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和雅典

梦想缘到

2022-05-10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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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斯巴达和雅典在经济及政治制度上的差异

多利安人的农业属性

相比那些在色雷斯、马其顿地区就被迫向西部山地迁徙的部族,迁入与希腊半岛核心地区相邻的品都斯山脉中南部山区的部族要幸运的多。

尽管整体环境更为恶劣,地缘位置也使得这半岛西南地区的海岸线,无法成为爱琴海贸易的直接受益者,但与塞萨利一阿提卡一一伯罗奔尼撒三大核心区相邻的位置,使得这一被称之为“伊庇鲁斯”的,希腊半岛西部沿海山地,最终成为了希腊的一部分。也正是基于这一地缘优势,在其它三个古希腊语部落发展成迈锡尼文明时,还在伊庇鲁斯地区从事农牧生活(以牧为主)的多利亚人,才有机会成为第一个入侵“希腊”的蛮族,并有幸洗白成为希腊人的一部分。

然而前面我们也说了,多利亚人的入侵,更多带有保守的农业文化色彩。就人类的迁徙的扩张动因来说,很大程度是因为人口的压力。

由于可供开发的土地有限,希腊半岛上粮食与人口之间的矛盾比大河文明地区更为尖锐。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有两种,一是遵循丛林法则,向周边地区发动战争(比如在抢夺其它城邦的收成),直接掠夺额外补给;另一种则是通过贸易手段,交换得到其它地区的粮食,进而在掌控商业渠道的情况下,纯粹充当“商人”(而不是生产者)获得更大的商业利益。

对于以雅典为首的迈锡尼文明继承者来说,后一种方法是他们强大的根本;而对于在曾经山区坚守畜牧经济的多利安人来说,接收迈锡尼文明中的农业成分,已经是一个质的飞跃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多利安系城邦就不会有贸易利益产生,雅典和它的盟友,就没人种地了。任何事物的定性都是相对的,就像我们说华夏文明的本质是农业文明的同时,也不会认为这一文明中,就没有商人的立足之地一样。

只不过,就海外贸易这一点来说,斯巴达及其盟友们,总归是竞争不过那些在迈锡尼文明时期,就已经把重心放在海琴海上的伊奥尼亚、爱奥里斯人的。为了对抗这些东部的爱琴海城邦同盟,斯巴达人唯有把他们在将陆地上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农本与商本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很显然,更注重土地产出的斯巴达人,会将陆的军事力量,视为其根本;出于保护海上利益的原因,雅典人的侧重点,自然是在海军了。

然而斯巴达人的“农本”社会,以及雅典人的“商本”社会,对世界所造成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军事层面。

相比之下,我们会更熟悉,对土地依附性更强的“农本”社会,这也是大多数古典文明,所产生的基础。这一地缘经济基础,对整个社会结构所造成的影响,就是重管理,轻平衡。

在一个稳定的农业社会,土地和权力很容易像金字塔那样,呈现向上集中的趋势。就经济层面上来说,你并不感觉到,将权力向下分散,会比集中管理产生更大的效益。具体到古典时期的政治结构层面,就是产生中央集权制,并在大多数时候,体现为君主专制。

至于雅典人立足海洋的“商本”社会,所走的就是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了。一方面由于海洋比陆地更具有开放性(你只要有海岸线,就都能打通贸易线),正常贸易所必须的“契约”精神,也在海洋贸易中得到的强化,并最终成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另一方面,商业社会的开放性,也是每一个个体的经济潜力变大(不像土地的产出,那么有预测性)。

换句话说,一个人在商业社会中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要大于农业社会。重商主义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最终在雅典的政治结构上得到了体现。

公元前8~7世纪,雅典建立了贵族层面的民主体系,并且在公元前6世纪初,将政治权力扩大到整个公民层面。农本与商本的差异,对一个社会体系的建立,影响的层面是多方面的。

理解这些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比如说何谓“法制”问题。经常会看到一些朋友,拿秦人的严刑酷法,来证明中国早在两干多年前,就成为过“法制社会”。事实上,法家所建立的这一思想体系,并不是真正的法治,最起码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制”。

在一个封闭的农本社会中,能够维持社会稳定的“管理”思想,优先级是要高于“公平”原则的。也正因为如此,古汉语中才会有“律法”一说(律在前,法在后)。相反,在一个商本社会中,贸易双方所拥有的平等选择权,会使得公平原则成为“法”的核心。

