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器，即六玉，古代祭祀时所用的六种玉石。《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 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这里是六种玉石，除其中苍璧外，其余为五玉，也称“五瑞”，用来祭祀五人帝及五人神，配以五方之色。
玉圭，古玉器名。古代帝王、诸侯朝聘、祭祀、丧葬时所用的玉制礼器。为瑞信之物。长条形，上尖下方，也作“珪”。形制大小，因爵位及用途不同而异。《周礼春官典瑞》有大圭、镇圭、桓圭、信圭、躬圭、谷璧、蒲璧、四圭、裸圭之别。周代墓中常有发现。
玉料表面经染色呈漆黑色，器身扁而长，一端略宽，有刃，另一端有一孔。圭两面皆有纹饰，一面中部为阴线兽面纹，兽面的上、下方分别饰阴线绳纹及成组的凸线，另一面的主体纹饰同前一面大体相同，下方有一组凸线构成的变形兽面纹。目前为止，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有类似凸线纹饰的玉圭，对这件玉圭的制造年代，学者多有推测，一些学者认为，玉圭应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作品。
软玉。顶端呈等腰三角形，宽于饼端，两翼稍薄，磨成钝刃状，两侧尝遍斜收，底边平直。顺向平置于死者胸腹间，尖端朝向墓主足端。
阳起石软玉，边缘半透明，器表抛光。顶端稍宽于柄端，顶缘近似弧刃，但中部出一突尖，形成不甚明显的、两腰呈弧线的三角形。两侧单面刃。墓中纵向平置于墓主头骨右侧。
扁长体，底平直，首有刃。腰际两侧有对称凹口，背至首部渐薄。有一孔。两面均有切痕和自然裂纹，刃残。此件玉圭精巧。可随身携带，实用性强。
条形，未开刃，一孔。一侧有半圆形凹缺，近凹处有一长切痕，完整。此件玉圭小巧，有已用功能，有改制痕迹。
体扁长，一边平直，一边有刃。低圆弧形有孔。首有刃，一面近底部有划痕。边残，此件玉圭兼有实用和礼器作用。
扁平体长形，一孔。底残缺，首薄。此件玉圭较厚实，相比较实用性较强。
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二里头玉圭(图一)为典型的夏代礼仪用玉，长17.4、宽4.4、厚0.6至0.8厘米。玉质牙黄色，上有褐色、灰白色沁斑。器呈扁平长条形，通体磨光，两面刃，近钝端穿二孔，两孔间饰弦纹、带状菱形刻纹，上孔上端的一面有三道朱条纹。
真正的玉圭见于商代，有两种形式，一种平首，圭身饰双钩弦纹，另一种尖首平端，近似后代的圭。
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妇好墓槽纹玉圭(图二)为商代晚期礼仪用玉。长22.7、宽3.8至4、厚0.9厘米。玉质深绿色，上有棕黄色沁斑。器呈扁平长条形，刃宽端窄。端部平，靠端中部有一圆穿。刃厚，转角圆润。圭身两面分别琢刻竖直阴线槽纹八条，中间六条两两紧依，靠端部又琢以四条横行线，两两相依。此种形制的圭与《古玉图考》著录的“琬圭”相似。
长10.3厘米，宽3.8厘米。1992年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31号晋献侯夫人墓出土。置于墓主人腹部，已沁呈褐色。双面刻有形制相同的凤鸟纹和龙纹。凤鸟有冠，弯喙，圆眼，展翅，尾羽上卷，蟠曲回旋至凤喙，凤爪置于龙身；龙身蟠曲，卷鼻，臣字目，吻前有一穿孔，内嵌绿松石。纹饰多以斜切线和较细的阴线相配合的技法，勾勒双线轮廓，颇为精致。
