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福泽谕吉是在一个儒学氛围非常浓厚的环境中长大的，他的父亲福泽百助热心于儒学，在福泽幼小的心灵中留下在汉儒的印痕。

福泽谕吉照片

福泽谕吉少年学习了儒学经典四书五经，成年之后开始独立思考国家的将来

少年时他先后投身在父亲的同门野本真诚，和儒学家白石常人的门下，由于他聪明好学，所以在六七年间，就比较系统的学习了儒学经典四书五经，而且对中国的历史书籍非常感兴趣，广泛涉猎了中国的史籍。

他曾经将《左传》通读过十一遍，“成了一个小小的汉学家”。但是成年之后的福泽，面对日本的内忧外患，开始独立思考国家的将来。他将日本社会停滞不前的原因，归结于作为官方统治意识的儒学。

并且，在儒学的发源地，自诩为“天朝上国”的中国，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却无力摆脱弱肉强食的历史命运。为此，福泽深刻反思，认识到儒学的所造成的弊端会导致国家的灭亡，中国就是前车之鉴。

《左传》

如果日本仍将儒学奉为圭臬，固步自封，那么今日的中国就是明日日本的命运。所以，他竭力呼吁全面向西洋先进文明学习，以达到日本独立的目的。因此，他在明治初期撰文，深刻批判儒学给日本带来的消极影响，力图彻底否定儒学，全盘吸收西洋的文明成果。

福泽的思想，立足于日本国情和国际现实，致力于宣传以民权为核心的西方文明

福泽谕吉生平有两大誓愿，一是使广大民众从日本传统的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另一个是使日本国家独立和强大，解除西方列强的威胁。对于第一方面，竹越与三郎曾经评论道“要获得自由，首先必须怀疑现状，破坏现有秩序。这是怀疑家空前活跃的时代，当时的福泽就属于这类破坏家。”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福泽的思想，立足于日本国情和国际现实，认识到西方文明的洪流不可阻挡，于其拒绝不如主动将其引进，方可使日本与西方列强比肩，他才能够致力于宣传以民权为核心的西方文明。

福泽谕吉照片

终其一生，矢志不渝。他的著作能够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不仅因为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也因为他将深刻的思想与通俗的语言相结合，所以才有持久的吸引力。

梁启超自幼学习儒学，秉持“修齐治平”的观念，试图探索中西结合的道路

梁启超自幼也生活在儒学环境很浓厚的氛围当中，对儒学的教诲有很深的理解。在跟随康有为之后，进一步处于儒学的熏陶之下。儒家“修齐治平”的观念充斥着他的头脑。

在他进行民权理论宣传时，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在其言论中随处可见。他不忍割舍传统文化，试图探索出一条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政治理论融合在一起的道路。认为不仅可保存传统中固有的长处——儒学对伦理道德的规范，而且能吸收西方文明的优点——先进的政治制度。

梁启超照片

这样既可以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同时又能减少来自顽固守旧派的阻力。对于本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梁启超与福泽谕吉民权思想的差别之一。

福泽谕吉向日本大众普及民权思想，贯彻“自由平等”思想和实学精神

福泽谕吉依据西方的天赋人权理论，认为人生下来本无高低贵贱之分，都是平等的，并且肯定了人都是有私欲的，也都有追求现实幸福的权利。在幕府统治下，官方的意识形态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儒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和三纲五常的观念深入人心。

而福泽谕吉的有关民权的言论，在当时幕府统治下的民众闻所未闻，不啻在人们的被麻木的头脑中放下一个思想炸弹，对人们的固有观念造成重大冲击。

福泽谕吉照片

有日本学者认为，他“生于旧世界但彻头彻尾地抛弃了旧世界。他虽然在新世界拥有广大的领地，但是哪怕一根手指也没有置于旧世界中。他是平稳的大改革家。”所以说日本民众思想的大解放，福泽谕吉的民权理论起到了重要作用。

福泽谕吉向日本大众普及民权思想，贯彻“自由平等”思想和实学精神，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人的独立。两人在宣传民权过程中，存在许多相同之处。如两人都是在国家面对西方列强的威胁，欲图使国家独立而提倡民权的。

福泽谕吉与梁启超都强调发展民众智力的重要性，也存在其他方面明显的差别

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都对本国的封建专制进行激烈批判，启迪了民智。他们都强调发展民众智力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开启了民智，才能真正提高民权。在对民权的理解上，两人都重视民众在精神上的独立方面。

福泽谕吉照片

两人还存在其他方面明显的差别。福泽谕吉认为民权除了包括独立精神之外，还要求经济上独立，即真正的民权包括无形与有形两方面。而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并没有意识到个体经济独立的重要性。

由此可看出福泽谕吉对西方近代民权精神的把握，比梁启超更加深刻。二人宣传民权的侧重点也不相同，福泽谕吉对民权的宣传重点是基本人权，而梁启超则注重的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其人权认识比福泽谕吉狭窄不少。

造成两人民权思想差别的原因，跟他们的求学经历有关，福泽谕吉懂英文，所以他通过直接阅读英文原著，接触西方近代文明。而梁启超自幼就开始接受儒家的正统教育，拜康有为为师后，方才接触到有关西洋文明的书籍，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是有限的。

梁启超石像

两人对传统文化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福泽认为应该坚决排除儒家思想，梁启超则对儒家文化表现出深深眷恋

在宣传民权过程中，两人虽然都反对专制主义，大力批判封建专制造成的民众愚昧，认为只有提高民众的智力水平，才能真正提高民权意识。

但是两人对传统文化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福泽谕吉认为传统文化是造成日本社会停滞不前的原因，为了使日本向文明国家迈进，应该坚决排除儒家思想对人们头脑的“腐蚀”。

与之相反，梁启超则对儒家文化表现出深深眷恋，他试图在中国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将西方民权思想改造并嫁接到中国固有传统上，所以就不难理解为何他总是将儒家经典，追根溯源阐述民权理论。

梁启超画像

从中可看出，福泽谕吉对中西方文明表现出，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态度，而梁启超则囿于儒家的道德中心主义不能自拔。

总结

两人民权思想的政治实践，一成一败。日本民族的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特征，在面对西方列强威胁的情况下，充分体现在福泽谕吉的民权思想中，使其能务实地吸收西洋文明的精华。

最终日本在1889年以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形式，实现了民权与君权的结合。就本人观点来看，福泽谕吉的民权思想，含有回归人的自然权利的一方面，也有将实现人权，作为实现下一步理想的手段的一方面。

两者相加，才能从其上看，他的政治理想在明治年间达到的预期目的。但正因为有《通俗国权论》等，所以在长久的后来，却未能如他所想。

《大日本帝国宪法》

梁启超民权理论所表达的，主要也是改良主义的政治理想。由于中国专制传统浓厚，儒家观念根深蒂固，造成梁启超等维新分子发动的戊戌变法终失败。但他的民权思想对中国走上近代国家，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并且，通过其改良主张的失败，广大民众进一步认清了清政府的反动腐朽的本质，促使了民众的觉醒。

参考内容来源：《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