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公文一般书写在简牍之上。传递公文时,官员使用随身携带的官印,将卷好的简牍押印封泥进行缄封。造纸术发明后,纸张逐渐取代了简牍,越来越多地使用到日常的公文书写中。官印直接盖在纸上,印面变得越来越大,官印也越来越不便于携带。隋朝时,官员的官印已经收归官府保存了。既然官员不再随身佩印,绶便无所附丽,印绶制度也就逐渐失去了区别官阶高低的意义。

取而代之的,就是鱼袋制度。

《倭汉三才图会》中的唐代鱼袋

鱼袋制度是唐宋辽金元时期实行的、依据官员的品级高低佩戴不同鱼袋以证明身份等级的一种佩饰制度,是我国章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品色衣制度的重要补充。

一、鱼袋溯源

顾名思义,鱼袋是盛装鱼符的袋子。

1.鱼袋因唐代的随身鱼符而得名

说到符,我们大概首先会想到战国时期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信陵君所窃之符,为虎符,是古代调兵遣将的特别证明物件。其形制一般为铜卧虎,表面錾刻金字,纵向剖开,切面处设计成阴阳嵌突结构以便啮合,朝廷和将军手中各留其半。天子调动前方军队,令人持右半虎符前往军中传达诏命,两符放在一起严丝合缝,调兵的命令才能贯彻下去,“符合”一词便由此而来。

战国时期杜虎符(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鱼符制度始于隋朝。隋文帝曾经先后颁发过木鱼符和铜鱼符给京师的高级官员。

开皇九年,颁木鱼符于总管、刺史雌一雄一……十年,冬十月甲子,颁木鱼符于京师官五品以上……十五年,五月丁亥,制京官五品以上佩铜鱼符。——《隋书·高祖本纪》

唐代鱼符大兴。鱼符在唐代总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属于功能性鱼符,用于地方官员的任命与罢黜、军队的调度、作为出入宫门及京师城门的凭证等,不必随时带在身上,只是在有需要时取出与朝廷使臣所持的另一半相验。另一类属于装饰性鱼符,称作随身鱼符,必须随身佩戴,以“明贵贱、应征召”,它既是一种证明官员身份、品级的标志,也是官员应诏入宫的通行证。鱼符内侧刻有佩符人的官衔及姓名等文字,中间常有一“同”字形榫卯,校验时与另一半相合。有的鱼符还在中缝处刻有“合同”二字,分别位于两个半边符上,用于校验。“合同”一词即由此而来。

唐代铜鱼符(山东东营历史博物馆藏)

唐代的随身鱼符必须配以相应级别的袋子,这就是鱼袋得名的由来。

2.鱼袋之制受到了绶囊之制的影响

根据汉魏的印绶制度,官员必须佩印绶于身,使人一望便知其身份尊卑。印绶装在特制的鞶囊里,称作绶囊。官员除了将绶垂在绶囊外边,以表示自己的身份外,绶囊的材质及其上的兽头装饰也通常与佩戴者的身份挂钩。

隋唐官员不再随身佩挂印绶,而主要以品色衣制度来区别官员级别的高下,但仍然对前朝官员佩戴袋囊类饰物以别尊卑的做法青眼有加。鱼袋之制正是在汉魏以来朝服佩绶囊之制的影响下,进入了国家官服体系。

二、鱼袋制度的历史沿革

1.唐代定型与发展

鱼袋始于唐初,至少在唐高宗年间,鱼袋制度已经形成。唐朝前期,对于鱼符和鱼袋的佩戴资格要求严格,仅有五品以上的京官才有资格佩戴,而且官员在退休及离任时必须要交回鱼袋。

高宗永徽二年五月,开府仪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职事四品、五品并给随身鱼。咸亨三年五月,五品已上赐新鱼袋,并饰以银。——《旧唐书·舆服志》

高宗给五品以上随身鱼银袋,以防诏命之诈,出内必和之,三品以上金饰袋。——《新唐书·车服志》

武则天当政后,以玄武(龟蛇)与“武”姓相合,于是将佩鱼袋改为佩龟袋,并规定按品级不同分别用金、银、铜装饰龟袋,其中三品以上的高官才可以用金龟袋,“金龟婿”即源于此。

久视元年十月, 职事三品以上龟袋, 宜用金饰, 四品用银饰, 五品用铜饰, 上守下行, 皆从官给。 ——《旧唐书·舆服志》

唐中宗时期,又恢复了旧制,规定五品以上官员依然佩鱼袋,且佩戴的范围逐渐扩大。唐玄宗时期,不仅品级较低的官员可以佩鱼袋,而且还逐渐演变成终身佩戴,官员退休后也不必交回。皇帝还通过赐服、借服的方式赏赐鱼袋,唐代史籍中有大量赐“紫金鱼袋”“绯鱼袋”的记载。

