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爆发前后，袁政府直接控制下的北方各省也不是平静的。群众自发的武装反抗，此起彼伏，时有发生，而且由于受到南方各省反对袁世凯斗争的鼓舞，有越来越活跃的趋势。其中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一次农民反抗斗争，就是发源于河南省的白朗起义。

白朗（1873年 - 1914年），河南宝丰人，以其身材高瘦，腿长行快，故因其名偕音而绰号“白狼”，官方也诬称其为“狼匪”。农民出身的白朗，青年时代曾投巡防营当兵，枪法颇精，“虽目不识丁，而胆略颇壮”，后因“犯律潜逃”回乡。民国初年，河南农村连年荒旱，加上河南都督张镇芳自1912年3月上任后，横征暴敛，专务朘削，物价暴涨，民不聊生。人祸天灾，交相煎迫，因而社会上饥民流离失所，乞丐成群，“铤而走险者日众”，出现了“丐与盗满河南”的现象。豫西一带民情向称强悍，穷人求生不得，便纠众打家劫舍，俗称“拉杆”，为首的称“杆首”或“架杆”。据当时官方探报所载：1912年5月间，仅宝丰、鲁山、汝州一带著名的杆首就有二十四人，其中：杜起宾，宝丰县西乡四十里韩庄人，带七十五人，快枪七十五杆；牛天祥与杜起宾同村庄，带五十八人，快枪十八杆；李风朝（一名红毛），郏县龙虎店人，带二十余人，快枪十四杆；白狼，宝丰县西二十四里大刘庄人，带七十余人，快枪三十六杆；郜永生（即秦小红），鲁山连洼人，带一百余人，快枪十四杆；崔乾（即崔张记），汝州新庄人，带二十余人，快枪十一杆。另外还有宋老年、郭玉德等十八人，皆系杆首。

白朗从巡防营回到家乡之后，便“拉杆”起事成为啸集山林的绿林头目。据记载，他“性豪爽，善驭人，疏财仗义，以是能得众，先奔走于汝、鲁、宝之间，结识豪侠，渐成规模。但以武器缺乏，未能大举，乃将宝丰县长的儿子劫去勒赎，索价新式五响钢快枪十支。械到手后即有很快的发展”。白朗以舞阳县母猪峡一带为基地，四处活动。大约于民国元年又以“打富济贫”为旗号，鼓励穷人造反。被裁士兵、游民、饥民等，闻风归附。各地著名杆首如李鸿宾、宋老年、丁万松、宋一眼、王心传等各率所部，与之合并，愿听指挥。到1913年春，各杆头在白朗领导下所带的人马共约二三千人，所着服装，错杂不一，时聚时散，飘忽无定，聚则成军，散则为农工商贩。由于“贫苦之家甘为窝主，乞丐游民愿作彼探”，白朗军消息灵通，神出鬼没，各县多次派兵围剿，都未能把他们镇压下去。相反，白朗却不时给各地方官吏和豪绅地主团练以打击。这时，白朗主要从事经济性的斗争，政治目标并不明确。

1913年五六月间，袁世凯把驻在信阳的第六师调入湖北境内，仅留河南陆军第三旅王毓秀部在平汉路沿线设防，豫西南一带空虚。这时河南国民党人熊嗣鬻为了武装讨袁，与白朗联络。白朗一面委派熊赴南方联系反袁力量，一面借“二次革命”之说，号召群众乘机展开活动。高鑫、宋一眼等各杆数百人袭扰叶县、襄城等地，白朗亲率各杆一千余人南下，意图攻取唐县、泌阳。当时盛传，白朗宣言，“如能占领唐、泌等处，即当与高鑫、宋一眼合股通南方，以图大举”。由于有唐县守军作内应，5月31日夜，白朗一举攻占该县，夺获大炮六门、机关枪两挺及许多枪械子弹，声势大振。白朗占领唐县后，恐官军追来，当天弃城北上，连克数村镇，复经南召直攻鲁山。当时，河南护军使雷震春带兵刚到达豫西南，便急令右翼帮统王茂元率两营援救鲁山。王军至鲁山时，白朗军已改变计划，于6月15日突然攻取了禹县，守城官军弃械而逃，白朗缴获枪支三百，财物无算，捆载大车二百辆，凯旋回归鲁山一带。“自此白朗声振豫西，各地绿林附合者骤达二千人”。

