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创/深圳商报首席记者 刘悠扬

11月1日，2021年亚洲图书奖得主、深圳青年学者张笑宇做客“一鉴阅读”公益读书分享沙龙，对话丁学良、吴定海、老亨、章东磐、陈国定、邓凯、杨立青、袁园、王芳等学者，以《技术、文明与历史动力学》为题，探讨技术如何改变人类文明进程。

本次活动由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邓一光文学艺术工作室主办，飞越彩虹民族文化交流中心承办，也是2021年深圳学术年会之“深圳学术沙龙”的首场活动。学者、海天出版社副社长魏甫华主持了整场沙龙。

据悉，“一鉴阅读”公益读书分享沙龙是邓一光文学艺术工作室主理项目，由著名作家邓一光发起，工作室负责人王芳主持并策划，邀请科学、学术、知识、文化等各界资深阅读人士参与的公益性的深度阅读分享平台，自2021年春开启，每月一至二期。

“我为什么要重讲历史”

张笑宇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攻读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技术与文明》为其所著的“文明三部曲”系列的第一部，该书以技术驱动为视角，从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筛选出14个关键历史时刻，洞察人类社会不可逆转的命运走向。日前，该系列的第二部《商贸与文明》已正式出版面世。在刚刚揭晓的2021年亚洲图书奖中，《技术与文明》获大众图书奖。

正如《技术与文明》书名揭示的，张笑宇想要打破理科和文科之间的认知壁垒，厘清技术与文明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他认为，过去对文明进步的书写，视野大多只停留在某些大人物、大思想、大事件上，而技术这一维度被大大低估。实际上，技术细节的细微变动，对社会制度以及人类文明的影响都比我们想象的要直接得多，技术深远地影响着历史的走向。

“我第一本书的写作意图，是想回应时代挑战。”谈到写作“文明三部曲”的初衷，张笑宇表示，许多人文学科出身的朋友喜欢批判技术压榨了人文的生存空间，他觉得这种指责意义不大，因为今天要解决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治理问题。

然而写完第一部《技术与文明》之后，他意识到应该回答的问题在技术之外。于是，在第二部《商贸与文明》中，张笑宇通过对历史的微观探讨，重新反思了此前关于历史因果关系认知的框架。

但目前出版的两部书，依然没有解决他关于现代文明的追问。“我们熟悉的人文社科经典都是工业革命以前的旧书，我们没有回到具体终端的因果关系里面，把这两百年工业革命的历史重新树立起来。我会在第三本书《产业与文明》中，详细讲述这部分历史。”张笑宇说。

“我为什么想重讲历史？就因为某些问题意识。”谈到写作“文明三部曲”的现实关怀，张笑宇说，今天这个时代，问题意识很撕裂，立场很不同，但人们可以接受的一个共同标准是“现代文明”。他希望在这一基础上，用通俗的道理把它讲明白。

反思技术引起的道德和法律问题

深圳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海外利益研究院学术主导丁学良谈了阅读《技术与文明》的三点想法。

他首先从复旦大学教授谢希德上世纪80年代重访美国的故事讲起，从纸尿布这个小细节讲到中美科技发展的差距，论述了“技术在不同文明中的相对地位不一样”这一观点。接着又谈到技术在低级文明和高级文明中的源头不同，回答了李约瑟的“中国为何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这一问题。“在低级文明中，技术的来源是实践经验，是摸索出来的，而高级文明中，技术的来源是基于抽象的理论研究。”丁学良说，只重视技术科学，不重视对好奇和探索精神的抽象科学研究，这个文明永远不可能领先。

最重要的一点，是技术应用所涉及的道德和法律规范，已经成为全球竞争最重要的指标，尤其在当下，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丁学良强调，我们以前讨论技术对文明的增长，是文明的竞争力、推动力，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很少被人们争论，如今争论的是文明对技术和发展的应用纪律和法律指导，“如果我们在这方面盲目，我们在未来几十年就会付出代价。”

香港城市大学法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法律助理邓凯进一步从具体的立法实践层面，对技术发展存在的问题给出了可能的法律方案，这恰恰是技术发达地区要给技术不发达地区提供的制度性公共物品的一个范例。

邓凯建议，首先，在立法取态上，充分尊重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客观规律本身，比如围绕技术的应用场景差异、风险等级高低设定分级、分类的敏捷治理的方法。其次，包容审慎，认可行业自律、企业自治等软性规范，给技术的自生自发提供足够空间。第三，提前关注技术伦理问题，成立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履行的职能诸如：研究制定人工智能领域的伦理安全规范，对数据垄断、算法歧视、数据与算法滥用、侵犯个人信息权益、违反伦理道德、就业影响等进行分析与研判，等等；第四，框定科技主管部门的义务性规范，尤其要开展新技术的社会实验，例如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个人和组织行为方式、社会心理、就业结构、收入变化、社会公平等方面的综合影响。

