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让子弹飞》是一部广受好评的魔幻现实主义电影。关于它的各类影评和解读,近几年也是层出不穷。很多人都着眼于其背后的隐喻,却忘了它背后的历史现实。其实里面很多看似魔幻的桥段,都是对历史最真实的展示。姜文导演自己都说:

“没有隐喻,都是真事儿”

在电影里,有这样一个片段,麻匪和师爷上任鹅城之后,师爷发现前几任县长都把鹅城的税收到90年以后了,也就是公元2010年。

有这么夸张吗?这件事是否真实呢?

众所周知,民国初年,那是军阀林立,互相攻伐混战的年代,抢钱抢地盘,拿下城池三日不封刀,这都是寻常事,不算大新闻。

但是把税收到90年以后,这事干得可比土匪还土匪。但是请记住,这情况是真实发生过的。

鹅城的原型,是四川东部丘陵的某个县城,民国初年,四川同样也是战火连天,军阀横行,百姓在他们眼中就是待宰的肥羊,还是那种随时催熟,随时取用的那种。

在混战中,四川军阀的实力也在不断扩张,从1916年护国战争的10余万人,到30年代,四川二刘刘湘,刘文辉大战时,双方兵力已经超过了70万,算上其他中小军阀,四川有近百万的军队人数,占当时中华民国军队人数的一半

如此之多的军队人数,军饷的数字也水涨船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四川军阀们一致把目光投向了老实听话的农民。

一开始还只是两三年的田税,应个急。到后来就是每年收上四、五次,每次收四、五年,甚至十几年的田税。以至于有些农民自己才活了几十年,却把自己曾孙子的税都交完了例如四川新繁县,1933年一连被收了5次税,一次收两年的税,相当于劳动一年交十年的税。

四川新繁县一角

这还只是正当名声的税,碰上军队出征的时候,还要再临时加收一年的税。川军第28军在新繁县驻扎4年,一共收了50年的税,累计把税收到了民国80年,也就是1991年,这一年屏幕前的许多读者应该都已经出生了。

像这样的田赋预征制度,在安徽,福建也被执行过,但都是临时政策。这些地方,一次预收几年的税,但是只要还没垮,那么兴许后几年还能宽松一点。

但是只在四川,才能出现把税收到大几十年以后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不是其他省的军阀比四川军阀更“仁慈”。而是四川的田税,从清朝开始就是偏低的水平

明末清初,四川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人口损失非常大,生产力被严重破坏。面对这样的情况,康熙末年采取“永不加赋”的政策,通过降低负担,吸引人口。

康熙

因此四川的田税非常低,平均每亩地只收0.1两银子,是同时期江南地区的八分之一。清朝的湖广填四川,使得大量人口涌入四川。清朝末年,四川的人口已经突破4千万,耕地面积扩大了40倍,但是田税依然保持在康熙朝的标准,所以四川的农业税远低于其他省份。因而,四川也就成了军阀头子眼中鲜嫩的韭菜,曾国藩就曾经在四川一次性收过好几年的田赋作为军费。

清朝灭亡的时候,四川的田税加起来也不过近300万白银,算下来还是只有同时期江南地区的四分之一。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农民被不断压榨到处境悲惨,但是军阀依然可以肆无忌惮抢钱。

当然,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四川军阀割据形成的“防区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别说民国中央政府,就是四川省政府都管不了。真正能管每个县的,还是军队。

但是混战中,驻防的军队随时会换。今天这个县可能还是你刘师长管,明天可能李军长就取而代之。

正如鲁迅先生说的:“城头变幻大王旗”。

但是前一个大王收的税,后一个大王可不会记得。

四川军阀割据图

比如四川的郫县,过去有个俗语:“金温江,银郫县”,说的就是温江县和郫县的富裕。郫县有水田三十万亩,能产粮食两亿斤,一年田税正额8万元,算下来税收确实不高。也因此,这块富裕之地也被军阀盯上了。

1918到1923年,郫县被刘存勋的第三军占领,刘存勋预征了三次税,把税收到1927年。

1924年,第三军西征,郫县落入了邓锡侯的第二军手里。从1924到1935年,这十几年时间里,邓锡侯一共收了64次税,算上前面第三军的税,郫县的税已经收到了1992年。其中有19年的税是在1933、1934两年间被收的。

