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浮天。”岭南大地倚山临海,地势开阳。自古以来,岭南人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形成别具一格的岭南文化。且务实、开放、兼容、创新之风至今赓续不断。而其文脉之传承,实有赖于历代学者开馆授徒,薪火相传。尤其是书院产生之后,学派纷呈,名人辈出,在中华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
清 黎简《碧嶂红棉图》
岭南文化源于何时
清初“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在《广东文集》序言中说:“广东居天下之南,故曰南中,亦曰南裔。火之所房,祝融之墟在焉,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极。极,故其发之也迟,始燃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称广东。”
屈大均认为,广东在我国的南方,所以古代叫“南中”、“南裔”。这个地方,与天上二十八宿的“大火”房宿对应,也是“火神”祝融管辖的地域。在《易经》中,离卦属火,又代表“文明”,而广东正处于离卦之地,所以屈大均说“天下文明至斯而极”。
“极”,是指地理之极。古人一直认为,我国的文化发源地是中原地区。中原文化向南传播至广东,在地理上已是尽头了。所以广东的文化相对于其他地方起步较慢,在秦汉时期才开始萌芽。不过,岭南文化虽然起步晚,但后劲十足,到唐宋时期已崭露头角,明代中叶之后,更是大放光芒,直追中原。发展到清代和近现代,又达到了一个高峰。
岭南文化始于何人
屈大均曾说:“越人以文事知名者,自高固始。”
又说:“南越文章,以尉佗始。”
高固是南海人。周显王时,岭南地属楚国管辖。高固才能出众,为楚威王相。传说他担任楚相时,位于越秀山的“楚庭”有“五羊衔谷”之祥。
当时,有个名叫铎椒的文官,见楚威王没有通读《左氏春秋》(即《左传》),便把以往成败得失的历史经验编为四十章,名为《铎氏微》,由高固献给楚威王,因此楚国文教日兴。所以屈大均说广东人从事文教事业是从高固开始。可惜的是,高固没有文章流传下来。
尉陀即南越王赵佗。汉初,汉文帝有《赐尉陀书》,尉佗也有《上汉文帝书》。屈大均认为尉陀的《上汉文帝书》“辞甚醇雅”,故说“南越文章,以尉佗始”。但又怀疑是由其来自中原的“秘书”代笔,未必是尉陀本人或南越人所作。
因此,高固和尉佗都算不上是岭南文化的创始人。
那么,岭南文化的创始人是谁呢?
屈大均说:
“然则文其以汉之陈元为始乎?其请立左氏一疏,大有功圣经。次则杨孚有请均行三年通丧一疏,即其《南裔异物志》,辞旨古奥,散见他书,搜辑之亦可以为广东文之权舆。”
屈大均在这里只提及陈元和杨孚两人,实际上陈元的父亲陈钦,也是岭南文化的开山祖。这三个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岭南人。
岭南经学的兴起,始于陈钦
陈钦,字子佚,生于汉宣帝末年,世居苍梧郡广信(广东封开县及广西梧州市一带)。“广信”的得名,是汉武帝平定岭南后,鉴于原南海郡的郡治番禺城已焚为废墟,遂将岭南首府迁至苍梧郡离水与郁水的交汇处,并取名“广信”,取意“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
因广信地处中原与岭南交通往来的水陆要冲,又一度成为岭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所以最早受到中原文化的熏陶,出现了岭南地区最早的一批文化精英,其中最杰出的就是陈钦。
史籍记载,陈钦自幼博览群书,熟习“五经”(《易》《书》《诗》《礼》《春秋》)。汉成帝时,被举荐为“茂才”,师从经学大师贾护,研习《左氏春秋》。他博采众长,融汇贯通,卓然自成一家,撰有《陈氏春秋》(已佚),与当时博学多才的经学名家刘歆齐名。
随后,陈钦来到京师长安,被朝廷任命为“五经博士”。不久,又负责教育皇室子弟及贵戚。陈钦的弟子中,有两人做了皇帝:一位是汉平帝,另一位是时任大司马,后来篡汉的王莽。不过,陈钦虽是王莽的老师,但最终还是被王莽所害,在狱中自杀。
汉代的经学,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自汉武帝立经学博士后,今文派完全碾压古文派,“五经博士”人是清一色的今文派学者。王莽改制,始立古文经学博士。陈钦是古文派学者,他能跻身于“五经博士”之列,在当时也是凤毛麟角。更重要的是,他是岭南研究经学的第一人。
