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出生起便在城市，远亲近邻也不曾有乡村故人。都说“当代人往上数三代都是农民”，特意问了爷爷和姥爷祖籍，答案模糊，只知他们自小未曾种过地。

对乡村了解浅显，都来自于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臆想过鲁迅笔下的鲁镇，沈从文笔下的茶峒，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乡村依旧谜一样存在，令人好奇。

冲着了解乡村文化去读的《乡土中国》，之后才发现它不仅是描绘乡村这棵树的茂密，而是由叶寻根探究的是整个中国的文化演变。

费孝通先生是社会学家，文本底色是西洋社会学思想改造了的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社会学，探究主旨问题也为中国人了解自身的文化处境的关心的问题。

这本书并非传统学术论著，而是费孝通当时应《世纪评论》之约，随写随发表的十四篇文章，小题各异，但解答的是同一个问题“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

1948年初，内战混乱下的中国，这本小书不到一个月销售一空，初版3000册不够，之后每月加印2000册，如此畅销，引起世界文化界的注意。

随后，费孝通先生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被称为“中国杰出的社会学教授和中国最深刻的政治评论家之一。”

用社会学家的思维去思考中国人文发展，恐怕至今都曲高和寡。但作为中国人，了解自己的根脉，永远是认识现在自己的一面镜子。

《乡土中国》并非横空出世、纸张谈兵。在撰写《乡土中国》之前，费孝通已在乡野调查多年。

1935年年仅25岁的费孝通就和新婚妻子王同惠深入乡村调查实践，从古陈到罗运途中，费孝通不慎落入瑶人捕猎的虎陷，妻子在求救途中不幸坠崖遇难。

费孝通悲痛欲绝，躲到姐姐家休养，最终疗愈他身心的，是再次踏上田野调查之路。

在距离上海80公里的开弦弓村，既有传统发达农业，又有缫丝业，当传统乡村社会模式与外来文明与经济发生巨大的冲突时，改变乡村结构的规模有多大?是否可以把整个村子作为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的样本推行？

就像《山海情》里吊庄村民祖辈耕种，年轻一代学种蘑菇找销路，两者并存时多了生机，但乡村内部思想观念动荡变化，根深蒂固的族群能量牵制着新经济方式的发展。

费孝通在开弦弓村，也就是江村发现：旧有家庭小生产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业入侵有强烈的抵抗意识。缫丝业并不能得到顺利的发展，甚至陷入困局。

1936年，费孝通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就读，师从布·马林诺斯基，他把在开弦弓村所见所思写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这本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

费孝通回国后任教于云南大学，年仅28岁可谓年轻有为。他坚信学术论断离不开深入基层调查，他组建调查站，去昆明以西100公里的禄丰、易门进行田野考察，翻山越岭，涉水穿林，露宿野寺是常有的事。

1940年日军对昆明轰炸不断，调查站不得不迁出昆明，最终落脚于呈贡古城村南门外的魁兴阁。

魁星阁始建于清代嘉庆年间，明朝时，科举要实行“五经取士”《诗》、《书》、《礼》、《易》、《春秋》，为儒家崇奉的五部经书，每经所考取的头一名称之为“经魁”。“魁”即有“首”、“第一”之意。

早年魁星阁三层供奉着主宰世间科举功名利禄之神——魁星的青铜佛像，战乱时，成为费孝通带领下社会调查站办公基地，魁星阁以另一种神圣的形式，成为中国文化的神坛，费孝通就是在这里开始思考如何从田野乡村调查中提炼出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模型与发展方向。

《乡土中国》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孕育而生的。

《乡土中国》中最有名的一个概念是“差序格局”，可谓一语中第。费孝通的解释通俗明了：

“中国人的社会关系网是以某个人为中心，波浪似地向外扩散，犹如投入水中一个石子后的水波，一圈圈地推出去，越推越远，也越推越薄，形成一种差序格局”。

以“己”为中心的关系网络，如同心圆不断向外散开，越远越薄，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如此也就解释了为何中国人始终无法全盘接受西方家庭与18岁子女断绝经济资助和资源共享的助推成长计划。

这种差序格局，极端具备伸缩性。

山高皇帝远，远亲不如近邻，以“己”推至到天下，就形成社会结构，社会交往中，人们本能的扩大资源渠道，拓展差距格局的边界。

这也就解释了，几年前我在《十三邀》中听到人类学家项飚提到“消失的附近”时，为何戳中内心，久难抚平。

他说现在的我们宁愿去关心世界大事，关心世界大学的排名，也不愿搞清楚父母的工作究竟是在做什么，不愿搞清楚周边的街道和建筑，不愿搞清楚自己所处的社区在这个城市中地理和人文上的意义。

更糟糕的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对“附近”的漠视会有什么损失和不妥，想找周边吃饭或娱乐的地方，上点评网站一搜即刻搞定，“附近”更多地成为在互联网上搜索时的一个概念或符号。

现代人失去了对“附近”的兴趣和欲望，总想着去超越，把“附近”当成了要超越、逃离和抛弃的对象。

对以“己”为中心的同心圆在网络上，朋友圈上，虚拟的“差序格局”不结实，涣散而模糊，进而产生巨大的空虚感。

“差序格局”空间转换是一个因素，另一个方面是人们正在丧失一种观察事物的视角，一种从“地”里面长出来的，那种对身边人，对身边生活的好奇和不断追问的能力。

项飚提出问题是城市青年的痛点：为何社会越来越进步，人与人的关系却越来越脆弱？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已经清晰地描绘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关系网络，至此，我们自然也就有了问题的答案。

“个人的意义与尊严出路不在于个人，一定是在于关系。没有一个天然的个人尊严，没有一个（所谓尊严的）东西在那里。你不能够去追求个人，你一定要去建构出附近，重新去想这个关系，建构出这个关系。”

王开岭在《每个故乡都在消逝》中说：

“没有故乡，没有身世，人何以确认自己是谁、属于谁？没有地点，没有路标，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时代，不变的东西太少了，慢的东西太少了，我们头也不回地疾行，而身后的脚印、村庄、影子，早已无踪。”

我们习惯了超越一切去批判整个系统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却忘记在超越之后回看自己身边的世界。

—作者：荣荣—

——用每本书探索一个根本问题——

深长缓慢地阅读，长程深入地思考，拒绝短平快失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