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生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发表2022/2023财政年度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新冠肺炎疫情肆虐香港的当下，新一份预算案的公众关注焦点，自然落在如何纾解民困和振兴经济。然而，预算案的亮点不限于此，亦有顾及香港中长期的发展需要，甚至推出若干突破思维的新措施。财政司司长作为港府库房的掌柜，必须做好公共财政收支的平衡工作；他同时作为香港经济的负责官员，也须理顺社会的财富再分配平衡──回顾财爷陈茂波过去几份预算案，在贯彻收窄贫富差距这个任务上，今次绝对继往开来、再下一城。

暂缓追租 大者少赚

最新第五波疫情对港造成严重冲击，每日死亡数字不单创出新高，市面经济活动亦不得不收紧，由市民到市场都叫苦连天；有见及此，预算案的扩张幅度亦有增无减，宽减薪俸税、利得税之类固然必不可少，而在上次的成功经验上，消费券更翻倍至每人一万元（港币，下同），这对减轻市民生活负担和提振消费购买力，亦有一石二鸟之效。

而最具新意的一招，乃暂缓追讨欠租，透过尽速立法禁止业主对指定行业的租户终止租约或采取法律行动等，为期三个月。为了切断病毒传播链，许多表列场所如食肆、酒吧、健身中心、美容院、发型屋等，经营都受到限制以至禁止营业，相关行业手停口停的同时，期间还须不断“纳空租”，而香港租金之高昂乃众所周知。暂缓追租无疑可解租户燃眉之急，至少可避免庞大结业潮及裁员潮的出现。

暂缓追租指透过尽速立法禁止业主对指定行业的租户终止租约或采取法律行动等，为期三个月。

当然，措施弊端是令业主少了收入，甚至不排除有人趁有免死金牌而刻意欠租，亦即衍生“租霸”问题，又或更极端地，本已计划结业的租户用尽欠租期才申请破产，以致业主平白损失三个月租款。不过，预算案已考虑及此：一是所谓暂缓追租乃是“有拖无欠”，租户不是豁免交租，而是稍后才缴足款；二是并非所有行业都受涵盖，而是针对疫下最受影响、亦即最需要扶助的一群，故“租霸”问题预料不大；三是中小企融资百分百担保计划同步优化，融资上限提高了，还款时期延长了，租户的周转及生存能力理应增强，有条件继续经营却刻意破产的例子相信不多；四是措施为期仅三个月，不再保留可延长至六个月，对大业主来说应可应付，而当局亦已要求金管局及银行界让企业延迟偿还部分本金；五是有见社会反馈，当局及后还追加一项配套安排，向依靠收租维生的单个商铺长者业主，提供最多三个月租金的垫支安排，上限十万元，以免相关业主因为暂缓追租而生活受碍。

始终，任何政策都有被滥用可能，难道所有措施都要斩脚趾避沙虫？关键是具体细节充分做到趋利避害，而上述种种配套安排便料将滥用情况降至最低。尤其考虑到，疫下不少经营者已经水深火热，政策可发挥的救急扶危正面效果必然大于负面作用。

以上疫下利民纾困措施，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财富再分配：受累疫情而濒临生死边缘的租户，是预算案的援助对象，反之较有条件的大业主，则可多承担社会责任、少赚一点利润，其中对长者小业主的负面影响则降至最低。

累进差饷反映“能者多付”的原则。

累进差饷 能者多付

今份预算案再分配措施不止于此，其中针对业主方面，一方面有一次性的疫下宽减措施，另一方面则会恒常地引入累进差饷。应课差饷租值超过55万的住宅物业，其后的租值将从划一的5%，变为阶梯式累至8%和12%。陈茂波表明，这是反映“能者多付”的原则，预计最贵租值的2%住宅物业会受影响。要优化社会上的财富再分配，不外乎从富人手中多拿一点，然后透过财税及福利等向贫人多派一点。事实上，当薪俸税都有累进制度，为何个人税里面的租金收入，不能够同时引入，以更好体现“能者多付”呢？