白朗军从禹城撤回鲁山地区后，雷震春率军由许昌进驻宝丰，调集王毓秀和防军十余营，分头把守各县镇和山口要地，对白朗军进行围剿，白朗军一度受挫，不得不避入深山中。正当雷震春做“一鼓荡平”的美梦时，白朗翻山越岭，突然出现在数百里外的卢氏县境，7月1日攻占淅川县属的西坪镇，次日又夺取鄂豫陕三省交界的重镇荆紫关，并攻克淅川县城。邓州、内乡、镇平等地震动，纷纷向张镇芳告急。7月14日，白朗军进入湖北均县贾家寨以东地方，与鄂豫陕三省联军激战不利，又折回豫省，17日围攻镇平县，逼近南阳。8月，在百泉山击败南阳镇守使周符麟所辖官军，转入唐县、泌阳、桐柏一带山区。白朗军稍事休整后，于9月下旬南下夺取湖北枣阳，占据县城十一天，至10月6日始弃城北上，经唐县、裕州等地返回鲁山和宝丰地区。当时雷震春率领的军队已离开宝丰，白朗乘虚于11月12日用云梯爬城办法攻占宝丰县城。由于新任河南护军使赵倜率马步四营来攻，白朗当日撤出县城，避入鲁山西北山区，建寨据守。

二次革命失败后，白朗军成为国内规模最大一支武装反袁力量，更加引起袁政府重视。袁政府一面严令张镇芳限期肃清，一面增兵河南。进入豫西的总兵力达三万人，具体部署是：毅军统领商德全率兵驻扎郏县、宝丰和临汝三县，张锡元师驻扎舞阳和泌阳，王毓秀旅驻方城、鲁山、南召和伊川四县，南阳镇守使田作霖分兵把守南阳附近六县，镇嵩军统领刘镇华部警戒嵩县至卢氏县一线，北洋第二师一部守卫京汉铁路沿线。此外，赵倜亲带马队赴各地巡逻，督饬诸军认真剿办。张镇芳以为万无一失，致电袁世凯表示，1913年12月一个月内即将白朗军全部消灭。袁世凯命令张镇芳、赵倜等人，“非获白朗，不准请奖”。

面对北洋军压境的局面，白朗没有固守鲁山一带的根据地，而采取避实击虚的办法，迅速跳出包围圈，攻击敌军防守薄弱的地方。12月下旬，他率二千人（其中不少青年人），一半有快枪，一半持大刀，急速南下。至泌阳附近后，他又东进，于1914年1月初在确山和新安店之间越过京汉铁路，于1月11日、15日、16日接连攻克光山、光州（今潢川）和商城等三座县城。随后又继续向东挺进，入安徽境内，于24日一举攻克六安城，2月6日又攻克霍山。白朗军连得数县，击溃了地方武装，缴获了大批枪械子弹，战斗力显著增强；由于各地会党、游民纷纷归附，队伍也显著扩大，马队步队共计约四千人。这些胜利的取得，除这一带敌军防御力量薄弱外，与白朗的战略战术有密切关系。白朗善于在运动中作战，一日夜间能走二三百里。其战术多用设伏诱敌之计。官军跟踪追击时，他们常常一边退却，一边将银元或财物等弃掷于地，贪财的官军拾取钱财后，他们便回首猛扑，往往取胜，以缴获军火，补充自己。他们攻城也有一套办法，先派遣侦探侦察城内虚实，如城内空虚，便派人装扮成小贩、卖艺人或乞丐等混入城内潜伏下来，又策动会党和守军士兵作内应。一旦布置妥当，主力队伍便长途奔袭，突然兵临城下，里应外合，使守军猝不及防，不战而溃。

前此，袁政府仅仅把白朗视为一个严重的地方问题，责成张镇芳负责剿办。豫东和皖北的城池不断被攻占，才使袁政府大为震惊。袁世凯于1月20日严厉申斥张镇芳和赵倜“督率不力”，将他们撤职留任。2月11日，任命田文烈为河南民政长兼会办河南军务，13日撤去张镇芳的河南都督，改由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这些人事变动表明，袁政府已把白朗起义视为牵动全国政局的问题，并决心动用北洋军主力了。段祺瑞亲赴信阳，召开豫鄂皖三省剿办会议，制定了所谓“不在急击使散，要在合围聚歼”的计划，企图将白朗歼灭于霍山、六安、霍丘之间。为此，他调集了二万多军队，除赵倜所率领的毅军八营外，有王占元的北洋陆军第二师一旅，皖军十营，拱卫军一团，王汝贤和陈文运两个混成旅等。这次合围白朗的主力是北洋正规军。北洋军刚刚扑灭了“二次革命”，将骄兵悍，段祺瑞代表各将领致电袁世凯说：“扫清匪氛，指日可待。”安徽都督倪嗣冲鉴于六安之变，将弃城逃跑的知县枪毙，并通令皖北各县一体戒严，倘有再失城池，定将按军法严惩，决不宽贷。

