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记说书」这位焦作籍高干为何走上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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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少勇漫像 顾培利 作






高干“湿身”堕深渊






本是河阳一光荣,可叹晚节没保住;
最终失控犯大罪,高墙之内悔人生。

2007年,原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荆福生被判处无期徒刑。
荆福生祖籍孟州市西虢镇,其父荆利九是抗日战争时期老干部、福建省福田专区第一任专员。
由于荆福生受二婚妻子“拉拢”“湿身”,一个众人称道的好干部生生走上不归路。
要说荆福生的故事,需要从我的经历开始。

追踪父亲足迹,苦寻半个世纪;
“孟县民先事件”,发现特殊资讯。

我的父亲经历曲折,由于他44岁过早去世,留下很多悬念。为了给家族一个交代,我历时半个多世纪,理清了来龙去脉:几个历史节点彻底改变了我父亲的命运,其中的“孟县民先事件”就是极其重要一环。
1939年10月,孟县发生震惊豫北的“民先事件”。当时孟县地下党利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的合法地位,积极组织抗日救亡,并通过“民先”发展党员。1939年10月初,孟县县委通知横涧区委一名委员到坡底参加县委扩大会,此人不慎将通知丢失被特务发现。在敌人威逼之下,他被迫承认地下党县委书记李勃然是“民先”负责人。我的父亲是南庄区委书记,他发展的一名地下党员也被暴露,被迫承认我父亲也是“民先”负责人。为了不暴露党组织,李勃然决定通知公开活动的党员民先队员承认“民先”身份,严保党员身份。此通知让荆利九负责传达。大家口径一致,写出“不再参加民先活动”的“悔过书”。
沁阳中心县委认定承认“民先”就是自首,参与人员全部停止党籍,并撤销李勃然县委书记职务。这个处分极大影响了这些人以后的人生。直到1981年5月,河南省委专门为“孟县民先事件”平了反。省委决定,凡在“民先事件”中受过处分的,全部给予昭雪平反。
“民先事件”后,那些青年虽然受到党内处理,但是他们抗日热情不减,反而更加认清国民党搞内战的本质,开始组织示威游行。孟县政府恼羞成怒,1940年3月17日,为配合国民党反共高潮,公然逮捕李勃然、荆利九和我父亲等16名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这些青年被羁绊往陕西咸阳集中营时,他们一路高歌,沿途很多百姓目睹了这一慷慨激昂的场面。到咸阳后,集中营遭日本飞机轰炸,其中14名青年逃脱。李勃然、荆利九等5人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帮助下前往延安。
我在研究父亲历史中,找到一些他同期的战友,并利用自己是记者的便利条件,和那个时期一些干部的二代有了交往。通过这些干部的二代了解到他们的父辈清廉直正,在当官掌权后高风亮节,没有为自己子女谋求前程。比如电视剧《红旗渠》里河南省委书记原型、原河南省书记处书记史向生(介绍史向生的文章见本期B03版)和原郑州大学教务长李勃然的孩子都是普通工人,原河南省政府秘书长刘峰的姑娘虽然在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也不过是一般干部。2007年我到福建,想和曾任莆田专员的荆利九联系。打听后方知荆利九已经去世27年,为此却了解到他的儿子荆福生,没有想到他竟被他第二任妻子拉下了水。
职业习惯,我对他的人生之路发生了兴趣,多方了解,唏嘘不已。