租金扣除 贫者少付

预算案亦从住宅租金方面，引入类似的累退原则，同一时间促成“贫者少付”——当局没有起用这四个字，相信是担心负面标签吧，但这无疑是一个重要政策导向。

为了纾减未置业者的纳税负担，当局将新设立住宅租金开支扣除，扣除上限为十万元，受惠对象预料以小康住户为主。早于2020年，政府已宣布向轮候公屋超过3年、又非居于公营房屋的住户，发放变相租金津贴的现金津贴——相关未能上楼的基层人数，大多蜗居于劏房之内。两个政策，均从租务入手纾减无楼人士的住屋压力，支持层面且由基层扩至小康；至于中产？有能力置业者，一直以来也受惠供楼利息扣税政策。毕竟，愈来愈多市民难以上车，加上公屋轮候时间愈来愈长，为何有能力买楼的却可享供楼税务优惠，而租楼的小康以至基层则长期无法受惠？相关不平等现象早该修正，陈茂波前几年亦曾提出会研究租金扣税，到了今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他卒之赶及兑现承诺。

香港近日深受疫情打击。

这项政策之前迟迟未能出台，原因是租金扣税更易衍生滥用问题。最简单的例子，是父母把自置物业租予子女，惟实际上只是一家几口同住物业，理论上已符合了税务扣减的资格；对此，陈茂波已斩钉截铁表明，不会容许相关问题出现。不过，除了父母子女的关系，亲朋戚友之间把自己物业互相租予对方，好像甲把自置的物业租予乙，乙同时亦把自置的物业租予甲，惟实情是甲和乙均继续于自置单位自住，则双方只须缴付些微的厘印费（按租约租值计算，一般只涉几百元），同样可享最高十万元的扣除上限。此外，租金收入须纳入个人入息税的计算，所以业主也须为租金收入纳税，这或减少签订“虚假”租约的诱因，如前面的甲和乙例子，除厘印费外他们亦要申报租金收入来评税缴税；然而，如果业主已经退休又或整体收入较少，以致在扣除种种免税额，好像个人免税额、供养免税额等等之后，甲或乙根本毋须纳税，则又会回到有漏洞可钻的窘况。究竟如何堵塞相关漏洞？预算案指条例草案将于第二季提交立法会，相信届时会有更仔细的交代。

陈茂波致力透过财税办法收窄贫富差距，早在他就任财爷后的第一份预算案已见端倪。近期香港通胀持续攀升，不单楼价升至“买楼靠父干”的境地，就连到快餐店吃顿饭的费用也大幅增加；可是，政府评税方法却多年来没有随通胀调整，以致旧有税阶已非根据社会实况厘订。譬如2013年的个人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为12000元，至2018年已升至17500元，累计增幅高近50%，惟期内税阶却原封不动。故此，陈茂波首份预算案便把薪俸税每级税阶差距由45000元扩大到50000元，同时并把四个税阶增至五个，边际税率分别调整至2%、6%、10%、14%、17%，措施令百多万纳税人的税务负担减少，而供养父母或祖父母免税额，以及子女免税额等亦见增加。显然，相关调整带来的实际效果，乃是相对低收入人士的缴税少了，跟最新“贫者少付”的原则一脉相承。

资本主义香港 做好财富再分配

香港是个资本主义社会，难免也存在着资本主义社会的通病，那就是贫富差距容易扩大。如何是好？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社会模式的基础上，唯有和必须透过财税福利来做好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工作。其中，加快土地和房屋的供应，从供应链管理角度入手减轻市民的居住负担，肯定也是必须的王道办法；惟同时从租赁市场的税务层面理顺有楼者与无楼者的差异，也是理所当然和合理之至的调整。此外，进一步透过加大经济发展，用好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创科中心的地位，来开拓更多高增值、高薪酬、高发展潜力的职位空缺和创业机会，从而增加市民特别是新一代的工作收入，亦可提供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凡此种种，预算案当然亦有着墨，不赘。

香港近日深受疫情打击，坊间多聚焦关注新抗疫措施，诚是人之常情；然而，大家亦不宜忽略这份预算案的财富再分配要素，特别是今次作为陈茂波五年财爷任期的收官之作，充分体现其一以贯之的“能者多付”“贫者少付”原则。相信大家都期望，今次预算案能够惠及大家，让香港疫下和疫后经济快速复常，让市民和市场一起更好渡过目下难关，继而从长远宏观层面收窄贫富差距，令香港整体社会变得更加和谐、更加公平公义、所有人更易力争上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