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6月19日，时任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的开国中将廖汉生利用假期回到湖南桑植老家探亲，这是他阔别家乡44年后首次回去。

廖汉生瞻仰了烈士陵园、到县城街头向围观的群众讲话、参观了贺龙故居，最后才回到自己的老家桥自弯为父亲扫墓、看望邻居乡亲。临近中午，廖汉生决定到三百墩一个农妇家吃饭。

陪同的同志看到农妇家的条件后，一再要求廖汉生到县城或者公社吃饭，但廖汉生却坚决不同意。只见那个农妇迎接众人进屋后，转身对自己的公公和婆婆介绍廖汉生：“这是我爸爸！”这时众人才幡然醒悟。

廖汉生听完介绍后鼻子一酸眼眶有些湿润，见面后女儿廖春莲并没有叫他爸爸，在介绍时才说出这两个字，但这已经让廖汉生非常高兴了。

廖汉生作为身份显赫的开国中将，安排一份工作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为何他的女儿却成了一个普通的农妇？父女两人到底有着怎样的心结，以至见面都未称呼？

今天这篇文章就来分享一下开国中将廖汉生革命初期的坎坷经历。

贺龙定的娃娃亲

廖汉生于1911年出生于湖南桑植县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廖茂才在省城长沙读过书，后来回乡创办新学，在当地有一些名望。廖汉生5岁时便被父亲送去念私塾启蒙。

1916年，贺龙在家乡闹革命，组织起一支农民革命武装，一时名震湘西。不久后贺龙邀请廖茂才参军，在部队中负责参谋、书记一类的工作。当地人都称他“廖师爷”

廖茂才参军后难得回家，思父心切的廖汉生常常在村口等着父亲出现。一次贺龙的部队路过村口，廖汉生便在村口痴痴地看着。不一会儿一个留着胡子的军官路过看到廖汉生便问：“你是谁家的小孩，敢看兵哦？”

封建社会，民间流传着“兵匪一家”的说法，看到当兵的都跑得远远地躲避，军官对站在路边的廖汉生自然产生了好奇。廖汉生说了父亲的名字，那位军官就走了。后来他才知道，留着胡子的军官正是贺龙。

旧社会，民间有定娃娃亲的习俗。一户人家看中了廖家的小儿子，想与廖家结亲。廖茂才为帮小儿子定亲向贺龙请假，贺龙了解情况后也乐呵呵地说：“那天我遇到那个儿子，也定个亲吧？”

贺龙是出了名的爱当媒人，日后肖克、王震、王树声、甘泗淇等将领都由他做媒，不知道这一爱好是不是从廖汉生开始。贺龙要介绍到廖家的正是自己的亲外甥女、二姐贺戊姐的女儿肖艮艮。从这也可以看出来，贺龙与廖茂才有着极深的友谊。

对于这门亲事，廖茂才自然是爽快地答应。不久就把廖汉生带到桑植县城贺龙的司令部，见了贺龙和贺戊姐夫妇，算是把亲事正式定下来了。

但不幸的是，廖汉生10岁时父亲便因病突然在军中离世，家中顿时陷入困顿。在贺龙的资助下，廖汉生才得以进入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就读。

当时二师是湘西最高学府，也是新思潮的发散地。廖汉生不仅在这里学到了文化知识，还接触到革命思潮。由于贺龙率部参加二次北伐，廖汉生与他失去了联系，没有经济来源，只能辍学回乡一边帮家里干农活，一边在当地教书。

大革命早已蔓延到湘西大地，廖汉生也带着几个朋友在家乡搞起了农民运动。但几个月后革命形势骤变，老蒋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国民党右派发起了反扑，湘西农民运动纷纷垮台。

廖汉生只能去投靠贺英、贺戊姐。受贺龙影响，贺英和贺戊姐也有几条枪，在当地组织穷人开展革命活动。廖汉生本来只想临时躲避敌人的迫害，却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为反抗敌人的屠杀，共产党人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贺龙也参加了这次起义。但起义部队在南下途中被打散，组织计划把贺龙送去苏联学习。贺龙不甘失败，表示仍要回湘西拉队伍。

贺龙一回到桑植，两个姐姐均愿意把手上不多的部队交给贺龙领导。贺龙以此为基础，不久又拉起了一支3000多人的部队，并占领桑植县城。但这也引起了敌人的恐慌，随即派大部队前来“围剿”，贺龙无奈退出桑植。

廖汉生原本也想跟着贺龙的部队一起走，但贺龙认为他年纪太小不同意。贺龙走后，敌人对贺家展开了报复，贺戊姐只好带着家人躲到廖汉生家中。按照旧习俗，已经订婚但未结婚的青年男女是不能见面的，但为了躲避敌人廖汉生和肖艮艮又不能不见面，两家家长便决定让他们正式成亲。