岭南人办“书院”,始于陈元
陈元,字长孙。他幼承家学,传习父业,逐字逐句对《左氏春秋》进行考证和注解。因所有精力和时间都用于经学研习,以至于“不与乡里通”,被乡亲们视为“不近人情”。
东汉初年,陈元赴京城任议郎。由于他对《左氏春秋》考证深入,注疏周详,见解独到,一时名噪公卿。史称他与当时著名的学者桓谭、杜林、郑兴齐名,“为学者所宗”。
陈元任议郎期间,做了两件影响后世的事情:
一、力争立《左氏春秋》博士。光武中兴后,有人提出恢复“《左氏传》博士”。当时朝廷对此事的争议十分激烈,反对者范升等人认为“左氏浅末,不宜立”。陈元闻之,立马上疏光武帝,据理驳斥,后又与范升反复辩论十数次,最后陈元驳倒范升,光武帝遂允立“《左氏传》博士”。
二、在洛阳设馆授徒。虽然光武帝同意立“《左氏传》博士”,陈元也是公认的第一人选,但汉武帝偏偏不用陈元,而任用第二人选李封为博士。没多久,李封病死,光武帝本来就不太喜欢古文经学,于是趁机将“《左氏传》博士”废掉。
博士未当成,陈元便另寻他径传经。据史籍记载,陈元在京城洛阳“以授徒为业,传《左氏春秋》”。陈元在洛阳设馆授徒,可谓岭南人办私学之肇端,虽然当时不叫书院,但形式上与书院无多大差别。
陈元的著作《陈元集》及《左氏异同》均早已亡佚,所幸《后汉书·陈元传》收入了陈元的两篇疏议,这是历史上由岭南籍人士撰写的最早的政论文章。
学者评价:二陈是“粤人文之大宗”
陈钦、陈元作为汉代古文经学派代表,对《左氏春秋》的研究达到了最高水平,是当时全国学术界的标杆。尽管陈钦、陈元的活动主要在岭外,但他们不仅是吸纳中原文化的先行者,同时也是岭南文化的“拓荒者”。
《广东通志》的儒林传,把陈钦、陈元列为岭南儒林之首,盛赞“陈元独能以经学振兴一时,诚岭海之儒宗也”。
屈大均说:“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所不能先及者也。乃其士君子向学之初,即知诵法孔子,服习《春秋》,始则高固发其源,继则元父子疏其委,其家法教授,流风余泽之所遗,犹能使乡闾后进若王范、黄恭诸人,笃好著书,属辞比事,多以《春秋》为名。此其继往开来之功,诚吾粤人文之大宗,所宜俎豆之勿衰者也。”
城中村里深藏2000年“杨孚井”
汉代岭南文化的“拓荒者”中,“二陈”没有完整的著作流传下来,活动遗址也荡然无存。另一位重要人物杨孚,则不仅有较为完整的著作传世,还有居住和著书讲学的遗址可寻。
杨孚,字孝元,东汉南海郡番禺下渡头村(今广州海珠区下渡路)人。汉章帝时,杨孚获举荐北上京师洛阳,通过了朝廷举办的“贤良对策”考核,官拜议郎,以皇帝身边近臣身份参政议政。
据《百越先贤志》等书记载,杨孚任议郎曾提出两项重要主张。一是极力主张以孝治天下,要求郡国之士诵读《孝经》,为汉和帝所采纳,下诏命令“臣民均行三年通丧”,同时奖励有孝行的臣民,救济孤寡贫老者,影响深远。二是提出“吏治必务廉平”,主张以廉洁作为选拔和考核干部的标准,这一建言也获得了皇帝的认同。
在珠江南岸的杨孚故居,古人多有题咏。如唐代诗人许浑有“烟深杨子宅,云断越王台”,以及“河畔雪飞杨子宅,海边花盛越王台”句,表明至少在唐代,“杨子宅”已成广州名胜,可与“越王台”媲美。
杨孚故居保留了很长时间,“失踪”的时间可能是明末。清乾隆年间的《番禺县志》曾记载:“后有张琼者,掘地种蒌,得一砖刻云:杨孝元宅。”这个获砖之地,被确认为杨孚宅第遗址。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也提及此事。
现在,杨孚故居只剩下一处遗址,就是原杨孚故居后花园的“杨孚井”。这口形制古拙的红砂岩古井,正是当年杨孚所开凿,虽已有近两千年历史,但至今井水依然清澈。不过,这口井藏在海珠区的城中村中,要找到它着实不易,即使是广州人,也可能会“荡失路”(迷路)。
想参观“杨孚井”,最好乘坐广州地铁8号线,在鹭江站B出口出站后左转,进入下渡路,往前走数百米,走到冠记肠粉店处,就左转进入旁边小路,可见到不远处有“杨孚故宅”照壁,然后按指示牌找到下渡东约一巷,就可见到“杨孚井”了。如乘坐公交车,可坐8路、24路、93路、182路、229路车等到下渡路口。
带回松树种宅前,珠江南岸变“河南”
杨孚从洛阳荣归故里后,从河南带回两棵松树植于宅前。这本来是一件日常小事,但不久后,便发生了令人啧啧称奇的“怪事”。
据《广东新语》记载:“广州南岸有大洲,周回五六十里,江水四环,名河南。人以为在江水之南,故曰河南,非也。汉章帝时,南海有杨孚者……其家在珠江南,尝移洛阳松柏种宅前,隆冬蜚雪盈树,人皆异之,因目其所居曰河南,河南之得名自孚始。岭南天暖无雪,而孚之松柏独有雪,气之所召,无间远迩。雪其为松柏来耶?为孚来耶?”
