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前,经历了15年的漫长谈判。
1992年10月中方进入实质性谈判,即双边市场准入谈判和围绕起草中国入世法律文件的多边谈判,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则是在1993年下半年开始参与,彼时他在国家经贸委工作,并在1997年任国家经贸委外经贸司副司长。
在入世的谈判阶段,“基本一年跑一趟,有时是跑日内瓦,有时是在国内谈。”霍建国在中国入世20周年之际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 “每一个领域的谈判都很艰苦,谈得也很细,后期的难度是最大的。”
2003年国务院机构调整后,霍建国曾先后任商务部商贸服务司副司长和对外贸易司副司长,2007年4月任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会长,2009年10月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2012年任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
谈到中国加入WTO20年来对全球的影响,霍建国表示:“2001年入世时,我国贸易规模大约5100亿美元,进出口平分秋色,出口2600多亿美元,进口2500亿美元。到现在,我国进出口外贸额达4.6万亿美元,其中出口和进口分别为2.6万亿美元和2万多亿美元。这么巨大的进口规模增长,也是对世界增长的贡献。”
后期谈判难度大
第一财经:中国入世前经历了“长跑谈判”,如何评价这15年的谈判历程?
霍建国:大致以1995年为分界线,划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之前是复关谈判,在此之后为入世谈判。从内容上来说,这两段时期也各有侧重。
前期基本上是接触和沟通,没有现场谈判,只是一些文字往来,即对方提出问题,我们进行答复,也就是“问卷时代”。1992年谈判节奏加快,但最终没有在1995年之前解决问题。虽然我们的目标是在1995年前恢复关贸总协定(GATT)成员身份,但碍于欧美限制,就拖到了1995年之后,因为欧美希望对我们施压,在市场开放上做出更多承诺。
1995年后,谈判内容多数集中在市场准入。后期谈判比前期更为艰难。前期谈判其实不取决于谈判团队,而是取决于党中央和国务院是否接受那些外方要求。1993年,我国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决了市场化领域内容,随后进行市场经济改革。这些改革,在国内看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客观需要,从外部看来,实际上解决了和WTO所要求的规则对接问题。
同时,后期谈判涉及市场开放,欧美的胃口较大,又要金融(开放),又要保险,又要电信,还涉及很多具体商品,有关心稀土的,有关心大豆的,有关心棉花的,有关心糖和化肥的,侧重点都不一样。
所以,从难度上看,前半部分的制度性对接是国家决定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果断决定推进改革,很多问题从国家层面就解决了。而谈判团队在解决前一阶段问题时,有时候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必须带回来上报国务院,由国家统一部署改革。尽管在前方参加谈判的代表团,各个部委都有代表,但是在最终决策中的授权有限,谈判变得比较复杂。
后期谈判的针对性和难度就更大了,涉及的都是实际内容。比如,一些经济体要求中国汽车关税大幅度降低,我方主张降到25%的水平就不能再降了,但对方仍然坚持更多要价,最后只能降低大散件的税率。每一个领域的谈判都很艰苦,谈得也很细,后期的难度是最大的。
第一财经:谈判期间哪些到现在仍然印象深刻的时刻?
霍建国:我真正印象比较深的事情,是在1994年下半年。关贸总协定在1995年1月1日转为WTO,我们希望在复关谈判结束后,以原始缔约方身份参加WTO。但是我们没有完成谈判,最后一次谈判时,龙永图(中国复关及入世首席谈判代表)也很不高兴,但我们心里很清楚,就发了一个声明,说中国该尽的努力已经尽到,基本可以结束谈判,至于最后没有通过,是各种原因造成的。实际上,是美国没有拿到实际利益,所以不同意中国进入,因此可能错过了最佳时期。
再之后,就有很多关于市场准入各方要价的谈判,国内还需要平衡各个部门的利益。所谓的“利弊之争”更多来自工业部门和国内的一些特殊领域,他们认为开放会冲击这些行业的发展,所以国内也有一些矛盾。但是我觉得中央还是比较坚定的,认为入世利大于弊,还是要坚持往前走,最后才得以突破。
第一财经:这些担心在入世之后成真了吗?