百姓口中好干部,妻子眼中好丈夫;
青年得志好前程,人生锦绣在招手。

荆福生是“孟县民先事件”当事人二代的佼佼者,我们俩一个年龄段。
荆福生1952年出生。其父荆利九受“民先事件”影响,人生不算顺利,后来坚决南下,随长江支队到福建,后被委任福安县第一任县长,仕途回转。此时他得官又得子,双喜临门,在为儿取名时,觉得苦尽甘来,自己福禄双全,又身在福建福安,二福巧缘,就为他取名福生。
荆福生太顺了,他20岁任莆田地区柴油机厂团委书记,25岁任共青团莆田地委副书记,28岁担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宣传部长,当时他和一个贤惠善良的小学教师结为伴侣。
结婚不久,荆福生又被提拔为福建省团委副书记,仕途直线上升:1984年出任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32岁便位居正厅级,37岁时出任福建省体委主任、党组书记。
1990年福建省举办第十届省运会。与历届省运会相比,本届省运会参加的单位和人数最多,竞赛项目设置最全,运动成绩最好,破纪录数量最多,而且第一次邀请台湾的金门县观摩团和裁判员。荆福生突破历史,成绩突出,1994年被任命为宁德地委书记。
在担任宁德地委书记前期,他深入基层,严于律己,给当地群众留下了良好口碑。
2001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介绍荆福生事迹的长篇通讯《市委书记的“家”事》。那时,他是百姓眼中的好干部。
荆福生很孝顺,和母亲感情很深。他父亲工作太忙,他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但是在他母亲去世当天,他仍然带着悲痛坚持处理了五六起公务。
更让人感动的是,荆福生的独生女儿1岁时,妻子开始有病瘫痪在床。荆福生既当爹又当娘抚养女儿,还一直悉心照顾妻子。女儿在高中一年级时突然得了恶性淋巴肿瘤,荆福生辗转北京给女儿治病。1998年春节5天假期,荆福生在医院陪伴女儿120个小时。当年6月11日,荆福生利用去北京出差机会再次到医院看望女儿时,女儿已经奄奄一息。
三天后,女儿在荆福生的怀抱里走完了16岁短暂人生。第四天,荆福生把女儿遗体火化,当天下午就赶回福州。回到家里,就赶快制造电话故障,害怕妻子再给女儿打电话。
荆福生的口碑和妻子瘫痪18年有一定关系。18年中,他给妻子喂饭、洗澡,邻居们经常看到荆福生从四楼背着妻子到医院看病的身影,直到妻子也安然闭上眼睛。
两年失去三位亲人,荆福生精神受到极大打击,但他深知身上重担,抹干眼泪,重新出现在宁德人民面前。
荆福生让党和人民双满意,2002年,在他50岁生日前夕被中央任命为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进入我党高级干部序列。

坍塌一念间,再婚酿祸端;
党性不坚定,一失进深渊。

荆福生坍塌式人生是从他续弦第二任妻子开始的。
1999年,他的妻子去世的当年,该地区越剧女演员吕玉萍通过荆福生身边亲信找到了他,极尽安慰。
吕玉萍舞台上会演戏,舞台下同样会演戏,加上容貌姣美,风情万种,仅仅几天他们就有了床笫之欢。
也许荆福生太累了,激情一夜,饱经沧桑的荆福生立刻堕入情网,他完全沉溺于这个女人的怀抱之中。
在糖衣炮弹面前,荆福生彻底缴械投降,他很快就把吕玉萍调到了宁德市委接待处。
吕玉萍开吹枕边风:人过五十,时日不多;再不享受,空叹蹉跎。
与病妻相伴多年,失去的太多,通过与吕玉萍雨露之欢,他开始感到新鲜的女人滋味,但是时间长了,吕玉萍表演型的性格与他公务员身份格格不入,虚荣的本质显现出来,荆福生慢慢产生了厌烦。
再有,荆福生成为单身后,一些女子借机靠近他,约会多了起来。一时间,他在花丛中举棋不定,犹豫中,荆福生对吕玉萍感情开始摇摆。
吕玉萍明显感觉到巨大挑战,想约荆福生已经不那么顺利,到后来荆福生竟借故避而不见。吕玉萍心急如焚,到手的高干夫人身份绝不能丢失。吕玉萍孤掷一注,她向荆福生发出最后通牒,要么和她结婚,要么她当着荆福生的面割脉自杀。眼看要出人命,荆福生被迫低头让步,在吕玉萍的威逼下,他们结了婚。
结婚证一领,昨天还是百姓,今天就变成高干夫人,从此,吕玉萍的贪婪本性一览无余。荆福生因为给前妻治病,留下不少欠条,吕玉萍发现后简直认为这是天方夜谭,一个地厅级领导,还有这么大的负担。在吕玉萍看来不仅不可思议,她认为荆福生简直就是个傻帽。
她当即要求荆福生解决这些问题。
荆福生说:“我虽然写了借条给他们,但是他们都没敢收下,我只有自己先保存起来。”吕玉萍说:“那些老板都有求于你,你也帮过他们,他们借给你的钱,可能他们本来就没有打算要,本来就是你应该得到的回报。”
荆福生还在犹豫时,吕玉萍已经一把火把借条烧了。
此缝一开,荆福生精神闸门失守,从此一溃千里。
当年8月,荆福生患病住院,从来不收礼的荆福生,在吕玉萍开导下开始收礼了。
开了这个口子,荆福生突然有了从中得到好处的快感,他快速堕落,跌入了贪婪的深渊。
2001年10月底,荆福生以“跳板”方式又把吕玉萍安排到宁德市驻厦门办事处担任负责人。
2002年5月,荆福生人生又一次机遇来到。他从宁德回到福州,升任了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此时,吕玉萍重回福州的条件已经成熟,荆福生把她调到了一家省贸易公司担任人事处处长。
随着荆福生地位的上升和权力的扩大,吕玉萍的虚荣心和贪欲也更加膨胀。有求于荆福生的人心领神会,以各种方式送礼,吕玉萍来者不拒。
收礼总归是有风险的,同伙出事,同伴连带。有“宁德首富”之称的一家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因经济问题,于2004年8月被福建省公安厅办案人员逮捕,他和荆福生在经济上有扯不断的利益关系。经荆福生一手提拔的周宁县委书记受其贿被判死刑,此案涉及他输送给荆福生的利益。
荆福生开始露出马脚,就在中纪委派人来福建调查时,吕玉萍不仅不收敛,反而抓紧疯狂收礼。
2005年9月,躲在北京的吕玉萍被警方刑拘。10月,在省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荆福生被中纪委实施了双规。
荆福生主政宁德六年,前期一心扑在工作上。自从和吕玉萍结婚后,吕玉萍爱慕虚荣,接受贿赂,一批官员闻风而动,荆福生在此期间提拔了一批官员。这些提拔人员中,有多人在2003年后落马。荆福生在省体委的秘书、在宁德时的秘书都被组织处理。
2007年9月,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荆福生受贿766万元,依法以受贿罪判处荆福生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荆福生的故事结束了,他将余生与高墙共度,给我们留下的是一声叹息。
这真是:脚跟要立定,贪欲毁人生;思想一变坏,人生就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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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向生:《红旗渠》省委书记原型