扶风黄堆素面玉圭 春秋战国时期，圭开始广泛使用，玉圭仍然是主要的玉礼器。这一时期，圭还用于盟誓活动中，起简册的作用。山西侯马和河南温县的盟誓遗址中，盟辞大多书写在圭形简上。这些圭的主体狭窄，圭角尖锐，制作整齐精制。春秋晚期，在一些诸侯国内，被称为卿大夫的高级贵族拥有很大的权势，他们往往代表新兴势力，不把诸侯王放在眼里。在“礼崩乐坏”的冲击下，这些卿大夫相互争夺土地和人口，瓜分诸侯国的势力范围。当时普遍盛行一种“盟誓”活动，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有人形容春秋时期为“世道交丧，盟诅滋彰”。所谓“盟誓”就是古代为了某些重要事件而举行的集会，会上制定公约，并对天发誓，谁也不能违反天命，否则将受严厉惩罚。春秋时期一些卿大夫为巩固内部团结，打击敌对势力，经常举行这种盟誓活动。盟誓时，主盟者将辞文写在简策上，称作“盟书”，并杀牲取血，将牲口和简策放在坑内埋起来，以取信于鬼神。这些“盟书”不但使我们了解了春秋时期的盟誓制度，更重要的是出土的“盟书”均用玉石制成，从中可窥视当时的用玉制度。首先，盟誓仪式属于礼制活动，作为盟书的玉礼器有圭和璋，作为玉币(专用于祭祀和会盟仪式之玉)的玉礼器有璧、璜、环等;其次，作为盟书的圭和璋，在形制上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大小和宽窄的尺寸相差很大，有很多都是用废料改制成的，可见当时并不重视盟书的用玉质料和尺寸，而是重视圭、璋上面所写的内容;再者，作为玉币的璧、璜、环等玉器，制作规整、精致，说明这些玉器并不是制作出来就作玉币之用的，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大量的璧、璜、环是用作了装饰玉，所以在盟誓时只不过用了现成的璧、璜、环等来充作了玉币。
侯马盟书是春秋晚期晋定公十五年至二十三年间(公元前497-489年)晋国正卿赵鞅与卿大夫之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山西省侯马市秦村盟誓遗址出土、现藏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侯马秦村盟誓玉圭(图四)就是春秋晚期礼仪用玉。这件长20.3、宽4.3厘米。玉质深灰色，不透明，表面沁蚀有一层白浆。体扁平，尖首，两边斜直，底边平整。原来应为礼器，盟誓时作为“玉币”与牺牲共同埋在一个坑内。
目前发现的秦汉六朝的礼仪用玉中，玉圭相对较多。其形制基本一样，以青玉制作，均尖首、折肩、平底、素面，多无孔，西汉中期有在下部穿一孔者。秦代玉圭除西安联志村的以外，在山东烟台芝罘原阳主庙后殿前秦代祭祀坑中也出土有两组青玉器，其中有圭，放于璧孔中央，可见玉圭是祭祀时必用之器，西汉以后玉圭发现较少。
秦代玉圭（图1）长7厘米，宽1.5厘米，和田青玉。
秦代玉圭长8厘米，宽1.8厘米，和田青玉受沁，局部呈鸡骨白色。
为西汉礼仪用玉。长7.1、宽2、厚0.2—0.4厘米。两件，青玉质，玉中有黑点，扁平状，长方形出尖。此器出于棺室内，同出还有钺形穿孔青玉片，应同为礼仪用玉。此种形制玉圭在山东巨野红土山西汉中期墓中也有出土。 明清时期出土玉圭
在明代冠服制度中，皇后、皇妃、皇嫔、皇太子妃、亲王妃、世子妃、郡王妃礼服均有“玉谷圭”一件，即瑑有谷（穀）纹的玉圭。明神宗定陵和各地明代藩王墓出土过多件玉谷圭实物。