霍建国:影响还是存在的。但是,谈判过程中我们就考虑到了可能产生的冲击,对一些领域的开放做了特殊安排,比如金融和保险业都是分年度开放的,每年有不同内容,一共有八年过渡期。过渡期的安排是把最艰难、最困难的部分放在最后开放,这样就有效缓解了冲击。
同时,在汽车和金融等领域,我们强调不能让外方控股,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应该说,我们守住了一些底线,坚持了一些原则,但为了解决问题,也在一些方面做出了一些灵活安排。比如,我们在文化领域的开放还是比较谨慎的,但考虑到好莱坞的一些电影在国内也有市场,就在电影的开放上做了一些安排,允许每年进口20部好莱坞大片。这都属于一种平衡。
入世坚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
第一财经:中国加入WTO这20年,WTO规则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和全球贸易?
霍建国:中国加入WTO,通过谈判了解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则,在管理体制上的认知程度有所提高。我们接受了公平竞争的理念,比如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一些无歧视性政策。我们也通过修改国内法律法规和WTO要求基本对接,删除了具有明显歧视性的政策,更正了一些不规范的地方,法律法规修改量很大。
入世后,由于中国对接了国际通行的多边贸易体制规则,我们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提速,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深度融入国际市场的过程加快。一些经济体会说,入世带动中国成为全球出口大国,好像只有中国从中受益。但实际上,我认为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中国的确扩大了出口,获得了很多外汇顺差。但另一方面,进出是平衡发展的,虽然是有顺差,但进口也在增长。
同时,中国也给外资和跨国公司提供了投资场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收入上升,能力也上升,任何外资企业进来的市场都是广阔的。这反映了我国外向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并不是所谓的“搭便车、捡便宜”。
另外一条经验是,入世坚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中国认为,扩大开放、引入公平的竞争机制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在开放促改革方面,我们获得了更有效的经验。所以,入世后我们也采取了一些自主开放措施,比如银行业的开放早已超越了在WTO的承诺,也自主降低了一些关税。还有很多领域也都在不断推动扩大开放,这说明,我们认识到开放是有效的,开放可以倒逼国内改革,促进国内经济发展。
第一财经:中国加入WTO20年,目前的WTO也面临一些改革挑战,如何看待现在的WTO体系在全球多边贸易之中的意义?
霍建国:WTO是当今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一个权威机构,对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有很大贡献。这套规则体系是目前规范全球贸易投资最有效的体系。
中国的加入意味着中国愿意走向世界,愿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如果不加入,中国就只能依托国内市场自己发展,这不是中国的选择。我们选择的是“双循环”,是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里实际上就涉及一部分开放的内容。
加入CPTPP更有挑战性
第一财经:加入WTO和现在我们要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相比,哪个更具挑战性?
霍建国:相比较之下,加入CPTPP更具挑战性。加入WTO时的障碍集中在市场准入方面,而在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对接上我们可以克服困难。
虽然CPTPP也有市场准入方面的要求,比如关税减免目标是95%,基本要求服务业全面开放,但更复杂的是其规则体系。CPTPP有30个章节,前十几章与WTO原有规则体系重合,比如关务和贸易便利化、原产地规则和程序等,这都是比较好处理的内容。最后几章则是争端解决和最后条款等保障措施条款。
但中间有8个章节值得关注。第14章是电子商务,第15章是政府采购,第16章是竞争,第17章是国有企业,第18章是知识产权,第19章是劳工,第20章是环境。这些是目前对标起来差距较大的内容。
但我认为差距大不是主要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些成员方可能会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但这些都是次要的,关键在于,中国要不要选择这种路径。
我们对CPTPP的态度,从接受再到现在申请加入,说明我们已经基本认同CPTPP的规则是当今全球国际贸易中最高水平的规则体系,同时我国也在推进高水平开放。应该说,我们的本意是考虑通过加入CPTPP找到自身高水平开放的对标标准,朝着那个方向去努力。
至于是否能够谈判成功,这很难预料,可能需要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这要看国内改革向CPTPP规则逼近的程度。另一方面,也可能通过“边谈边改”,通过开放承诺来倒逼国内改革,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本意。
如果能够加入CPTPP,也为中国外贸企业拓展了新空间。从规模上看,CPTPP的成员方也需要中国。在美国退出后,CPTPP涵盖的经济体体量只占全球的14%~15%左右,如果中国能够加入,这一数字会提升到30%。中国进出口规模庞大,届时对CPTPP内部的贸易乘数效应会有很大提升作用,且对区域外的影响也会不同凡响。
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通过谈判可能要对一些敏感领域做出一些保留或者过渡性安排,这也要看高层决心。如果决心要干,也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是难度肯定是很大的。
举报/反馈

第一财经

1431万获赞 210.2万粉丝
第一财经 专业创造价值
第一财经官方账号,优质财经领域创作者
关注
0
0
收藏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