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永远叫政治，生活永远叫生活。有的人和政治打了一辈子交道，但到头来，人们更多记住的是他的生活。
于右任，1879年—1964年，汉族，陕西三原人，中国近现代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原名伯循，字诱人，而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别署“骚心”“髯翁”，晚年自号“太平老人”。在这段文字里，我们更愿意抛开他身上的那些“家”，将他还原为一个生活的人，一心一意地来讲述他的生活，他的家庭生活或者说是他的婚姻生活。因为通过这一点，我们基本上就能把他看清楚了。
于右任的婚姻生活大致是这样的：先后娶过5个女子，高仲林、黄仁爱、陈氏、原氏、沈建华。高仲林和黄仁爱为于右任生过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陈氏先后给于右任生过四个子女，原氏是否有生育不详，沈建华和于右任育有一子。
晚年的于右任曾经写过一首诗，希望自己活到100岁，看到祖国统一的那一天。这首诗很有名，叫《望大陆》，饱含了他浓厚的思乡之情，原文如下：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然而，于右任并没能活到100岁，85岁时就离开了人世。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已经不能说话了，和他一起到台湾的人中，有一个叫杨亮功的好朋友前来看他。杨亮功说：“院长，您有什么想要说的吗？”于右任先是伸出了一根手指，过了一会儿又伸出了三根手指。杨亮功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就说：“院长，您好好休息，等您身体略好一些，我再来问您手势的意思。”但于右任的身体并没有像杨亮功说的那样好起来，几个月之后，他便去世了，手势的意思也便成了一个谜。不过，于右任去世后，这手势的意思很快被一位资深记者“破解”了，这位资深记者认为：于右任伸出的一根手指是希望祖国早日统一，而三根手指则是指他的老家三原县，是想着祖国统一后，能到老家三原县看一看，或者能回三原县。
长髯伴乡情，大陆的三原最终成了于右任生命最后没能说出的“诱人”的乡音。但是，老家对于右任来说，还不是乡情与乡间这么简单，那里还有一个人，那就是他的结发妻子高仲林，一个可以让他在台湾老泪纵横的女性。1961年，也就是于右任去世的三年前，高仲林80岁，家人高高兴兴地张罗着要为高仲林过寿。那时候，于右任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他很思念老家的妻子高仲林，甚至在深夜里抱着高仲林为自己做的衣服泪流不止。因为这种思念已经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数十年时光中的漫长，于右任经不起这种折腾，甚至在妻子高仲林80时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与勇气，身体的情况变得很糟糕。
妻子高仲林过寿的消息，几经辗转，由大陆传到了台湾，多年没有妻子消息的于右任开心极了，虽然两人还是无法见面，但伴随消息而来的还有妻子和家人的照片。随后，于右任拿出妻子给他纳的布鞋，抚摸良久，含泪为高仲林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两界河山一支箫，凄风吹断咸阳桥。白头夫妇白头泪，留待金婚第一宵。”
正是因为有了高仲林和家人的消息，80余岁的于右任才在台湾支撑着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于右任与高仲林的相识是在1898年，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1898—1901年间，陕西因为大旱引发了大规模的饥荒。当时有一位叫尼克尔斯的外国记者亲历了这场饥荒，并根据自己的采访写成了《穿越神秘的陕西》一书。在此书中，尼克尔斯说，农民们对荒芜的田地已经绝望，在1900年1901年间，至少30万饥饿的农民来到了陕西省城，巡抚担心会发生抢粮事件，不许他们进城。他们被迫住在郊区的田野里，在路边的斜坡上挖洞栖身，靠吃草根树皮拖延死亡。又说，当—切食物越来越不容易见到的时候，饥民自身也就成为了食物，“不久之后，西安城郊就有人肉出售”。
灾情发生的时候，于右任19岁，1895年，他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县学，成为秀才。1897年，在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继续求学，1898年，参加岁试，以第一名成绩补廪生，被陕西提督学政叶尔恺誉为“西北奇才”。灾情发生后，官府把主持粥场一事，交给了他。所谓粥场就是官府主持救灾的场所，大约是熬些米汤、稀饭之类的东西，分发给灾民。在这个过程中，于右任发现有一位姑娘每天都扶着两个老太太来粥场吃饭，但自己却从来不吃。为什么呢？于右任决定一问究竟。
姑娘小于右任两岁，是当地一位庄户人家的女儿，和于右任算是同龄人。经于右任一问有些不好意思了起来，而这也引起了她和于右任之间的相互注意。原来，在灾情发生的时候，姑娘的家里来了两个老人，坐在屋檐下走不动，也不走了，而姑娘的家里又拿不出食物来给老人，又不能赶老人走，于是，姑娘只好每天带两位老人来粥场了。在粥场，姑娘除了照顾两位老人吃粥，还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帮助其他灾民的事情。