明代后妃的玉谷圭遵从周礼一律为“七寸”（皇帝诸王的玉圭则依等级尺寸递减），《大明会典》特别注明为“周尺”。使用“周尺”是明人为了表示对传统的尊重与继承，其具体长度，按照《朱氏舜水谈绮》的说法是“明朝裁缝尺陆寸肆分弱”，即明人所谓的“周尺”一尺相当于明代裁衣尺的6寸4分。按照现在通行的换算，明裁衣尺一尺约等于34厘米（一寸3.4厘米），那么“周尺”一尺大约有22厘米（一寸2.2厘米），非常接近战国尺的长度（约23厘米）。
朝鲜半岛的“大韩帝国”成立後颁布的后妃翟衣制度里也有玉谷圭，现存英亲王妃的玉谷圭无论造型还是纹饰都和明代不同，尤其把谷纹设计成谷稼的样子，类似《新定三礼图》的谷璧，完全没有理会谷圭用“粟文”的记载。
玉璜，是一种佩戴饰物。在中国古代与玉琮、玉璧、玉圭、玉璋、玉琥等，被《周礼》一书称为是“六器礼天地四方”的玉礼器。六器之中的玉璜、玉琮、玉璧、玉圭等四种玉器，历史最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
在良渚文化中，玉璜是一种礼仪性的挂饰。每当进行宗教礼仪活动时，巫师就戴上它，它经常与玉管、玉串组合成一串精美的挂饰，显示出巫师神秘的身份。且每一个上都刻有或繁或简的神人兽面图象。玉璜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上，与玉佩同样赢得收藏家们的偏爱，尤其在台湾、市场行情看好。
玉璜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大溪文化、崧泽文化遗址中，形制有扇面形、半环形、桥形、半月形、近半月形、近半圆形、条形等，不一而足，两头各钻二孔，均为素面。
扁平半月形，两端各钻两孔，孔缘有系挂绳索的磨勒痕迹，出土于墓主人的颈部。
玉琮是中国古代用于祭祀的玉质筒状物，最早的玉琮见于安徽潜山薛家岗第三期文化，距今约5100年。
距今5100年，与良渚文化同属新石器晚期。这件玉琮高2公分，宽1.8公分，射径0.8—0.9公分。这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玉琮，此时的玉琮形体较小，制作工艺较为简单。其造型略呈方形，中部有一圆形直通孔，外部四角凸起，四角中部各有一横切割的缺口，将凸起部分分成上下两节，琮的四个面，各有一竖直沟槽，使琮的四面形成了八块，此乃“外八方象地之形”也。琮的棱角圆润，玉的表面沁成了鸡骨白色。薛家岗文化玉琮与良渚文化玉琮相比，其制作工艺不可同日而语。
在玉器中，琮是用于祭地的玉器。玉琮的外型状似笔筒，外型方内洞圆。玉琮为中国古代重要礼器之一；造型最大、制作最精、纹饰最美的史前玉琮，有“玉琮王”之称。新石器中晚期，玉琮在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广东石峡文化、山西陶寺文化中大量出现，尤以良渚文化的玉琮最发达，出土与传世的数量很多。
新石器时代发现较多的良渚玉琮，玉材为产于江浙一带的透闪石质玉石，质地不纯，以青色居多，部分黄色，土浸后呈雾状乳白色。除少数作圆筒状外，多制成规整的内圆外方形。琮体切割规整，中孔为管钻对穿而成，中接处常留有两层。玉琮的形体大小高低不一，一般早期矮，晚期高。琮身均饰有兽面纹，纹饰以四角线为中心，分成四组，随琮高低不同，以相同的纹饰分数组饰于琮上。部分玉琮在主体兽面纹外，用细阴纹刻细“神人”图形和云雷纹，阴线用利石刻划而成，线条坚挺。浙江杭州反山遗址出土的神兽纹玉琮为现今所见良渚文化中最大的玉琮，被称为琮王。
商周时期玉琮数量不多，从出土的实物看，这一时期琮的形体普遍较矮小，多光素无纹。玉琮切割规整，中孔较大，琮体较新石器时略薄。殷墟妇好墓曾出土了两件有纹饰的玉琮，一件上下各饰一组弦纹，四角有凸棱，侧面饰竖道弦纹，该造型很少见。春秋战国时期玉琮的造型与西周相近，形体较小，战国部分玉琮刻有细致的兽面纹、勾云纹等纹饰。汉代玉琮已不再制造。