所以现在我们将古人的“律法”,改称为“法律”也正是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而这一转型实际上也与中国社会依托重商主义,融入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大地缘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古希腊文明对后世的响每有一种体系是能够
适用于每片土地,每一个时代的。

即使在两千多年前的希腊
半岛,也有雅典与斯巴达之争。不过雅典人在
2000多年前所经历的这一切,对西欧社会摆脱文明倒退的中世纪时代,的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地缘角度看,文艺利益的起源地一一意大利,同样是一个城邦林立的半岛。只是立足地中海贸易的意大利人,所承接的产品(来自整个地中海以东的世界)和市场(西欧),比以爱琴海为核心区的古希腊人,更多更大罢了。

在东罗马帝国崩溃后,那些因避难而被带入亚平宁半岛的古希腊、罗马典籍,让站在西欧前沿的意大利人突然发现,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人,已经在同样的地缘基础上,为他们指明了发展的方向(所以才有了“文艺复兴”之说)。

不过,亚平宁半岛虽然为古希腊文明的“复兴”,点燃了火种,却并没有成为欧洲文明复兴的领导者。因为当整个西欧为了摆脱穆斯林的贸易制约,以大西洋为起点进入“大航海时代”后,在这二者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的亚平宁半岛,就不可避免的被边缘化了。

不过就地缘基础来说,古希腊文明所遗留下来的这些,基于海洋贸易而发展出的文明因子,依然适用于这个新世界(海洋贸易平台进一步扩大)。

也正因为如此,在跨越2000多年后古希腊文明成为西方社会的文化源头。至于完全立足“农本”社会而发展起来的华夏文明,即使不愿意在文化上接受这一体系,但实用主义至上的中央之国,最起码不会在技术面上,排斥其中有利于完善社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因子。

虽然商本社会的开放性,使之在社会、文化、经济层面会显得更有活力,但实际上,商本社会并不能孤立存在。商业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甚至谁掌控贸易主导权,就能获得最多的经济利益。

然而商业活动本身不可能取代那些直接生产出物资的经济行为比如农业、工业)。简单点说,要是古希腊人周边没有其它板块为他们提供产品,他们也没有办法成就商业文明。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世界,由于工业化的原因,在经济基础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农本与商本之间的博弈依然在上演。这一变化在于:制造业取代了农业,成为了整个人类经济的基石;而升级为纯粹货币贸易的商业一﹣“金融业”,则成为了新“商本社会”的经济主线。

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可以被视作新世界的“雅典”;沿着这一思路,中国自然是斯巴达的对应选项了。不过说到农本社会,远在东亚的中央之国,要


远比简单用种族隔离、军事化手段增强竞争力
的斯巴达成熟的多,一定要对比的话,我们后面将重点解读的罗马帝国,会更为合适。

谁是罗马,谁是希腊,这个问题可以留给大家自己思考。这里所重要解读的,更多是大家平时所注意不到那些地缘背景。从地缘背景上看,在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城邦,所发展出的商业文明中,希腊半岛地理结构所造成的影响,并不是最重要的。

整个爱琴海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地缘位置,才是古希腊文明成为异类的基础。将古希腊文明称之为,包含克里特、迈锡尼时代的“爱琴文明”会更为合适。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古希腊文明,对应的其实只是雅典人所开创的文明体系了。

代表希腊半岛的大陆性的斯巴达人,除了在军事上面体现出来的勇气以外,基本没有被认可的东西。

雅典人和斯巴达人,肯定不知道他们能够给后世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他们在当时所关注的,更多是相互之间的争斗。然而即使在2000多年前,希腊人所面对的世界也并不仅仅只有希腊半岛和爱琴海。很快,雅典和斯巴达两大体系所组成的希腊世界,就将面临真正的挑战了。

与700年前一样(特洛伊),这一次的挑战同样来自爱琴海的对岸一小亚细亚半岛。只不过,希腊人这回所面临的,并不只仅是一个爱琴海贸易的竞争者,而是一个体量巨大的大陆强国一一波斯。至于希腊人能不能挺过去,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地缘博弈中,雅典和斯巴达谁起的作用又
更大,我们接着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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