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河为海河水系一条重要支流，源出太

行山辉县之百泉，东北流至临清与京杭大运河交汇，经德州自天津入海。其前身为隋唐时的永济渠、宋元时期的御河，至明清时为卫河，一直为沟通南北、促进各地经济文化交流的水路交通要道。卫河流域包括现属河南省的修武、获嘉、新乡、辉县、汲县、淇县、滑县、浚县、林县、汤阴、安阳、内黄、清丰、南乐；河北省的临漳、魏县、大名、元城、馆陶和山东省的冠县和临清。其流经之地在华北平原南部，大致沿太行山东侧，自西南向东北延伸。明初，为营建北京城，在运河及卫河沿岸修建了连片砖窑，烧制出的砖材通过河流运往北京，支持北京城的营建工程。随着贡砖产量的增加，砖材开始用于建造一般房屋，这为原系土筑、易于坍塌的卫河流域各州县城墙改为砖城提供了可能性。这些城墙年久失修，已经残破不堪，防御能力大为下降。

随着城镇规模的扩大和社会政局的动荡，城镇防御设施亟须改善。故自明景泰年间开始，卫河流域各州县开始大规模的筑城运动，纷纷改土城为砖城。受城镇改筑砖城、砖工治河等因素的刺激，社会对砖石材料的需求加剧，进一步推动了卫河沿岸砖窑业的发展。卫河流域砖窑烧造的发展繁荣，一方面为城镇防御能力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带动沿岸城镇经济日趋繁荣；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包括卫河流域在内华北平原的自然生态环境变迁。明清是中国古代社会及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发生急剧变动的重要时期。砖材烧制与区域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故研究该时期卫河流域砖窑烧造的发展情况，探讨其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有利于从一个侧面管窥明清时期华北平原自然生态环境发生改变的事实，是理解当时人地关系状况的一个新视角、新途径。

学术界对该时期的砖窑烧造进行了研究。王毓蔺对明代北京城营建城砖的烧造过程、烧办方式及烧办地域范围进行了研究，认为烧办过程大致分为烧造、勘验、运解、贮用等环节，其间曾随前后烧办方式之变化间有调整；明代中期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及纳银代役制度的变化，导致了烧办方式的变迁，而烧办方式的变迁则直接影响到烧办地域范围的调整。王小运对民间收藏的明代文字砖铭文进行了考证。张自强、李慧萍就明代卫河沿岸的砖窑遗址进行了探讨，初步断定卫辉市王奎屯窑群遗址是一处规模较大的御用砖烧制基地。伍毅则系统研究了明代官办窑场的制度构建，主要从文献入手分析了明代官窑的分布情况和区位因素，同时考察涉及明代官办砖窑运作的各项制度规范。

另外，还有一些成果涉及北京、南京及临清等重点区域的城墙建设、城砖生产等情况。而对于明清时期卫河流域大规模建造砖窑烧造砖材，以及明中后期众多州县城改筑砖城活动对烧砖业的刺激如何影响区域生态环境则付之阙如。故本文拟通过考察卫河流域砖窑建造及其生产情况，探讨该现象对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变，为研究明清时期生态环境变迁问题提供一个新视角。明初，为供应北京城营建所需的大量砖材，卫河流域各地建造了一大批砖窑。之所以选址卫河流域，是当时诸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除了土质适宜造砖之外，地近河流，便于利用水运运输数量巨大且笨重的砖材更是其首要考量。卫河沿岸的烧砖业始自明成祖迁都北京，对北京进行大规模的营建，“按窑之设所以供营造也”,“工部营缮分司设于明永乐初年，当时由侍郎或郎中或主事督征山东、河南、直隶、河间诸府砖价，于临清建窑厂，岁额城砖百万”。

故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初期的砖窑是专为营建北京城而建造的。砖材是比较沉重的建筑材料，从近年的考古发现看，这些砖窑烧造的砖呈长方形，大砖长约0.48米，宽约0.24米，厚约0.12米，烧制规整，硬度较高。而规格相对较小的砖，形制最大最完整的长0.41米，宽0.22米，厚0.1米。所以，无论是大砖还是相对较小的砖，其重量都不算轻，加上年需百万的庞大数量，运输是当时较为棘手的问题，因此成本相对低廉又便利的水运就成为最佳运输方式。而当时作为运河重要补给水源和河南漕粮运输通道的卫河，正因其重要地位而受到朝廷格外重视，能够与运河一样保持通畅，为运送砖材提供了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卫河沿岸地区的土质优良，多为“五色土焉，可以陶”。既然可以制陶，当然也很适合烧制砖瓦。

这样的土烧出的砖瓦质地坚实耐用，是上等的建筑材料，所以明清政府将窑场建在方便转运的沿河附近也就是必然之举。卫河沿岸的新乡县等地在永乐元年即建有众多砖窑，即因为其地“以禁卫河便于运送，其土力之坚劲足以为砖料，故设窑于此”。正因为需要利用水运转输数量巨大又比较笨重的砖材，再加上卫河沿岸的土质适合烧砖之故，卫河流域的砖窑建设呈现沿河分布的空间特征。如近年已经发掘的卫辉王奎屯明代砖窑遗址群即在卫河岸边。河南淇县民间收藏家王长安收藏了许多明代修筑长城的砖，上面均印有“弘治八年淇县窑造”“弘治八年彰德卫造”“弘治八年汤阴县造”“弘治十四年河南卫造”“正德二年卫辉府淇县窑造”等字样。卫辉、淇县、彰德、汤阴等府县及卫所，自卫河上游至下游次第分布，这些印有各地名称的城砖，正是卫河沿岸各地存在砖窑烧造的直观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