或可成为“深圳学派”代表作

当天的沙龙上，不少学者都不约而同谈到“文明三部曲”带给他们在其他领域的思考和启发。

历史学者、《国家记忆》项目策划人章东磐长期从事关于抗战的历史研究，“文明三部曲”启发他对军事史重新思考。“正是一项一项技术，影响着军队管理文明的发展，进而影响了一个局部地区的历史进程。”他举例说，中国驻印军创造了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唯一一次我方死伤少敌人死伤多的、在战略反攻上的胜利，这正是技术对文明最实实在在的影响。

《首席银行家》杂志创办人、前海金融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陈国定是一位股权投资人，他从技术创新和模仿创新的角度分享了对“技术”的观察。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发展至今成为全球举足轻重的地位，基本来自于模仿创新，不属于真正的技术创新。但模仿也可以是创新，并非从0到1才叫创新。模仿创新可以说是至今中国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方法，经济学讲“后发优势”指的就是通过模仿创新减少成本。

文化学者、深商研究总会顾问老亨则认为，《技术与文明》《商贸与文明》廓开了人们既有的视野，“我们以往是华夏中心主义的眼光、东西方对峙的角度看问题，张笑宇则从宇宙物种的角度看人类自身，看技术如何改变人类文明，这种雄壮的视野令人震撼。”

此外，老亨把“文明三部曲”的三个主题转化为“技术与深圳”“商贸与深圳”“产业与深圳”，从而提出深圳这座城市有可能在文明层面给世界作出的贡献，“这套书好像专门为深圳量身订作，中国没有一个城市比深圳更需要好好探讨这些问题。”在他看来，“文明三部曲”或可成为“深圳学派”的代表性作品。

两个关键词将成流行词汇

张笑宇出生于1987年，是当下中国学界正在快速成长起来的“85后”学者中的佼佼者。这一代学者的学术思维方式，引起了不少与会嘉宾的关注。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市社科联主席吴定海认为，技术与文明、商贸与文明、产业与文明，是一种新型学术探讨，“文明三部曲”涉及了“怎么鉴别中国的现代化”这一重要问题，“并不是人类用一样的技术，就可以拆除全球不同价值观的各民族、族群间的认知鸿沟。因为文明很重要的构成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里的核心价值观体系，是各个文明最核心的、最不易改变的东西。”

学者、海天出版社副社长魏甫华预测，张笑宇书中提出的两个关键词或将成为大众流行词汇，一个是“超级问题”，就是那种永远被追问、永远也没有终极答案的问题；另一个是“正增长秩序”概念。

台湾实践大学博士、深圳市文体旅游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袁园指出，张笑宇的写作背后有一个从自己出发进行思考的真实初衷，即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飚提出的“以自己作为方法”，重新来思考这个充满无数变量和不确定性的世界，这也是80后学者自觉或不自觉的方法。世界变得很快，真正的学者一定是有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导向的。

松禾成长关爱基金会秘书长、邓一光文学艺术工作室负责人王芳则表示，从张笑宇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年轻一代85后学者，他们带着平视世界的视角、身份和立场进入学术研究，很有价值。最重要的是，“文明三部曲”解决了她从年轻时代一直盘桓于心的“学者何为”的困惑——关于学术与生命关怀温度之间的关系。

大众普及读物VS学术理论专著

当天与会的嘉宾也围绕“文明三部曲”的写作方法、学术规范等多个话题，提出了各自的建议和商榷。

深圳市社科院文化所研究员杨立青表示，自己更喜欢第二部《商贸与文明》。第一部《技术与文明》由于采取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式的散点式写法，正文各章的论述是否能形成对前言所表达观念的很好落实，将会是个问题，“它是个很好的知识普及读物，但从理论框架的搭建及其实施层面来看，有点可惜，该书获得亚洲图书奖的大众图书奖而不是学术著作奖，是恰当的。”杨立青说，相比之下，《商贸与文明》则在零增长社会和正增长社会、要钱模型和要命模型等颇具启迪意义的理论的提出及其在正文中的展开，表现得更为出色，

袁园则从写作对象不够清晰的角度切入，提出《技术与文明》《商贸与文明》在写作过程中的焦点偏离问题。“如果单纯只是讲故事，通过技术和商贸的故事自然呈现历史的多面性，就很好。但有时书里又有学术化、概括性的模型构建冲动。对历史进行模型化的概述，是一个需要很小心、很慎重的事情，牵涉到比较严肃的学术规范。目前两部书对个别、零星学者观点的单方面引用，从学术的严格角度来说论争稍显简单了，不具有充分的可信度，这是让专业读者感觉不适的地方。”袁园说。

魏甫华也提出，唯一遗憾之处是《技术与文明》的学术想象大于学术论证。“该书所要讨论的关键性问题，是探寻哪一种技术的出现形成了一个文明发展的基本盘，或者说底层逻辑。这种问题的方式决定了他不会写成区域性国别文明史，也不会是时间线性的技术史。他提出了一个技术与社会的“汇流模型”理论，只是，这个理论模型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还比较粗疏。”

在魏甫华看来，从全书的理论成熟度和流畅度而言，《商贸与文明》比《技术与文明》写得好，前者有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论解释模型贯穿全书，让读者不至于迷失。而从学术想象力和学术刺激程度，他个人更青睐《技术与文明》。

审读：谭录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