖：政治、经济、人物、文学等等内容，且都有一定的自主权，只要结构上符合政府的要求，其余的内容可增可减。
地方志作为一个地区的大集合，我国自秦汉以后都非常重视地方志的编制和修订，目的就是为执政者更好的了解地区的人口、经济、土地、文化等组成，以便进行管理。比如广西地情网雷坚在《地方志的产生与发展》中，强调：《汉书·地理志》记载了西汉103个郡国以及1587个县、邑、道、侯国为纲，叙述了这一时期全国的地理概况，各郡、国、县、侯国的山川、物产、人口和民俗等，内容丰富，便于检索。
隋唐时期，大业年间(公元605～616年)“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宋王朝承袭唐代三年一造图经的制度，规定：“凡土地所产，风俗所尚，具古今兴废之因，州县之籍，遇闰岁造图以进。” 明王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就于洪武三年(1370年)下令编修一统志，以夸耀明朝统一的功绩，了解各地地情。以此，可以证明地方府志的官方性质，也就是说府志的内容具有及其的严谨性。
所以，说《西湖记》是记错成为《西游记》为吴承恩所著就是一种概率非常低的说法。官方的信息出错，而且是对于畅行市场多年的《西游记》记载错误，这么的影响力记错可能性非常低。那如果是淮安府志记错了，那么其他地区的府志是否有人来认领？虽然，古代没有旅游业，不会搞什么噱头，但是地区多一个名人的事情，谁不会去想？谁不会去做？有人会说为什么其他四大名著没有府志来记？原因很简单，发生的时间问题，《三国演义》、《水浒传》全部成书在元末明初，《红楼梦》则是清朝中期。仅有《西游记》是成书在明朝的中晚期。所以《西游记》中的世界内容更反映出了明朝时期的历史、社会现实等等。所以说，以府志来判断《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已经是铁证如山了。因为，文学家来判断文学作品，更多的是文学的艺术层面，用府志来判断本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是具有唯一性的特征。但是也可以去想，为什么胡适不说其他人完成的《西游记》？不找其他人的府志，难道他也是淮安府的人吗？肯定不是，胡适与鲁迅根据清代吴玉播的《山阳志遗》、阮葵生的《茶余客话》和丁晏的《石亭记事续篇》等书的考证，得出了《西游记》的作者是淮安嘉靖中岁贡生吴承恩的结论。
最后，来看吴承恩的履历：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生卒年为1500年-1582年，一说是1506年-1580。从明朝的历史线来看，处在明弘治年间（1470-1505），明孝宗朱祐樘，以孝、仁作为庙号是古代皇帝当中具有较高评价的皇帝。
《淮安府志·卷之二十二下·文苑》：吴承恩，字汝忠，山阳人，嘉靖中岁贡生，官长兴县县丞，英敏博洽，凡一时金石、碑版、嘏祝、赠送之词，多出其手。家甚贫又老而无子，遗稿多散逸失传。承恩谓文自六经以后，惟汉魏为近。古诗自三百篇后，惟唐人为近古。近时作者，徒谢朝华而不知畜多识，去陈言而不知漱芳润，即欲敷文陈诗难矣。官长兴时，与徐子与善、沔阳陈玉叔守淮安，子与过淮，三人呼酒，韩侯祠内，酒酣谕诗，终日不倦。时又有吴万山者，善诗及草书，玉叔皆折节交之，得娑罗树旧柘本于承恩家，即万山双钩刻诸石，子与常与玉权书云，二吴高士，咄咄仲举，设榻待之可也。万山名从道，沐阳人，世居山阳。
也就是说吴承恩后无子，其父吴锐（1461-1532），吴承恩父亲，字廷器，号菊翁，为人忠厚，喜谈说史传，好游淮地名胜古寺，故而能够对吴承恩进行影响。其中的重点是在明嘉靖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吴承恩娶户部尚书叶琪的曾孙女为妻，然后经过几次科举考试皆名落孙山。在嘉靖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42年，吴承恩时年四十余岁着手整理《西游记》，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吴承恩成为了岁贡生，即挑选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
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吴承恩认知新野县知县，兴建水利、增修儒学等民生及文化学术工作。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小股倭寇深入明朝腹地，袭扰南京，吴承恩弃笔从戎，并积极参军抗倭。这一点，吴承恩在《西游记》的整理和创作中有所增益，《西游记》中关于兵戈，如十万天兵天将描述、狮驼国小妖描述皆用来军事战术、训练术语等。而后，嘉靖三四七年，公元1558年，辞官归隐，着力写作。《西游记》成书时间，在嘉靖至万年年间，隆庆皇帝在位时长六年。
综上，先说说吴承恩的官职问题，知县的官职从历史的长河中，相比首辅、丞相、一省的政府官员而言，官职确少。但是，作为读书人来看，特别是在明朝，官僚体系当中，无党派而言，知县官职不小，绝对不是破落书生，以及对现实不满的书生那么简单，毕竟人家从政管辖一县之事物。而且，明清时期的知县管制刑名，以现有的官职来看，等同于县长、县委书记、县政法书记、法官等一身，非《范进中举》之范进，非《聊斋志异》之蒲松龄能够相比的。以吴承恩的官职来看，只需要坚持下去，虽无高官后禄，但是地方政府的实权问题不大。所以，吴承恩的个人性格，可以判断为不计较个人之得失，考虑的必将是明朝社会、官僚体系、仕子书生之从微观到宏观的视角。
从《西游记》的历史价值来看，更多的不是神魔小说那么简单，任何一个文学作为都有其核心的思想，可以从历史、社会、个人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和探究。《西游记》的价值在于社会、个人层面已经被人们所重视了，但是其历史价值的问题，目前尚没有去挖掘。而实际上，《西游记》的重大价值就在于历史价值上面，以历史观的视角来分析《西游记》才能够看到，唐僧取经实际上就是一个治国理政之道，神仙、佛祖都是在玉帝的管辖以内，唐僧团队是以儒家学说为中心，背后是当局者、旁观者受制于玉帝以及各个党派的领导人通力合作的行为。也就是说，唐僧的取经之路，每一个困难和挑战都是各个党派成员在基层从事的内容，得益于玉帝的恩准、如来的支持来完成的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局面。也就是有了后来的杀妖除怪的结果。试问，谁能够由此历史观和历史的视角？如果没有从政经历、从军经历、与社会接触之深，文学功底之厚，谁能够完成《西游记》的社会结构搭建？所以，完全可以断定就目前的资料来看，是吴承恩完成《西游记》，当然是最后完成，也就是《西游记》的成书成分非常复杂，不仅有《大唐西域记》还有许多，民间故事、明朝历史故事等等。即便不是吴承恩所著，其作者也需要具备以上的特点，更倾向于是吴承恩所著！因为，明朝晚期没有他人能够对整个社会有此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