广州地属无冬区,冬季一般不会下雪。但自从杨孚带回洛阳松柏后,北方之雪便随着他移植的松柏来到无雪之地,且只落在杨孚宅前的松柏上。此事确实有点神奇,人们搞不清楚飞雪是为松柏而来,还是为杨孚而来。出于对杨孚的敬仰,人们称他所居住的地方为“河南”,并尊称他为“南雪先生”。久而久之,约定俗成,进而把四面环水的整个“江南洲”也称之为“河南”。
因此,屈大均认为:“河南之得名自孚始。”至今,广州人仍称呼珠江南岸的海珠区为“河南”。
此外海珠区不少地名也与杨孚移植松树有关。历代文化人以“门邻杨子宅”为荣,百姓则纷纷种植松树。由此出现了不少与松树有关的地名,如万松园、万松山、大松岗、半松坡等,可见杨孚在民间的影响之大。
撰写《南裔异物志》,漱珠岗上讲学
杨孚是通才式人物,既有卓越的政治才华,又有渊博的文史学识。
在洛阳当议郎时,杨孚了解到交趾部和郡县长官为了讨好朝中权贵,大肆搜刮岭南特产,“竞事珍献”,致使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便上疏提出严禁此类行为,惩治贪官污吏。
同时,他还把岭南土特产分列条目,撰写成《南裔异物志》,并“枚举物性灵悟,指为异品,以讽切之”。此书一出,岭南异物广为人知,贪官污吏不得不有所收敛。
《南裔异物志》原书在宋代已失佚,后人转相引用,故“散见他书”。清代南海人曾钊从诸书中重新辑录成两卷本《异物志》,流传至今。这本书开我国学者杂记地方风物之先河,为此后同类撰述开拓了新领域,汉代以后,步其后尘者层出不穷。
在史学领域,杨孚的《南裔异物志》处于正史与稗史之间,在当时史学门类单一、尚未充分发展的时代,为史学创立了新的门类。
杨孚晚年从京城退休,返穗定居。他见附近有一山岗(即现在的漱珠岗)奇石叠起,老树参天,环境清幽,便结庐其间,名之为“石边祠”,在此讲学和著书,漱珠岗从此留下了岭南书院的早期印记。
南宋时,岭南文化名人崔与之慕名而来,也在漱珠岗设帐讲学。清末道士李明彻在漱珠岗建纯阳观时,为纪念杨孚和崔与之,在纯阳殿两侧建杨孚祠和崔清献祠。
此后,漱珠岗便成为文化人的聚会点。清同治年间,名画家苏六朋在此建松枝仙馆;岭南画派奠基人居巢、居廉常来此登高作画;其后“二居”弟子高剑父、高其峰、陈树人等在此栽梅树,结成“梅社”,并将社名刻于漱石上。
学者评价:岭南“诗始杨孚”
杨孚的《南裔异物志》,多为散文,亦有四言韵文的“赞语”,文体颇为独特。后人认为,杨孚在行文中运用藻言韵语,是为了便于士民诵读。
正因此书文体独特,屈大均《广东新语·诗语》中,有“诗始杨孚”一条,屈大均说:“其为《南裔异物赞》(即《南裔异物志》),亦诗之流也。然则广东之诗,其始于孚乎?”
标题为“诗始杨孚”,然后行文又打问号,屈大均之所以不肯轻易下结论,是因早在西汉初年,岭南人张买“鼓棹能为越讴”。有一次他陪伴汉惠帝刘盈在苑池游乐,一边划桨,一边唱自己改编的广东民歌,歌词颇有讽谏之意,让汉惠帝有所领悟。
不过,张买充其量只是个“歌星”,不能称之为“诗人”,且张买没有作品流传下来,广东真正的“诗祖”,还是杨孚。
杨孚在岭南文化史上还有一项第一。因《续后汉书·五行志》注引杨孚《董卓传》,这也是岭南人著作被载入史志的头一回,所以曾钊说:“粤人著作见于史志,以议郎为始。”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钟葵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钟葵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 戴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