战国时期的玉琮现今发现的很少，此时仍然保持了内圆外方的方柱体造型，只是在琮面上出现的纹饰是本时代风格。较为典型的是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件玉琮，其造型也是内圆外方的方柱体，在射的内外口沿以阴刻的手法琢出一周类似连珠纹的纹饰，琮的四面则装饰了战国时期常用的变形兽面纹纹饰，所有纹饰均采用了阴刻的方式，并且所有较长的线条，都是用点刻的类似连珠纹的形式连接，这在战国玉器中是不常见的。整体纹饰看上去，构图规整紧凑，线条虽是以点刻的方式连接，但绝无迟滞的感觉。这件玉琮无疑是战国时代的精品之作。
汉代墓葬中发现的玉琮更少，并且见到的玉琮基本都是改造的或挪作他用了。1965年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出土的一件玉琮较为典型，琮呈内圆外方形，整体素面，切割规整，棱角分明，但在琮的上部却加了一个鎏金的银盖，并把玉琮的射当作了子母口，盖顶部镶嵌了一颗水晶纽，玉琮的底部加装了一个鎏金的银底座，其下还以四个展翅欲飞的鎏金银鹰作为底足，制作工艺极为精细。在顶盖边缘的一周琢有数个圆孔，由此判断疑是用作熏炉。而在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一件玉琮则又被改作了中山靖王刘胜的生殖器罩。由此而知，到了汉代玉琮已经失去了它早期原始的礼仪功能，而逐渐被淘汰了。
宋以后出现了仿古玉琮，但宋至明的仿品上多饰当时流行的纹饰。明末至清代的伪古玉，以仿商周素面矮体玉琮为多，也有仿良渚文化玉琮。清代乾隆时期仿古玉琮尤甚。因加工工具、习惯的不同，伪品多数显得圆滑有余而古意不足，熟旧的程度更难做得逼真。
玉璧是一种中央有穿孔的扁平状圆形玉器，穿孔称作“好”，边缘器体称作“肉”，“六瑞”之一。（注：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周礼》，把壁、琮、圭、璋、琥、璜等玉器作为“六器”、“六瑞”。）
古玉中礼玉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按照万物皆有灵性的观念，古人认为玉是山川的精华，上天恩赐的宝物，具有沟通天地鬼神的灵性。因此，玉璧为我国传统的玉礼器之一。
考古发现，玉璧最早产生于距今约5、6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清朝，都有不同形制和纹饰的玉璧出现。
商代玉璧大多是弦纹；春秋到战国时期主要有云纹、谷纹、蒲纹，有的还有蟠螭纹；到了唐宋元出现了凹吊蟠螭纹、乳钉纹、兽面纹、花鸟纹；汉代玉璧沿袭了战国的风格而又略有变化，玉质仍以白、青、碧玉为主，但壁的形体加大，有的直径达30直至50厘米以上，组合纹饰更为流行，有的还饰以吉祥文字。
玉璧的用途，按古文献记载和后人推测，一为祭器，用作祭天、祭神、祭山、祭海、祭河、祭星等。二为礼器，用作礼天或作为身份的标志。三为佩饰。四作珐码用的衡。五作辟邪和防腐用。
玉琥是一种刻有虎纹或雕琢成虎形的玉器。据文献记载，琥是以白虎的身份来礼西方，以虎符的身份来发兵。但在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和传世的虎形玉器，有圆雕、浮雕和平面线刻的虎纹，多作为佩饰之用。
以虎为题材的玉器始见于新石器时代，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有虎首玉璜和虎首玉佩。虎首玉佩呈长条形，一端圆雕虎头，用阴线刻划、浮雕、钻孔等技法雕琢眼、鼻、嘴以及脑门上的皱纹，一端侧面对钻一圆孔和凹槽与另一半玉璜相接。