在北洋各军四面包围、步步进逼之下，白朗军在叶家集和金家集一带活动的范围愈来愈小，多次突围，均受到堵截。2月21日、23日，李鸿宾和白朗各带二三千人与北洋军王占元师两次激战于酆家集南面一带高地，都未能达到突围的目的。白朗的处境日益不利，遂决定化整为零，把队伍分为几路，同时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派一路偷袭光州。当敌军抽调兵力援救光州时，白朗军分路逃出包围圈，日夜兼程西进，2月末于一夜之中在信阳以南二十里的双河越过京汉铁路。当时，设在信阳的豫南围剿司令部正张灯置酒，大宴将士，至天明始发觉。但事后他们却向袁政府报告说：“白狼进犯铁路，我军迎头痛击，贼军大败，伏尸遍地，仅悍酋数人步行，敝衣杂入避难人民中逃去。”这是腐败的官军谎报军情以邀功的惯技。

白朗取得的胜利，使袁世凯政府和帝国主义列强驻华公使都十分吃惊。

各国驻华公使接连集会，并照会袁政府外交部说，政府虽派兵剿办“白狼”，至今未能扑灭，“外人之财产损失颇巨，即各国之商务间接受其影响亦非浅显。如再不能即日剿平，拟电请本国政府各派兵若干帮同剿办，以期早日肃清”(248)。袁政府的反应，由袁世凯致段祺瑞等人的几件急密电可见一斑：

3月11日，“万急华密”电：“白狼潢池小丑，乘隙蠢动。近日发兵二万人，奔驰两阅月，卒未殄灭。各国视之，大损威信，极为军界耻辱。老河口又生残杀外人重案，若不迅速扑灭，恐起交涉，牵动大局。……近日匪之内容，毫无所闻，是侦探太不得力，望注意。”

3月21日，“华密”电：“白匪久未平，各国报纸谓政府力弱不足以保治安，乱党又从中鼓吹，殊损威信。因而近日中国债票跌至百分之十二三，续借款愈难办，关系全局甚重，望努力设法督饬速平为要！”

3月23日，“拱密”电：“以部长久在外，各国注意白狼更重，且久未平，尤损声威，可商田民政长妥为布置，仍宜早回京……。”

白朗起义异军突起，在1914年春发展到顶点，成为国内一些大报纸的每日要闻之一，为全国各阶层、各派别（包括中华革命党人）所注目。袁政府心劳日拙，动用北洋军数万，而不能控制白朗军在广大地区策马长驱的局面。

在老河口，白朗将分散活动的各路首领召集起来，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讨论战略问题。一些头目认为流动作战不是长期办法，应建立根据地，如梁山泊一样，作为归宿。但主要头目大都反对此说，而极力主张流动作战以集资粮，扩充队伍。白朗采纳了后一说。鉴于袁政府不断向河南增兵，中原地区不易立足，所以决定避实击虚，伺机入陕。同时，白朗改编了队伍，称“公民讨贼军”，又称“扶汉军”，自为“中原扶汉军大都督”，以李鸿宾为参谋长，正式组织起统率机构。又将近万人的队伍分编为前、中、后三军，以王生岐为前军总司令，韩世昌为中军总司令，白瞎子为后军总司令。军之下又分“队”，各“队”都有自己的“队旗”。

就在这次会议前后，有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来到白朗军中。如王生岐原是陕军第一师的团长，参加过辛亥革命，于1913年8月在凤翔响应二次革命，失败后率领队伍进入豫陕边，当年10月加入白朗军。在《中华革命党委派人员别号、住址及委派回国者姓名登记簿》中，将“白朗部分重要人物”独列一项，与该党各省支部并列，内写白狼、宋老年、李鸿宾、孙玉章等二十余人的姓名。由此可见，海外中华革命党人对白朗是十分重视的。有记载说，孙中山有致白朗函，还积极向白朗军中派遣人员，如徐昂及沈姓参谋等人。此外，二次革命失败后，河南国民党人和进步青年因不堪张镇芳的迫害，有不少人投入白朗军中。他们不会不给这支农民起义队伍以积极的影响。