原因是邓锡侯先是参加了我们前面说的二刘大战,后面又开始进攻川北红军的根据地。为了弥补损失,疯狂从农民身上剥削。

好在郫县的经济基础不错,社会秩序和农业生产一直比较稳定,几乎没怎么反抗事件,甚至还被嘉奖为模范县。

但是军阀是什么尿性,大家都知道,他们可没有下限,比田税预征更可怕的是所谓的附加税。

一个地方能收多少附加税,完全取决于当地军阀他能想出来多少名目。

很多县城的附加税多达三、四十种,包括但不限于地方费,学费,司法费,车马费,工本费……

有些军阀实在想不出来,就直接一口气叫杂费,杂税。一开始军阀们还是会编几个好听点的税名字,毕竟能要点脸还是得要点脸。

到后来,军阀混战到白热化阶段,那有些军阀直接不装了,就是来抢你钱的,这钱你交不交吧?

川军二十一军就创造过一种叫“感情捐”的税,大家猜猜这个税是干嘛的呢?

可不是什么新人结婚,有感情了就要交钱,二十一军的人是这么解释的:

“以为军民需联络感情,因而收税”

黄炎培先生曾经研究过,四川很多地方的附加税的数额已经超过正税的20、30倍。最夸张的四川雷波县,附加税是正税的73倍

这还只是军阀公布的数字,也许真实数字会更高。到后来连郫县这样的富裕地方也支撑不住。

1927年,郫县县长贴出告示,谁交不上税款,就割人肉来补。南江县县长更是说出:“杀人可恕,欠款难容”这样毫无人性的话。

农民被压榨到极点,以至于很多中小地主也纷纷破产。

四川的传统是地主收租是从农民手上收谷子,然后自己用这些换钱。那时候粮价波动大,地主可以囤积粮食赚差价。

但是面对一年收十几二十次税的军阀,中小地主也凑不出现钱来,只能低价卖粮,扛到最后只能抛售土地。

这时候,军阀代言人——“黄四郎”们就会来收购土地,而“黄四郎”们是不纳税的,他们的税自然又会落到普通农民头上。

同时,“黄四郎”们与中小地主不一样的是,他们有武举人和团练,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武力,确保自己的收入。

《四川文史资料集萃》这本书里有这样一件事:四川宜宾市江安县,有个叫万义和的农民实在交不上税,对征收局的人说,我粮食全卖了都交不上税了,不如我把土地上交给国家吧,结果当地征收局自然不允许。

民国二十年以后,四川十室九空,堪比人间地狱。1934年,合川县60万人有40万人吃不上饭,重庆酆都两万三千名农民,有一半人虚弱到举不起手来,成了现实意义上的“鬼城”。

直到1935年,蒋介石势力进入四川,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局面。为了安抚四川百姓,下令各军由政府统一支付军费,省内田税一年只收一次。但后来又要求收田税的同时加收临时军费和保安费。

但随着1937年日本入侵,国军在正面战场一败再败,蒋介石逃往重庆,为了解决军费,1939年,蒋介石任命自己为四川省主席,亲自微操对四川的征税工作。

一直到1945年,四川共征收粮食2100万石,按照当时的粮价换算,相当于一年收10次田税。抗战8年,相当于四川被征收了80年的田税,加上之前军阀征收的,预计已经征收税到22世纪

当时一亩水田能产4石粮食,其中2.5石上交国家,剩下的被地主剥削后,几乎没有剩下的了,农民几乎是种多少,上交多少。纯白干,还不管饭。

所以当时秋收的时候,各地就会爆发抗捐活动,第二年春天,城市里会出现大规模抢粮现象。所以到最后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时候,四川很迅速就被解放了。

了解清楚这些历史后,就会明白师爷说的把税收到90年以后,这不是夸张,也不是魔幻,反而是写实,是历史最真实的表现。

最后以教员的一句话来总结:

“抗战的一切,生活的一切,本质上都是农民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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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家和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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