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家河文化玉器上的玉虎，是没有身子的虎面或虎头。湖北天门石河镇肖家屋脊出土的一对石家河文化虎面形玉饰，虎额顶有三个尖状凸起，虎面正中有一道纵向凸棱；耳廓近似树叶形，耳内有旋状云纹，穿小圆孔；鼻宽大，鼻梁与眉线相连；圆眼，颧部较鼓。
商代的虎形玉器多为佩饰，造型有圆雕和扁体两种，虎形多呈站立姿态，昂首，圆眼或“臣”字眼；张口露齿，身饰云纹或条形纹等；屈足，作行走状。关注公众号：古玉虫。尾端钻有可以系挂的小圆孔。
山东滕州前掌大商代晚期120号墓出土的虎形玉佩，虎体瘦长，头向正前方，前肢直立，后肢踞伏；椭圆形目，阔口张开，立耳，斜尾向下拖地，末端上卷，口内、前爪和尾端各对钻一圆孔。
虎呈伏卧状的玉佩较少见，著名的有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虎，方首平齐，口部掏空，角形双耳凸出，四肢紧贴腹部作卧伏状，刻划成节状的长尾卷起，身腰微下塌，饰双钩线云纹。商代妇好墓出土的圆雕和浮雕玉虎各有4件，都有孔，称之为虎形玉佩，属于装饰品类，并不作为发兵或祷旱只用，也不是礼仪中使用的瑞玉。
▲河南安阳刘家庄出土 虎形玉佩
▲河南博物院藏 虎形玉佩
西周玉虎为扁平体，昂首，圆口，身细长，装饰简朴。与商代虎形玉佩上的虎多呈站立或伏卧状的静态姿势不同，西周虎形玉佩上的虎多作奔跑、匍匐的动态。
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1号墓出土的虎形玉佩，虎体扁平，昂首，短颈，小耳直立，张口为一圆孔，露尖齿作吼叫奔扑状，长尾回卷，前后肢弯曲刨地，形象凶猛传神；前后大腿处各雕一道阴线；耳窝下陷，背、腹均切边去棱琢磨成弧形，虽为浮雕，却具圆雕效果。
春秋玉虎仍呈扁平片状，俯首或躬身，或直背，椭圆眼，上唇上卷，下唇内卷成孔，作伏卧状，长尾下垂，尾端上卷成孔。身以双阴线饰龙首纹、云纹等，周边轮廓线饰绳纹。与西周虎形玉佩上的虎多作奔跑、匍匐的动态不同，春秋战国虎形玉器上的虎较为程式化，缺乏生机，一般为低头、弓背、卷尾，头尾着地，四肢屈收腹下，即便是四肢着地，也十分短小，显得软弱无力。战国玉虎基本承袭春秋玉虎造型，但雕工更加精湛。
河南光山宝相寺春秋黄君孟墓出土的虎形玉佩，虎低首拱背，曲肢卷尾；虎身满饰卷云纹和几何形纹，背脊饰扭丝纹；口、尾处各有一穿孔。
河北平山三汲乡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虎形玉佩，虎首方形，眼椭圆，方口大张，下唇内勾；尖耳后有一束卷毛；脊背隆起似弓，腹部圆鼓，尾向上后折；虎身前后各有一足，足有肘毛，脊背和臀部各有一孔；虎的周身边缘饰扭丝纹，腹部和颈部饰似云纹的蚕纹。
汉代玉虎多以一种纹饰图案出现，装饰于玉铺首等四灵纹中。单独的虎形佩其头部则很像是龙头，轮廓线也饰以绳纹。
金代的“秋山玉”中，虎的形象较多，一般作低首蹲伏或回首伏卧状，圆眼细眉，简洁生动，表现了北方少数民族善狩精射的勇猛之气。元代玉虎作行走状，俯首，单圈眼，身以双阴线刻长短条斑纹。
明清时期玉虎圆雕较多，细部刻画一丝不苟，注重写实，尤其对虎的神态特征表现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以体现虎的威猛之美。
玉璋始見於新石器時代晚期，在三代是重要的禮器，《周禮》有“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之說，“六器”為璧、圭、璋、璜、琥，璋列其中，是我國古代社會較為重要的禮玉之一，那麽，何為玉璋呢？