于右任听后非常感动，心想，在这世道里还有这么好心的人，过了几天就上门提亲来了。姑娘因为在粥场对于右任有印象，又觉得于右任很不错的读书人，就含羞答应了这门亲事。这个姑娘就是高仲林。不久，两人结婚，成为夫妻。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于右任虽然在当时被称为“西北奇才”，但他的祖上却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贫寒之家，两人结婚时，因为正在灾情里，于右任家里拿不出钱粮大操大办，用仅有的几颗大白菜，请了不多的几个亲戚朋友来吃了顿“大杂烩”。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帝出逃西安，于右任参加“跪迎”。但随后，他所在的陕西中学堂校舍因为慈禧“扩充行宫”被拆除，师生被扫地出门，他成了一无可做的人。带着妻子高仲林回到老家三原，于右任因看到慈禧等人的腐败，开始写一些撞击时政的诗文，进而于1904年被清廷下令拿办，逃往上海等地。
这时候，于右任和高仲林已经有了女儿于芝秀，虽说与高仲林分离后，两人很少见面，但高仲林仍时常为于右任做鞋做衣，时刻挂念着于右任，而于右任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接受到了新思想，开始办学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粥场相恋的高仲林，在他的心中就像他后来所说的那样：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
认识黄仁爱是在1911年。黄仁爱是苏州一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于右任去苏州办事时，正好赶上了黄仁爱抛绣球招亲。怎么招呢？黄仁爱在台上说了一句诗，让台下的人对，谁对得让她满意，她就嫁给谁。同行的好友哄抬“西北奇才”于右任上前来对，于右任当然不会因此作难、害怕，对就对。但让他没想到的是，黄小姐却他对完诗后，真的把绣球抛给了他。怎么办呢？于右任告诉黄小姐自己已经结婚多年，在老家有妻室，想以此为由一推了之，但让他更没想到的是，黄小姐是个性情中人，根本不在乎这些，就爱他这个才子，声称即使做他的偏房也无所谓。
无奈了，于右任说得写信回老家，征求高仲林的意见，不成想，高仲林竟然没有反对。于是，于右任与黄仁爱成婚，不久，黄仁爱便给于右任生下儿子于望德。其时，清朝已经灭亡，有了儿子的于右任非常高兴，就将高仲林从老家接来，和黄仁爱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高黄二人姐妹相称，相处极为融洽，甚至在分别的时候，还有些恋恋不舍。但让人惋惜的是，其后独自陪伴于右任的黄仁爱却没能活得长久，没过几年便离开了人世。于右任独自生活了一段时间，为身边能有个照顾起居的人，分别娶了陈氏和原氏，陈氏先后给于右任生过四个子女，原氏是否有生育不详。陈氏陪伴了于右任十多年，原氏要比于右任小十几岁，大约在1934年前后爱上了别人。当时，于右任已经50余岁，见年轻的原氏另有所爱，并未为难原氏，很豁达地让她嫁了所爱之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于右任前往重庆，昔日好友康心如见他身边缺人照顾，就将自己的养女沈建华派了过来。康心如祖籍陕西城固，1890生于四川绵阳，父亲在清朝曾做过四川彭山知县，后来全家定居成都。康心如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创办《公论日报》，1919年开始经商，是四川美丰银行老板。沈建华到来时，于右任已经快60岁了，但身上的才华却深深吸引了这位女子，不久两人成婚，并在于右任60岁时生下一子。
1949年解放军横渡长江，国军来到于右任家中，要带于右任离开。此时，于右任已经整整70岁了，当然不愿离开，便以身体不好为由，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但国军根本不管这些，不由分说地架起他辗转上海，又至广州，然后到了台北，这使他甚至没有时间带上妻女。随后的事是，沈建华因为他的离去，不愿意苦等改嫁他人，而他在台湾的日子也不甚好过，甚至到晚年靠卖字画为主要收入来源，最终在1964年因长期郁闷成疾，病逝于台北。
今天，人们若能再细读一下《望大陆》以及于右任写给妻子的那首《忆内子高仲林》就多少能看到他那郁闷的心情了。而高仲林则在他举起的那根盼望祖国统一的手指里，活到了94岁。从1949年两人真正分别到1972年高仲林去世，高仲林为此付出漫长的23年，特别是在于右任去世的后8年，高仲林这位质朴豁达的陕西女性，据说常梦见于右任在台湾的高山之上哭号不止。为此，有人给高仲林和于右任送了两句古诗：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虽然，作为书法大家的于右任似乎从来没有写过这两句诗，但很显然地，对于高仲林来说，能在于右任生前伸出那根手指里已经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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