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葛亮还在世的时候，蜀国进行了大大小小五次北伐，第一次就是著名的挥泪斩马谡，这次北伐原本是有机会的，但最终由于马谡在关键战役中意外落败而全面崩盘。第二次则是偷袭陈仓，魏军反应比较迅速，迅速来援，蜀国随即退兵。第三次顺利夺取了两郡之地。第四次由于兵粮耗尽撤退。第五次由于诸葛亮病故停止。

费祎执政后，恢复了北伐，但动兵只在万人上下。直到姜维掌权，才开始了大举北伐，只不过每一次都“不克而还”。

长年累月的北伐，首先伤害的不是魏国，而是蜀国自身，劳师远征，所耗甚巨，这些当然会转嫁到蜀国百姓身上。蜀将张嶷就有“以为国小，不宜黩武，必为蛇画足”的论断。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也意识到了北伐之害，但最终没能停下蜀国北伐的脚步，在战死前悔恨有加，认为自己犯有三罪，一是内不能除黄皓，二是外不能制姜维，三是领军不能守国土。

蜀国北伐的结果是“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国内由此叛乱四起，前面说过的张嶷，多少是个有手段的，正是他诱杀了起义领袖，镇压了国内起义。

总而言之，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蜀国在实力明显有所不足的情况下，放弃西蜀天险，前后十五次大规模出兵北伐，目的何在？

魏蜀国力差距究竟有多大？

其实在关羽虎踞荆州，刘备坐镇西川，黄忠定军山怒斩夏侯的时候，蜀国确实有一股王师百战复我国土的威风。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归根到底，蜀国与魏国之间国力的巨大差距，导致蜀国就算在战术层面上取得胜利，也无法将之转化为全局的胜机。

我们评估一个古代国家实力的时候，最早看到的无疑是其国土面积，这也是国力最直观的体现。

魏国拥有原属袁绍的河北地区，大半个西北地区，还有中原的司隶、雍州、豫州、徐州，单以地域面积而言，是三国之中最广阔的一家。而且，这些地区发展的潜力十分充足，冀州、徐州、豫州都是曾经出名的产粮大省。而曹操早就开始实施的军屯政令也使这些地区正快速恢复元气，可以说，曹魏已经有了大国气象。

反观蜀国，成都天府虽富，但西川整体山路崎岖，并不利于农业生产，粮草的运送也很成问题。说穿了，蜀国那个地方突出一个易守难攻，在自己领土上打防守战有利条件众多，山路崎岖，天险众多，运输线短，后勤压力小。但蜀国想要打出去，这些有利条件反而成为蜀国对外战事的负面条件。

再看人口。根据《三国食货志》的记载：“景元四年，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除平蜀所得，当时魏氏唯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

可以从这段资料算出，魏国人口大约是四百四十三万人，蜀国的人口则是九十四万人。从这段数据就可以直观的看出魏蜀之间的差距了，比较在古代，人口就是生产力。

其实从这多多少少还能看出魏国本地世家大族有藏匿人口的问题，因为魏国的人口与户数的比例不太正常。再翻阅一下晋书给出的人口数据，在公元280年，魏蜀吴三地户口之比大约是4.5：2：1。和食货志给出的数据大差不差。

不只是这些常规资源魏国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在其他的战略资源上，魏国同样遥遥领先。

古代出战马的地方基本全部被魏国所垄断。吴国蜀国国内的战马数量不仅稀少，其质量也十分堪忧。譬如吴国的滇马楚马，基本上只能用来拉货，当个驴子使使还凑合，至于上战场，那根本不可能。再看铁矿，和战马一样，大型铁矿出产地基本都在魏国治下。吴蜀两地的铁矿产量小、质量也低。

由此，三国在人口、粮草、兵器、战马方方面面拉开了巨大的差距。一般人们会将这种局面形容成“飞龙骑脸怎么输？”。

蜀国为何坚持北伐

在这种情况下，蜀国为什么放弃境内的山川天险，劳师远征，以弱击强，主动出击,坚持北伐呢？其实答案很简单，蜀国只有北伐才能活得更长久。

无论北伐是胜是败，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诸葛亮和姜维的目的——打乱魏国经济恢复的节奏，为蜀国争取更多生存空间。曹魏人口400万，蜀汉人口90万。如果这是一款即时战略游戏，那魏国只需要按部就班的走出兵、训练这一套流程，然后直接拉到蜀国脸上A下去就行。而现实也同样如此。

魏国之所以还没有直接拉出A到蜀国脸上的唯一原因就是北方地区由于连年的战乱，已经不复往日繁华。相反，南方地区和西川地区，由于战乱较少，反而经济发展情况不错。因此，在三国鼎立的初期，魏国反而落入了下风。

但这都是暂时的，魏国只需要按部就班地恢复元气，就能拉出一支占据绝对优势的军队来给以蜀国和吴国毁灭一击。可以找两个例子来直观的形容一下这个场面。

诸葛亮是个商业奇才，其掌管的西蜀集团有一百万的本钱，由于诸葛亮是个投资天才，其收益率能达到百分之百，一年赚个一百万。而他对面是地主家的傻儿子曹丕，营收能力感人，但曹丕手握四百万重金，这意味着他的收益率只需要高过25％，就能和诸葛亮的100％的收益率相抗衡。而曹丕显然不是一个地主家的傻儿子，按部就班地发展下去，曹魏与蜀汉之间的差距只能越来越大。

这就是本钱带来的发展差距。这种差距越来越大，最终，依靠战术层次的优势无法抵消这种优势的时候，毫无疑问就是蜀汉的灭亡之日。所以，主动出击，打乱曹魏发展经济的节奏，是蜀国自救的唯一方式。

再回头来看，魏明帝曹睿在诸葛亮死后，一夜之间从勤勤恳恳、努力工作的当世明君，变成只知道给自己修建宫殿、劳民伤财的暴君。为什么会突然之间有这么大的变化？其实，变得不是人，而是时局。诸葛亮死后，蜀国攻势放缓，曹睿肩上扛着的重任骤然松懈，接下来只需要按部就班的休养生息，就可以毫不费力的按死吴蜀两国。

诸葛亮的北伐，其实就是死中求生，蜀魏之间的差距，堪称一矿打九矿，但如果能通过北伐，成功从魏国身上咬下几口肉来，双方的差距就会减少。

况且，公元221年刘备称帝时，国号可是汉。在大汉的这柄旗帜下，凝聚了一大批怀念大汉荣光的力量，包括听闻北伐后自备甲胄的武人、默默付出的百姓等等。正所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蜀汉政权以匡复汉室为立国之本，如果不北伐，就会陷入名不正言不顺的境地。因此，就算是为了大汉这个法统，蜀国也必须毅然决然地走向北伐之路。

根基的差距、法统的要求、逐鹿的雄心，这一切都要求蜀国主动出击，而非困守西南天险。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就说过“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

所以，蜀国还真不能安心守家。这就是一个饮鸩止渴的两难问题，是死中求生，北伐寻找一线生机，还是坐视曹魏发展，等待大军压境。诸葛亮也只能喝下“北伐”这杯毒酒来续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