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芬芳》，这个书名精准地呈现出女性的困境：虽然彰显了作为主体的女性的我，虽然我知道我本来就是芬芳的，但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把句子写完整的过程，就是和社会环境互动的过程。

记得作者杨本芬女士在某次访谈中说，她感觉这个书名有点自夸，有点不安，这本书曾经的名字是《惑》。

这又呈现出女性的困境：女性被要求谦和，你要做得好，但是又不可以要求认可；你甚至会对“我知道我本芬芳”感到不安——这是不是有点不守规矩，是不是会伤害到别人；你的不安如此强烈，以至于“我本芬芳”后面的委屈和无奈，都湮没在不安里了。

杨本芬这代人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

《我本芬芳》用“尾声”的方式，记录了81岁的惠才问88岁的丈夫，下一辈子，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吗？”这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丈夫摇了摇头。惠才不甘心——作为读者的我也相当诧异，相当不甘心——又去问，依旧摇头。惠才要丈夫亲口说。我想，惠才已经不是不甘心了，而是愤怒了。惠才听到丈夫极其清楚地说出“不愿意”的时候，惠才“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内心五味杂陈”。

惠才写道：“她终于知道。这六十年的婚姻——大家眼中的钻石婚——的确也是固若金汤的婚姻，只是她和他都没能获得幸福。她有她的伤痛，他有他的伤痛。悲惨孤独的人更宜相爱，他们本该相爱的。但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

这段话，成了这本书的点睛之笔，刻在书的封底。

我讨厌这样的结尾。这是画蛇添足的一笔。

当我看到两个摇头和一个清晰的“不愿意”，我愤怒转而如释重负：我总算可以问心无愧地告诉自己，该醒了，别再装睡了，我们本来就不该相爱。什么时候开始都来得及，我本芬芳，我要为我自己怒放。

惠才60年的婚姻，我想到约翰·罗斯金在1865年出的一本演讲集《芝麻与百合》，其中两篇演讲号称是牛津大学历史上关于男人女人最经典的演讲。他把女性比作王后花园里的百合。在极尽讴歌了女性的纯洁高贵——王后花园里的百合——之后，提出了如何教育女性以及如何赋予女性责任。

他说：“她必须永远善良，不受腐蚀，必须天生聪明，永不犯错——聪明，不是为了自我发展，而是为了自我牺牲，不是为了凌驾于丈夫之上，而是为了永远不会从他身旁消失，不是为了展示狭隘无礼、缺乏爱心的骄傲，而是为了表现因为可以无限应用而无限多变的谦逊顺从的柔情”

“她必须自己选择美丽的形状，走自己的路，在肉体和灵魂上必须总是拥有：‘她轻盈自由的家庭动作以及贞节的自由脚步。’”

“女人的责任则是保障家庭的秩序、舒适和可爱。

这样的三纲五常实在够华美够甜腻，让喜爱甜食的我简直要消化不良而眩晕摔倒。

惠才就是王后花园里的百合。

惠才全身心地想读书。她是因为相信结婚就等于上学才答应结婚的。就像她母亲当年一样。但是他们没有真的打算真的让她们上学，无论是爱妻子的仁受还是冷暴力的吕医生。

他们连约翰·罗斯金声称的“男人在必要时，会站在家门前，守卫自己的家不受伤害和劫掠”的基本能力也没有。

明明那么自私，却那么得意；明明那么窝囊，却那么霸道。

我本芬芳，却那么......

没有他们，我们的脚步更轻盈，我们的视野更丰富。没有他们，我们不必自我阉割无谓牺牲。现在好了，他们“不愿意”，我们终于可以放下包袱，心安理得地高兴起来，在自己的花园里，像百合一样怒放。

我们这一代人更是《爱情神话》里的李小姐，格洛瑞亚，蓓蓓，而不是惠才。

无论是谁，一切，都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