從出土以及傳世的玉璋來看，玉璋的形制呈扁平長方體狀，一端斜刀，另一端有穿孔。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剡上為圭。半圭為璋。”郭寶軍先生認為：“石斧為後世圭璋所祖。正刃者後世演化為圭，偏刃者為璋。”夏鼐先生亦曾指出：“玉璋是指半圭形的玉板。”後來又說：“瑞玉璋和圭相似，不過上端是一道斜邊。”也就是說如果圭是三角形尖的扁平長方形器，玉璋就是斜尖的扁平長方形器。
玉璋的種類
關於玉璋的種類，《周禮》中記載有：赤璋、大璋、中璋、邊璋、牙璋五種。
赤璋，是用赤玉(瑪瑙)做的璋，是祭南方之神朱雀的禮器，但至今尚未發現，故有學者認為，“所謂赤璋禮南方，是按陰陽五行，南方屬火，火色赤，附會想象而成的。”
大璋、中璋、邊璋，此三者的區別主要體現在尺寸的大小上。《考工記玉人》記載：“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但值得註意的是，考古發現的西周玉璋尺寸大小與其記載的不相符。
牙璋器形大體呈扁長條形，方形邸，射部頂端為斜刃或者凹刃，兩尖斜出自然而不對稱。射本處有齒狀扉棱。
目前學術界認識較為統一的璋類玉器是牙璋，也就是《周禮春官宗伯》中記載的“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牙璋起源於新石器時代末期的海岱地區，是龍山文化鏟形器的完善化和復雜化，後流傳到中原地區，為二裏頭文化所吸收，並向外傳播。
璋是我國傳統的六瑞之一，也是古代重要的禮玉之一，常用於祭祀、行聘、斂葬等場合，不同形制的璋有不同的用途。
《周禮》：“大璋、中璋、邊璋，天子以巡守。”關於“天子以巡守”這一用途，《周禮考工記》中還可以找到更詳盡的解釋：天子巡守祭山時，大山川用大璋，中山川用中璋，小山川用邊璋。所祭如果是山，禮畢便將玉璋埋在地下，如是川，禮畢便將璋投入河中。
在種類眾多的玉璋中，牙璋有著特定的用處。《周禮春官典瑞》所說，“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說牙璋是調兵遣將所用。專家認為，牙璋兩側有突起的牙，而牙象征兵威，所以用牙璋發兵，就如後來用虎符發兵一樣，一為牡，一為牝，即一雌一雄，調兵時看兩件牙璋突起的牙是否合契，合契時便聽從調遣。
作為禮器，玉璋是君王威嚴的象征，"濟濟辟玉,左右奉璋"便是其寫照。據西周銅器銘文記載，玉璋還可以作為天子賞賜給諸侯、貴族的禮物，或是貴族覲見天子的禮玉，或是作為貴族、大臣對天子冊封、賞賜後答謝的禮物。
當然，玉璋作為禮器的另一項用途是殮屍用玉。《周禮春官典瑞》中記載：“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屍。”鄭玄註曰：“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向方明，神之也。”而縱觀考古資料，墓葬中的玉璋雖有長短大小厚薄之分，甚至有些為其他器形改制而成，但其作用為喪葬用玉的本質是一致的。
西周以後，玉璋的使用在中原已不再受重視，但玉璋傳入古蜀地區卻愈見發揚光大，製作更加精緻，器型也發生了變化，玉璋上包含的神聖信息也隨之傳遞開來。
“顒顒仰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 作為中國古代六瑞之一的玉璋，它不僅是持有者身份的象征，也是古代禮儀文明的體現，更是中國千年玉文化的彰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