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1844年出生，江苏常州府武进县人，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晚清政治家、企业家、慈善家，“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中国高等教育之父”。

盛宣怀自幼读书，22岁中秀才，此后数次参加科举，都以失败告终。聪明的盛宣怀认识到，科举这条路不适合自己，于是马上改变人生的方向，绝不在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上浪费时间。

1870年，盛宣怀通过关系在李鸿章处谋得一个幕僚岗位。初次见到盛宣怀，李鸿章被这个喜怒不形于色，颇有城府的年轻人吸引。在随后的考察中，李鸿章对盛宣怀的评价是：沉稳内敛、多谋善断、八面玲珑、热心仕途经济。仅仅两年，盛宣怀在李鸿章的举荐下升任知府，从幕僚变成四品官员，实属罕见。

当时，李鸿章为如何入局洋务运动头疼，盛宣怀递给李鸿章一份早就写好的《轮船章程纲领》，然后解释说，现如今，最赚钱的是航运业，但绝大部分市场份额掌握在洋人手里，我们何不成立轮船招商局，即可赚钱又可从洋人手里夺回利益。朝廷没有钱，但是有权，可以提供政策支持，商人有钱但是没权，我们与朝廷合办，每年结算，给朝廷分红作为回报，如果亏损，与朝廷无干，这叫“官督商办”。

听完盛宣怀的解释，李鸿章先是大惊，然后是大喜。惊的是盛宣怀竟然有这等奇谋妙计，喜的是自己得此大才。

1873年1月，轮船招商局成立，总部设在上海，总办是晚清“四大买办”之一的唐廷枢，二把手会办是晚清“四大买办”之一的徐润，而全程谋划的盛宣怀只得到帮办一职。李鸿章这样做也有自己的苦衷，一是盛宣怀才28岁，与早已成名的唐、徐二人比资历尚浅，压不住阵；二是需要商人投资入股，以唐、徐二人的威望和投资，其它商人就会打消顾虑积极入股，可解决注册资金的问题。事实也印证了李鸿章这步棋的正确。

盛宣怀理解李鸿章的安排，沉稳内敛是他的长处，他有的是时间等待机会的来临。但是令两个人没有想到的是，轮船招商局的一次商业收购，使两个人失去了对它的控制权。

1876年，轮船招商局收购旗昌公司。这次收购被很多中国人看做是“为收回权利大计，于国计商情两有裨助”，“是真转弱为强之始”。可没等李鸿章和盛宣怀高兴太久，反对的声音出现了，御史董俊翰上书朝廷，认为花费巨资收购一家快要倒闭的公司，存在巨大风险，同时指责政府对其政策支持太多。紧接着，翰林院侍讲王先谦在《招商局关系紧要议加整顿折》中指责此次收购根本不是国企对外企的成功商战，而是轮船招商局高层欺上瞒下、损公肥私的阴谋。唐廷枢事前暗中购买旗昌公司股票，事后大赚一笔，收购过程中，唐廷枢、徐润、盛宣怀收受美国人的商业贿赂，最重要的是收购资金竟然是盛宣怀从沈葆桢处“借”来的官银。唐廷枢、盛宣怀肆意妄为，目无国法，应该速速查办。

如果说董俊翰的奏折还没有引起李鸿章的注意，那么王先谦的奏折立即让李鸿章警觉起来。因为王在奏折最后提出，由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负责彻查此事，并建议将轮船招商局由北洋转为南洋监管，即将其从李鸿章手里转到刘坤一手中。南洋刘坤一与北洋李鸿章十几年来一直在明争暗斗，王先谦背后站着的正是刘坤一。

慈禧让刘坤一调查此事。刘坤一到了轮船招商局，一手收买唐廷枢，另一手往死里打盛宣怀，请求朝廷将盛宣怀革职查办。打盛宣怀就是打李鸿章。李鸿章先是反击王先谦，说他的攻击是无稽之谈，破坏洋务运动，最后把话挑明，说王先谦是“受人指使”。这令刘坤一非常尴尬。

你来我往的几番争论后，朝廷最后决定，将盛宣怀调任别处，其它事项一概不予追究。李鸿章和盛宣怀就这样被踢出轮船招商局，两个人如何能咽得下这口气，时时等待时机报复。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将军舰开到上海并炮击市区，很多民房被毁，上海的房地产市场一落千丈。房地产投资是徐润的主业，其资金多来自于借贷。上海的局势让徐润一下子陷入困境，在与其他股东商量后，决定引入新的股东进来，以缓解资金苦难。最后，徐润决定邀请盛宣怀入股，不知道是他老糊涂了，还是忘记8年前的恩怨。

精明的盛宣怀岂能放过这个良机，马上答应入股。盛宣怀一入局，立即抓住徐润的把柄，查清他挪用轮船招商局的钱16万两，同时，轮船招商局还为徐润的个人贷款160万两做了担保，典型的损公肥私。此外还牵扯到了唐廷枢主管的开平矿务局。腐败，又是腐败。

反击开始。盛宣怀立即将情况报告给李鸿章，李鸿章马上奏请朝廷，“唐、徐二人擅自挪移局本......罔利贪得不顾其后......欠债累累”，提议盛宣怀查办此事，朝廷准奏。盛宣怀找到徐润，坐实了唐廷枢和徐润两个人挪移公款炒房的事情，逼着徐润将自己上海的大量房产低价转让，用以偿还招商局的欠款。徐润损失90万两白银。最后，唐廷枢和徐润被开除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中法战争后，徐润贱卖的房地产突然升值到2000万两，但这收益属于盛宣怀。

盛宣怀因为腐败被踢出局，又因为腐败重回轮船招商局，从此，盛宣怀牢牢掌控轮船招商局20余年，成为其最大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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