老河口会议不久，白朗发布的告示中完全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功绩，斥责袁世凯窃国卖国。告示说：“方幸君权推倒，民权伸张，神明华胄自是可以自由于法律范围而不为专制淫威所荼毒。孰料袁世凯狼子野心，以意思为法律，仍欲帝制自为，摈除贤士，宠任爪牙，以刀锯刺客待有功，以官爵金钱励无耻，库伦割弃而不顾，西藏叛乱而不恤，宗社党隐伏滋蔓而不思防制铲除，惟日以植党营私，排除异己，离弃兄弟，变更法制，涂饰耳目为事。摧残吾民，盖较满洲尤甚。海内分崩，民不聊生，献媚者乃称为华盛顿，即持论者亦反目为拿破伦，实则吕政、新莽不如其横酷也。朗用是痛心疾首，奋起陇亩，纠合豪杰，为民请命。故号称扶汉。”这是一篇激动人心的讨袁宣言，可与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发表的讨袁檄文前后辉映；与1913年白朗发布的告示相比，政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这篇告示可能出自军中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手笔。白朗及其周围的重要谋士和猛将的实践活动，尚未达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水平，他们仍然沿着中国传统农民战争的老路行进。因此，从总体来说，这次起义不是一次在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下的农民革命运动，而是深受时代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反袁影响的一次旧式农民战争。

白朗在老河口停留三天，便麾军北上，3月14日再次攻克入陕西门户荆紫关，由此进入陕西境内。3月下旬到4月初，接连攻克商南、武关、龙驹寨（今丹凤）、商县、孝义（今柞水）等地。陕西都督张凤翙开始认为白朗实力有限，不足措意，事前没有任何防御计划。及至白朗进占商县，张凤翙始率兵一旅出防蓝田。他刚到蓝田，就得到白朗攻孝义的消息。孝义一失，西安危险。于是张踉跄回省，坐守危城，不出城门一步，日日向袁政府告急，并乞求邻省协剿。袁世凯急忙任命陆建章为“西路剿匪督办”，赵倜为会办，分别率领北洋第七师和毅军由潼关进驻西安。赵倜所率毅军马步五千，号称北洋精锐，负责尾随白朗军主力。同时，川军第三师师长彭光烈率全师出驻汉中一带。陇东镇守使张行志率陇军五千防守凤翔和邠县各要隘。王汝贤、陈文运和张敬尧各部则分别驻南阳、淅川、潼关三地。陕军沿渭河两岸，节节驻扎。各军分进合击，取三面包剿之势，“重兵劲旅，云集一隅”，袁世凯企图一举消灭白朗。白朗进入陕西后，曾贴出布告，宣称将“跃武咸宁，观兵长安，克城之日，但申沛公三章之约，不举项王三月之火”。但越过秦岭后，他并没有攻击西安，而乘渭南一带空虚，由子午镇附近疾驰西进，席卷鄠县、盩厔（今周至）、武功、乾县，“势如破竹，无当之者”。至醴泉县附近与陕军陈树藩旅激战两日，损失近千人，为入陕以来首次恶战。白朗回师袭取永寿和邠县，在邠县又与陈树藩军血战，损失颇大。据说白朗曾痛心地说：“吾率数千之众，纵横皖鄂豫三省两年之久，从未损好兄弟如此之多！”白朗军虽然受到损失，但陕甘一带哥老会纷纷归附，队伍很快得到补充。他们又接连攻克凤翔、千阳、陇县，破固关，击溃甘军统领崔正午所部千人，直下张家川，进入甘肃省境内。甘肃都督张广建急忙调集军队防堵，赵倜的毅军也跟踪而至。白朗军行动迅速，5月3日攻破伏羌（今甘谷），然后直趋重镇秦州（今天水）。秦州总兵马国仁被击毙。白朗于4日攻占秦州，然后取道徽县南下，企图由此入川，因有川军堵截，便改走成县，转趋阶州（今武都）、文县，企图由碧口入川。因又受到川军阻击，遂西向，于5月21日占岷县，25日破洮州。岷洮地区回汉藏民杂居，由于白朗不能正确地处理民族关系，遇到了回民的激烈抵抗，兵源、弹药和粮饷都难以补充，军纪开始松弛，抢掠烧杀之事日益增多。