开元八年九月十四日中书令张嘉贞奏曰:“致仕官及内外官以上检校、试、判及内供奉官见占阙者听准正员例,许终身佩鱼。”——《唐会要》

2.宋代延续

宋代继续沿用唐代的品色衣制度和鱼袋制度。不过宋代的鱼袋里已经没有了鱼符,只是在袋上用金、银饰以鱼形,系于身上,鱼袋也不再具有应征召、防诈伪的功能。宋高宗当年召回岳飞,用的是十二道金牌,跟鱼符没有什么关系。宋代的鱼袋主要是作为官员彰显身份等级的一种装饰,故有“唐以袋贮鱼,宋以鱼饰袋”的说法。

宋代鱼袋的使用范围也很广,除了用作各级官员的身份标识外,也可作为官员致仕(退休)的一种优抚,皇帝赏赐鱼袋的现象非常常见。

(太宗雍煕元年南郊后)大赦,内出鱼袋以赐近臣,自是内外升朝文武皆佩鱼。凡服紫者,饰以金;服绯者,饰以银。廷赐紫,则给金涂银者;赐绯亦有特给者。京朝官、幕职州县官赐绯紫者亦佩。——《宋史·舆服志》

3.辽金元借鉴

唐宋的随身佩鱼制度对辽、金、元政权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借鉴了汉族官员的朝服与佩鱼制度,建立起了自己的服饰制度。

皇太子玉带佩玉双鱼袋;亲王玉带佩玉鱼;一品玉带佩金鱼;二品笏头毬文金带佩金鱼;三品、四品荔枝或御仙花金带并佩金鱼;五品服紫者红鞓乌犀带佩金鱼;服绯者红鞓乌犀带佩银鱼;服绿者并皂鞓乌犀带。 ——《金史·舆服志》

4.明代废弃

明代实行佩腰牌制度,以腰牌来标明身份和作为行使权力的信物,鱼袋制度逐渐被废弃。

三、鱼袋的形制

最早的鱼袋,属于软袋,以布帛制作而成,故以“袋”名,也称作“帛鱼”。唐张鷟《朝野佥载》就有“彩帨为鱼形,结帛作之,取鱼之像”的记载。在唐代早期画作中也能够看到其大致形态。阎立本所绘的《步辇图》中,穿红袍手执笏板的大唐典礼官右腰垂下的挂饰,就属于结帛而成的鱼袋。

(唐)阎立本《步辇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历史上更多的鱼袋,是硬袋,一般为一长方形木匣,外裹皮革,并以金银为饰。这种鱼袋结实耐用,且美观漂亮,唐宋时期一直沿用。

从外形上看,硬鱼袋可分为长方体鱼袋和底方顶拱形鱼袋两大类。

1.长方体鱼袋

长方体鱼袋多见于唐代的传世画、画像石、蕃臣石雕像、墓葬壁画、石椁线刻、石窟寺壁画上,有的没有任何装饰,有的有花纹装饰。无装饰鱼袋如唐惠庄太子李墓石门左右门扉的两名男侍,相对而立,腰部均佩有长方体无装饰鱼袋;有装饰鱼袋如唐中宗定陵的蕃酋像上的鱼袋浮雕,袋面有三处桥形带卡,还有四枚桃形装饰。

唐代长方体鱼袋

2.底方顶拱形鱼袋

底方顶拱形鱼袋的底部为长方体,顶部呈三拱形或双拱形,有的拱形上可见鱼形图案。这类鱼袋不仅在五代、两宋时期的石雕像、石窟寺壁画、传世画作上出现,也有木质仿真鱼袋与金、银鱼饰等实物出土。

五代《文苑图》中的文人,头戴翘脚幞头,身着紫色圆领宽袖长袍,束玉銙带,腰部右侧系有底部红色长方体、顶面黄色的双拱形鱼袋。

(五代)周文矩《文苑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宋人的画作中也往往以鱼袋来体现身份。宋代的《春游晚归图》中,老官员骑于马上回望,其腰部右侧系有金色双拱形饰物,为宋代的金鱼袋。

(宋)佚名《春游晚归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近年来鱼袋上的金银鱼饰也陆续被发现。

江苏常州南宋墓出土的鎏金银鱼饰

浙江兰溪南宋墓出土的金鱼袋饰

综上,鱼袋制度在我国历史上存续了数百年之久,是我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古代社会国家治理中的一种管理技术,其“昭名分、别等威”的礼制功能,为古代社会的有序运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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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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