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史学家顾颉刚在观看戏曲时，无意中注意到一个现象：同一个题材的戏曲，越到后来越内容越丰富。

于是，他突生奇想：中国的历史会不会也有类似现象呢？即越到后来，被编造出来的“历史内容”就越丰富。

于是，他开始动手研究。

当时，恰逢他应提倡“整理国故”的胡适之邀，负责整理和考辨古史。

这样，他把研究对象锁定在中国古史上。

他惊奇地发现：时代愈靠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比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而到了孔子时代，就有了生活在禹之前的尧、舜；到战国时代，又出现有了生活在尧、舜之前的黄帝、神农；等了到秦朝，又有生活在尧、舜之前的燧人氏、伏羲氏、有巢氏；到汉朝以后，又有了开天辟地的盘古等。

由此，顾颉刚提出了震惊学术界的“层累说”——即“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他认为，盘古三皇五帝都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并不存在。

他甚至认为：大禹其人也是不存在的，而是先由神，再人格化为人而来的。

顾颉刚在1923年发表的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写道：“至于禹从何来？……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禹，《说文》云，‘虫也，从厹，象形。’厹，《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

即顾颉刚认为：大禹只是一个图腾。

为了证实自己这一推断。

顾颉刚提到：自己翻遍古籍，发现最早记载大禹的是《商颂·长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而在最初的记载里，禹不是作为凡人出现，而是一个下凡的神。直到鲁僖公时，《鲁颂·閟宫》里提到：“奄有下土，缵禹之绪。”大禹才开始作为一个人间之王被传颂。

不过呢，在顾颉刚看来，无论是《商颂·长发》还是《鲁颂·閟宫》，都是出自《诗经》里的东西，而《诗经》和《尚书》一样，都是春秋时期的产物，并不能真正说明商朝时就有“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的诗句。

.3.

顾颉刚认为，最早记载大禹事迹的文献是《尚书》，其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与传说中大禹生活的公元前2000年有1600余年的差距，不能作为信史。

那么，大禹如果只是一条虫子，一个图腾的话，夏朝的有或无也同样存疑了。

《尚书》到底是不是最早记载大禹事迹的文献呢？

2002年，文物专家在海外文物市场上偶然发现了中国西周时期带有铭文的青铜器“遂公盨”。

盨是用来盛黍稷的礼器，内底有铭文，共10行，98字，里面居然提到记载了大禹治水的相关事件，有“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之句。

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兼首席科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李学勤教授指出：铭文记述大禹采用削平一些山岗堵塞洪水和疏道河流的方法平息了水患，并划定九州，还根据各地土地条件规定各自的贡献，最终得以成为民众之王、民众之“父母”。

李学勤进而表示：铭文中所述“禹”便是夏王朝的奠基人。

蒋迎春教授则说，遂公盨的发现，将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早了六七百年，即早在2900年前，人们就广泛传颂大禹的功绩。夏为夏、商、周“三代”之首的观念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深入人心。

铭文里既然提到大禹划分九州的事迹，那么，夏王大禹令九州州牧铸九鼎用以象征九州的事就可能不仅仅是传说。

实际上，《竹书纪年》和《史记》记录，舜要把位子传给大禹，大禹拒不肯受，躲到阳城隐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考古学家在河南登封告城镇的王城岗发现了一个遗址。根据出土青铜器残片鉴定，这个遗址应该属于龙山文化晚期，也就是距今约4000年。巧的是，这个时间正好符合史料记载夏朝建立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