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问题，学界主要有四种说法，即“周朝说”“战国说”“汉朝说”和“唐朝说”。其中，“战国说”的影响较弱，而以“唐朝说”最为新闻史学者所普遍接受。周朝说１８９６年，梁启超将《诗经》《春秋》与后世的《民报》相类比，其认为：“古者太师陈师以观民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使乘輶轩以采访之，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移于天子，犹民报也。”这是关于中国古代报纸周朝起源说的滥觞。倪延年也认为《春秋》中的采风记事极具新闻属性，指出“中国古代报刊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春秋》，似乎也不是一点根据也没有”。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前后，日本学者杉村广太郎在其所著的《新闻概论》中认为：“‘京报’是官报的一类，从周朝就有，一直持续到清朝的在《中国报学史》中，戈公振依据《西汉会要》对“邸”这一机构“通奏报，待朝宿”功能的描述，提出“汉有邸报乎”，虽以疑问句出之，实为肯定汉代即有邸报。

此后，大批国内外学者均采纳戈氏的汉朝说，诸如中国大陆学者黄天鹏、吴晓芝和中国台湾学者曾虚白、赖光临，以及日本学者楚人冠等。方汉奇在早期也认同这一说法，指出“远在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初年，中国就出现了这种被称为邸报的宫廷报纸”。２０世纪末２１世纪初，学者张涛据出土汉简撰写了《西汉末年已经有了报纸吗》，文章肯定西汉末年已经有报纸的观点。其在《论西汉“木简报”》中又提出“木简报”这一概念，并对其传播作了详细考述。紧接着，张涛更是明确提出“汉代存在着正式的官方的信息发布形式———‘府报’”。从肯定汉朝说，到提出作为其佐证的“木简报”“府报”，这些耳目一新的说法引起了学界的关注，陈力丹对此予以肯定，并撰文《发现“府报”———我国古代报纸的历史前推８００年》。

当然，对汉朝说的否定声音也一直存在。黄卓明指出：“目前还未能在汉代史料中发现有关‘邸报’的记载。”“甚至在汉以后的三国、晋、南北朝、隋等朝代，也还未能在古籍中，发现超出单纯‘官文书’的原始形态报纸的有关记载。”姚福申通过对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简牍的考证，认为“汉代确实有向群众发布新闻的简牍，但它的发布形式和传递途径完全不同于前人所推测的‘邸报’”。故而否定汉代邸报说。黄春平赞同姚福申之说，并就先前张涛、陈力丹支持的“府报”说提出不一样的观点，认为“单从出土的简牍来看，汉代确实有着一定的信息发布媒介，存在着一定的发布程序，有着特有的信息发布方式。但这种媒介不是‘府报’，而是带有告示性质的布告。”随后，黄春平对汉邸“朝宿之所”的职能以及两汉严厉的传播控制进行了考察，接连发文对汉朝说进一步提出质疑。

唐朝说唐朝说是目前最受学界认可的一种说法。方汉奇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出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就提出“邸报大约起始于唐朝”。尔后，在其发表的相关文章及主编的新闻史著作中也仍坚持唐朝说。姚福申认为“邸报产生于晚唐。然而就唐代邸报而言，既没有形成一种制度，传播也并不普遍”。黄卓明通过梳理相关历史文献，对唐代进奏院状进行了详细考察，得出结论：“中国的原始形态报纸应始见于唐代，而且很有可能是在‘盛唐’的历史条件下，创始于开元年间。”倪延年也认为报纸的出现“至迟是在唐玄宗开元年间”。王洪祥主编的《中国新闻史》中同样持相似看法：“就在这开元盛世时期，我国出现了最早的手写报纸———报状。”中国台湾学者朱传誉在《唐代报纸研究》一文中将唐人的《东观奏记》和《前定录》中所提到的报状认为是邸报，可认为其是支持唐朝说的。

江向东观点与张氏类似，虽认同邸报是古代报纸，但仍就唐代进奏院状以及“开元杂报”的性质、雕版“开元杂报”的虚假性、“状报”一词的的使用范围等作出考证，质疑“唐朝说”的成立。总体来看，支持周朝说观点的学者并不多，汉朝说也尚未找到更多的文献记载来佐证，唐朝说为目前学界较普遍接受。关于中国古代报纸起源问题的探讨恐怕还将持续很长时间。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逐渐有学者尝试提出解决这一争议问题的路径。廖基添的《邸报是古代报纸吗？———中国古代报纸发展线索再梳理》，认为争议的焦点在于学界对中国古代报纸的概念没有清晰的认同，作者借鉴西方报纸起源的研究成果，对“古代报纸”的核心特征进行了界定，试图对中国古代报纸的发展作出新的解释。

他认为，中国古代报纸与官方邸报是两个不同的事物，只有在民间出售的那些小报才属于古代报纸的范畴，所以中国古代报纸应当以宋代小报为源。许鑫的《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产生根源与破解路径》，也认为“争议的产生原因，除了缺少实物证据，还有研究者对古代报纸相关概念使用的模糊及评判标准的多元”，主张用“有组织的新闻传播活动”或“前报纸形态”等概念来取代“古代报纸”的说法，这样中国古代报刊史的研究才有可能突破“汉唐—邸报”的学术路径，将汉唐以前的报纸类似物纳入研究范畴。笔者认为，姑且不论这些观点是否妥当，至少在切实推进学术进展上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