血色黎明

期间，贺龙领导的革命队伍数次打回桑植县。在贺龙离开后，反动势力就会进行报复。贺英领导的小队伍只能躲进桑植鹤峰交界的深山里打游击。他们茹毛饮血，过着野人一般的生活。廖汉生在山上打游击，只能把带着小孩的妻子安排在家中由母亲照顾，两夫妻好几年也无法见一面。

在贺龙又一次率部打回老家时，廖汉生发现与自己一起参加游击队的朱胜文已经当上红军师长，而自己还只是个游击队员。再次提出要跟红军走，但革命似乎有意在考验这个年轻人，贺英等人仍然不同意。

尽管廖汉生还年轻，但他是家族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男人，不论是家庭还是游击队都需要他。最后，贺龙仍然决定要廖汉生留下，他只能无奈接受。

1933年3月，按照贺龙和关向应的指示，贺英到鹤峰县太平镇洞长湾一带发展农民赤卫队。这时廖汉生才把妻子接到身边。队伍刚有起色，敌军又开始攻打红军主力，地方团防闻讯也准备进攻农民赤卫队。

当时正值湘西一带插秧的季节，赤卫队成员都回家干农活了，贺英等人住在洞长湾两户人家里。但农会委员叛变，向团防告发了游击队的情况。第二天拂晓，团防便悄悄包围了贺英等人居住的两座房子。

枪声响起，贺英提起枪便冲出门外。天还未亮，只能看到敌人枪口不停喷射出的火光。贺英右腿中弹，仍跪在地上向敌人还击。她7岁的儿子向轩爬到身边，使劲把她往后拽。贺英把手枪塞给儿子说：“去找大舅，报仇！”接着一颗子弹打中贺英的肚子，她便倒在血泊中。

一个在当地养伤的红军团长背起廖汉生的女儿廖春莲突出了重围，廖汉生一边喊屋里的人快走，一边开枪掩护。当屋里的人全冲出去后，他也绕到屋后的山上。不久，养伤的红军团长带着赤卫队成员打了回来，敌人便匆匆退去。

当他们再次回到居住的地方才发现，贺英已经牺牲，贺戊姐也被敌人杀害，许多游击队员受伤。廖汉生的妻儿被敌人抓走。看到眼前的惨重，大家无比悲痛，纷纷失声痛哭。

廖汉生将贺英、贺戊姐安葬后来到鹤峰县麻水贺龙军部向其报告，贺龙转过身去长叹一声，良久无言。失去了两个姐姐，他内心无比悲痛，但作为一位革命领导者，他绝不能把悲痛挂在脸上，以免对部下产生消极影响。

过了好一阵，贺龙转过身来问廖汉生：“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还干不干？”

廖汉生不假思索，坚定地回答：“干，我们要革命到底，为亲人们报仇。”

贺龙听完非常欣慰，任命廖汉生为鹤峰县游击第四大队副大队长，给了一批枪，让他回去继续组织赤卫队与敌人战斗。

廖汉生回去组织赤卫队与敌人打了几仗，并在附近开展革命活动。直到1933年农历5月，贺龙率部路过鹤峰县太平镇，才把廖汉生调到红三军军部当文书。

1934年初，红军向慈利方向出动，路过廖汉生的家乡桥自弯，他向贺龙请假回家看一看。自从上次在洞长湾遭遇袭击，肖艮艮被敌人抓走后，两夫妻就再也没见过面。廖汉生听说母亲花了一笔钱把她从监狱赎出来了。

廖汉生回到家，一家人喜极而泣，准备提前过个年。刚吃晚饭时，一个曾被农会打击过的地痞找上门来，一会打听这一会打听那。廖汉生意识到来者不善，让家人出去躲一晚，他自己在亲戚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便赶回军部。

前脚刚到军部，后面便传来噩耗。由于廖汉生的母亲不愿出去躲，弟弟和弟媳便留下陪她。果然，敌人第二天便赶到廖家围着屋子打枪。廖汉生的弟媳被当作肖艮艮打死，弟弟从屋后逃走。

廖汉生听后悲痛至极，找到政委关向应大吼道：“给我一个连，我要回去报仇，敌人毁了我的家，我也不叫他们好过。”但关向应严厉制止：“红军队伍里失去亲人的何止你一个？我们的队伍是要推翻剥削阶级，解放普天之下受压迫的人民，而不是去报私仇。”

廖汉生只能忍痛跟着红军队伍继续出发，后来红三军在黔东地区得以立足，开辟了新的苏区。廖汉生也从一名文书成长为师政委。

一走几万里

1934年是敌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围剿”的关键时刻。敌军调集空前的百万重兵将中央苏区围得水泄不通，苏区面积不断缩小，红军接连失利。中央已经在考虑跳出敌人包围圈进行转移，为此命令红六军团作为先遣队，到湘西一带找贺龙领导的红三军。