□邓少勇


去年11月,电视剧《红旗渠》火遍全国。
红旗渠的修建过程中,有一个人功不可没,他就是电视剧《红旗渠》中的河南省委书记方成东的原型,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后来担任国家水利部副部长的史向生同志。
我在《我的父亲》一文中,曾经提到过史向生。1937年,史向生到沁阳农工银行工作并开展地下工作,此时我父亲是沁阳师范进步学生,他们同时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当年史向生、王毅之及我父亲等当地青年学生伙同北京大学生李磐、田矢锋共同组织沁阳学生搞抗日学潮。9月,我父亲被组织指示去新乡“华北军政干校”受训,史向生也动员他的弟弟史定策、史定华一同前往新乡学习。我父亲毕业后任“太行南区游击队”第一支队政委,1938年10月患疟疾被留地方,此时史向生任沁济温孟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我父亲的组织关系就是由他介绍给孟县县委的,安排一个区委书记,开始地下工作。《我的父亲》发表后,和几个当时我父亲同期革命者的子女建立了联系,其中史向生的嫡孙史兆强带了本《史向生》纪念文集来我家做客。
史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曾任中共林县县委书记,深知林县人民缺水之苦盼水之切,是林县修建红旗渠的坚定支持者和坚强后盾。
1960年1月24日,林县县委书记杨贵给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写信,请河南省委帮助给山西省委协商从山西省境内兴建引漳入林工程问题。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和省委秘书长戴苏理,以个人名义给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书记处书记王谦写信。
信的大致内容是,林县系山区,水源很缺,农业和群众生活用水有很大困难,林县请求在山西平顺县辛安附近修建引漳入林渠道,希望支持。
1960年2月1日,陶鲁笳亲自召集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王谦、副省长刘开基等领导开会,指示有关部门协助林县选好引漳入林工程的引水地点。
陶鲁笳和史向生当年曾随刘邓129师在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工作,时任中共林县县委书记史向生和时任太行五地委书记陶鲁笳都有太行情结,当年他们共同吃过林县小米,对林县人民有深厚的感情。
1961年2月,红旗渠绝大多数工程下马,唯独青年洞还在偷偷地干。在最为艰难的时刻,史向生到青年洞看望并慰问鼓励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对红旗渠工程得以延续起到重要作用。
林县“人工天河”红旗渠,创造了“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人间奇迹,它除了经济价值,还铸就了红旗渠精神。
为林县红旗渠作出突出贡献的史向生同志,于2002年11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正部级干部。史向生逝世后根据他的遗嘱安葬在家乡济源坡头村。
史向生一生高风亮节,留下了令人钦佩的老革命风范。其长子在他被批斗时受牵连,由干部身份被下放当了工人,他恢复工作后,至死没有再改变儿子工人身份。其嫡孙史兆强也只是一个科级干部,内退后平平凡凡度人生,他曾专门来我家做客,送我一本河南出版社出版的《史向生纪念文集》。史向生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勇于坚持真理,为人真诚,光明磊落,从政廉洁,克己奉公,艰苦朴素,作风朴实,平易近人,为党为人民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作作风和思想品德,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尊敬与爱戴。




栏主邓少勇:


焦作日报社退休记者,高级记者,河南省优秀新闻工作者,焦作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在职时获奖作品近200篇,在人民日报河南分社“打工”时参与采写刊登在《人民日报》的英模人物吴金印、史来贺、李文祥、谢延信、沈战东、马俊欣、杨华民、李博亚和南水北调等多篇重要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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