攻取洮州后，白朗原想经狄道突袭兰州腹地，因敌军云集，各口有防，一时无计可施，遂在洮州县署召开军事会议。白朗、宋老年、李鸿宾等十八大首领居中，众谋士坐左右，小头目在四周及门外。白朗说：“我辈今日势成骑虎，进退两途，取决会议。”白瞎子高声叫道：“请大哥黄袍加身，事成则为明洪武，不成亦可为太平天国。”许多头目鼓掌赞成。但谋士中无一人响应，白朗亦不以为然。有人建议取道松潘攻成都，各首领多反对，而主张回河南。白朗军各级头目大都是河南人，长期苦战，不得休息，思乡心切。于是，白朗决定带队回河南家乡。5月末，白朗亲带前队三千多人由洮州出发，经漳县、宁远趋秦州，后队由李鸿宾、孙玉璋、尹老婆等率领相继出发。白朗军在漳县、宁远等地遭敌军截击，伤亡惨重，但终于突破敌军对岷洮地区的包围圈，6月4日再占秦州。接着，经过几场激烈战斗，白朗军突破了北洋军在宝鸡附近的防线，进入陕西。北洋各军互相怨尤，“毅军诋甘军窳败不能战，甘将诋毅军不能遵围剿之约”，致使白朗逸围而走。“毅军咎陆建章部下安守省垣，畏葸坐视，不出堵截。陆部下则嗤毅军徒事尾追，奔驰千里，不获一战，自疲兵力”。袁世凯闻讯震怒，于6月16日致电陆建章，饬令将失职人员从严参办。陆建章本为袁政府特派人员，有督帅各军的重任，但他到西安后深居简出，惟不时向袁世凯上密呈，说张凤翙声名狼藉，“民心既已不顺，兵心又皆不服，中央再不派人员接替，猝有缓急，关中非复中央所有”。袁信其言，便以“纵寇殃民”为口实，把张凤翙免职，召入北京，派陆建章接任陕西都督。陆将白朗所经过的商县、邠县、乾县、武功等二十余县的县知事撤职，多以北洋派官僚代替。他并以整军为名，大量裁减陕军，而把北洋第七师编为第十五、十六两个混成旅，以贾德耀、冯玉祥为旅长。从此，陕西省完全纳入北洋系统。

白朗军冲破宝鸡防线，一日夜行一百七八十里，风驰电掣般东进，经郿县（今眉县），盩厔、鄠县入子午谷。他们长期流动作战，给养不足，队伍疲惫不堪，在由子午谷越秦岭经商雒回河南途中，又遭镇嵩军刘镇华部、张锡元部、张敬尧部和赵倜毅军的前后夹击，损失惨重，及至回到鲁山、宝丰一带，虽仍有数千人，但枪械弹药缺乏，战斗力大大削弱，无力与官军公开对抗，只得分散为数股。孙玉璋领一杆人由西坪赴邓县一带，尹老婆及李鸿宾之弟等也各带一杆人经邓县进入桐柏地区，宋老年带有一千多人往鲁山娘娘山，白朗自领五六百人在平顶山一带活动，宋一眼率五六百人一度攻取西华县城，并派人在郾城等地收买民间军火，接济白朗。8月初，白朗率领数百人在鲁山县石庄一带与敌军搏战，不幸负伤，数日后死去。宋老年等各杆也先后失败，部众瓦解星散。

白朗起义历时两年多，先后转战豫鄂皖陕甘五省，征程数千里，攻破县城四十余座和许多关隘，所到之处“劫富济贫”，打击了地方封建势力，冲击了袁世凯的统治。他们虽然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反袁的口号，但仍然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以致重蹈中国古代农民战争中流寇主义的覆辙，最终不能幸免于失败的命运。

白朗死后，袁世凯严令北洋军“搜除余孽，务绝根株”。赵倜奉命“清乡严洗”，在西华、鲁山、宝丰、禹城各县分区驻扎重兵，大肆屠戮，纳起义农民于血海之中。9月，袁世凯发布褒功令，以赵倜为德武将军，督理河南军务；张敬尧所部第二混成旅编为第七师，张升任师长。

从1913年7月起，大约一年时间，袁世凯北洋军南征北战，击败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扑灭了农民起义军，消灭了国内一切企图推翻他们的有影响的武装力量，实现了“统一”。从此，北洋军阀集团的气焰更为嚣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