红六军团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与红三军会师。此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由任弼时、贺龙等人领导两个军团，策应红军主力活动。

直至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西部地区后，长江以南仅剩二、六军团，敌军调集30万军队向鄂川黔苏区中心扑来。鉴于形势日益恶劣，红二、六军团也不得不开始长征。

听说红军要走，乡亲们翻过一座座山头赶来送行，肖艮艮也带着婆婆赶到红六师师部。廖汉生是师政委，他的一言一行战士们都看在眼里。尽管这次离别让他无比悲伤，但他始终故作轻松，安慰妻子：“不久就会回来的。”

贺龙领导的队伍曾无数次离开又无数次打回湘西，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又是一次短暂的别离，谁都未料到一走竟是几万里。廖汉生也未料到，这次分别让夫妻两人的缘分走到了尽头。

在长征途中，廖汉生随队伍历经艰难险阻。尤其是过草地时，红四方面军先走，红二、六军团编成的红二方面军担负后卫，而廖汉生所在的红六师又担任方面军后卫。前面大军路过，红六师走在最后连野菜、草根都挖不到。

战士们凭借着顽强的毅力，终于在1936年10月22日到达会宁东北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结束长征。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开启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廖汉生改任120师716团副团长，随队伍开赴抗日前线，先后转战晋西北和冀中平原。直到1941年，廖汉生才奉命调回延安学习。

从激烈的战争中脱身，闲暇下来的廖汉生开始思念自己的家人。但当时联络不通，廖汉生只是偶尔从一些同乡口中听说红军走后妻子肖艮艮遭到敌人迫害，但具体情况又没一个人说得上来。

直到1942年，贺龙回到延安，跟他一起回来的肖庆云亲口告诉廖汉生：“姐姐被敌人杀害了！”肖庆云是肖艮艮的亲弟弟，他的消息总该是确切的吧。廖汉生听闻后犹如五雷轰顶，痛不欲生，后悔没带妻子一起出发。

那时廖汉生已经31岁，算是一位老同志了，却是孤独一人生活无人照料。贺龙的妻子薛明介绍了一位叫白林的四川女子与廖汉生相识，两人情投意合，在众人的撮合下于1943年10月9日结婚，建立了新家庭。

不久廖汉生重返前线，抗战胜利后又参加了解放战争。1949年9月，青海解放，时任解放军第一军政委的廖汉生率部开入青海省会西宁。随即青海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廖汉生被任命为副主席。

1950年的一天，廖汉生突然接到贺龙来电：“肖艮艮还活着，已将她送往西宁。”真是造化弄人，听到这个消息一方面廖汉生为前妻还活着感到高兴，但又因有了新家庭一时难以面对她。

原来当年红军离开后，国民党县长抓住肖艮艮四处扬言要将其处决，以震慑参加革命的群众。但他的部下建言说：“这是贺龙的外甥女，他好几次打回桑植，还是要留条后路。”最后肖艮艮被秘密卖到外乡给农民当妻子，受尽了磨难。

直到解放后，肖艮艮才无意中听到舅舅贺龙在四川当了大官，便给他写信。贺龙派人把肖艮艮接到四川，后来又送去青海与廖汉生见面。两人相见，自然是悲喜交加，积攒下来的千言万语见面后却说不出一个字，只是不断地流泪。

肖艮艮做了一个开明的决定，默默地回到了家乡，直到上世纪60年在病痛中离世。廖汉生对前妻充满了歉疚，前妻的遭遇让他一生都无法释怀。

当时廖汉生的女儿廖春莲也到青海探望，她请求父亲为自己安排一个工作。尽管廖春莲很小就跟着父亲在山里打游击，还跟着母亲坐过牢。但廖汉生身为省领导，要为干部做表率，不能循私。他拒绝了女儿要求，鼓励她回去建设农村，以至女儿一时想不通，产生了心结。

1979年，廖汉生回乡探亲时，父女两人已分别多年，感情难免生疏，廖春莲迟迟叫不出“爸爸”两个字。1984年，廖汉生再次回乡，同样要到女儿家吃饭。这次廖春莲终于理解了父亲，见面后开口就叫“爸爸”。

廖汉生也笑得合不拢嘴。但他临行前又叮嘱女儿，有什么困难就向自己开口，绝对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廖汉生的家庭悲剧，无疑是为参加革命而付出代价。不只是他，在红军队伍里有无数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剧。他们明知会面临这样的悲剧，但为了解放被压迫的民众，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这种精神正是革命者最值得崇敬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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