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统计,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人物中,遇险履险次数最多的人就是周恩来总理,次数高达22次!
老覃在多年前写过《此人是遇险履险最多的领袖,却次次都临危不惧,尽显英雄本色》一文,讲的是周恩来总理在革命生涯中所遇到的各种惊心动魄的历险经过。
其中提到了总理和邓颖超在1928年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途经大连,与日本警察斗智斗勇,最终从容脱险的经过。
由于篇幅关系,没有到写到协助及掩护周恩来离开大连的关键人物——他的弟弟周恩寿。
说起来,周恩寿可是周恩来一母同胞的胞弟,只不过周恩来自小被过继给了叔叔,致使很多人以为周恩寿只是周恩来的堂弟。
周恩来为什么被过继给了叔叔呢?
下面,先来简单交代一个周恩来的家世。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与鲁迅先生是本家。
他的祖父周攀龙是1844年生人,19岁时随兄长周昂骏北上,当上了淮安府的刑名师爷。
1870年,周攀龙回绍兴娶了城东皋埠镇西鲁村的女子鲁氏。
这鲁氏的父亲名叫鲁登四,时为福建布政司的首席幕僚,家道殷实,有良田上百亩。
鲁氏过门后,给周攀龙生下了周贻赓、周贻能、周贻奎、周贻淦四个儿子。
周贻赓出生于1872年,成年后投奔在东北担任奉天右参赞的堂兄的舅兄钱能训,很快在东北站稳了脚跟,当上了奉天度支司俸饷料正司书。
周贻赓在淮安先后娶过王氏、赵氏两任妻子,却都没有生育;到东北后,又续娶了杨氏,仍是没生育。
周攀龙的次子周贻能出生于1874年。
周攀龙对这个儿子非常宠爱,曾花钱帮他捐了一个“国学生”的身份和一个正六品的主事衔,并在高邮县衙谋了个文书的差使。
周贻能在1897年娶了清河知县万青选的女儿万冬儿,婚后生育了周恩来、周恩溥和周恩寿这三兄弟。
周攀龙的三子周贻奎出生于1876 年。
周贻奎的一生非常不幸,他年幼得了小儿麻痹症,双腿残疾,无法外出工作。
顺便补一句,1878年,周昂骏当上了知县,周攀龙也成为了淮安府候补同知,兄弟俩在淮安驸马巷合伙买房,从此定居淮安。
即周贻奎因为双腿残疾,一生都待在淮安驸马巷,从来没有外出过。
周攀龙给周贻奎定了一门亲事,娶了杨姓人的女儿为妻。
周贻奎和杨氏生育有一子一女,女儿夭折,儿子即是周恩来唯一的堂弟周恩硕。
周攀龙的四子周贻淦更加不幸。
周贻淦出生于1878年,在1898年染上了肺结核病。
那个时候,尚未研发出对抗肺结核病的药物,得了肺结核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周攀龙不甘心看着儿子就这样死去,他听信了封建迷信的说法,满怀期待地通过“冲喜”来驱赶病魔,帮儿子迎娶回了宝应县陈家的女儿陈氏进门。
但是,半年之后,周贻淦还是遗憾地离开了人世。
周攀龙不忍心看着这个儿子就此绝嗣,就让次子周贻能将刚出生不久的周恩来过继给了周贻淦。
1900年,周攀龙病逝于海州直隶州知州任上。
周家的生活从此陷入了困顿。
周恩来的生父周贻能不得不外出谋生。
1907年,周恩来的生母万冬儿也患上了肺结核病,不久后病逝。
这样,周恩来的生父长年漂泊在外,生母已故,而嗣母陈氏恪守封建妇道,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入,叔叔周贻奎有腿疾,不能劳作,即周家里里外外的事务全靠周贻奎的妻子杨氏操持,生活窘迫之态可想而知。
到了1910年春,年方12岁的周恩来不得不前往东北投奔伯父周贻赓。
周贻赓没有儿女,看见侄儿从家乡不远千里前来寻亲,又惊又喜,倍加爱怜,悉心照顾,慈严相济,视如己出。
周贻赓把周恩来送到新建的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丁班学习。1913年2月,他调任天津任长芦盐运司榷运科科员,便把周恩来带到了天津。
也在这年8月,周恩来考入天津南开学校,开启了他风云激荡的革命生涯。
周贻赓非常喜欢周恩来,但周恩来已出嗣过继给了弟弟周贻淦为子,无法兼祧承嗣,他便把周恩来的小弟周恩寿也接到天津读书。
后来,在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的默许下,周恩寿过继给了周贻赓。
周恩来的三兄弟因此从事实上的亲兄弟变成了名义上的堂兄弟。
周恩寿到了天津,受大哥周恩来的影响很深。
1924年,他加入了周恩来等人创办的“觉悟社”,成为一名交通员,而在该年冬,正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1925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他前往北平做地下工作,每次都能完美完成任务。
1925年秋,又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到广州开展地下工作。
在广州,他进入了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刘志丹、伍中豪、段德昌、郭天民、唐天际等人成为了同学。
1926年7月,北伐战争打响,他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员,随军北上。
北伐军攻打武昌城时,表现英勇,在战场上被炮弹炸昏。
……
可以预见,如果周恩寿就这样亦步亦趋地跟随着哥哥搞革命,日后一定成就非凡。
但是,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周恩寿因为一点小事,跟哥哥吵了一架,脱离了部队,沦为了革命的路人。
这“一点小事”到底是什么事呢?
周恩寿的女儿周秉德在前些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那时爸爸23岁,正在热烈地追求一个四川姑娘,曾向一位负责同志请假,追随姑娘去了四川。伯伯误认为爸爸“擅离职守”,对爸爸做了“撤职查办”的处理。爸爸年轻气盛,受不了哥哥的训斥,就负气出走,离开了革命队伍。
虽说离开了革命的队伍,1928年4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前往莫斯科,在大连被日本人扣押,幸亏周恩寿从中周旋,把他们救了出来,并安全送他们上了列车。
过了17年,即1945年冬,周恩寿在北平与大哥重逢,提出了想重新为党工作的想法。
正是用人之际,周恩来二话不说,指派他到天津找到我地下党员周世昌,共同组建我党在天津的联络站——天津民生客栈。
就这样,从1945年到1947年,周恩寿为我党做了不少贡献。
但在1947年,他被反动派逮捕了,在狱中吃了不少苦头。
1949年1月底,我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发起的平津战役完美收官,周恩寿恢复了自由。
随后不久,他听说大哥周恩来与毛主席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人带领着一支由11辆吉普和10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从西柏坡出发,已经抵达了北平。
他无比兴奋,偕妻北行。
在香山,他见到了大哥,再次郑重地提出重回革命队伍的请求。
周恩来严肃地说:“你脱离的时间太久了,情况不熟悉,要参加工作,还是先入革命大学学习好再说吧。”
周恩寿听了,羞愧不已。
不过,他还是按照兄长的吩咐,进了华北革命大学学习。
1950年9月,周恩寿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期满,被分配到了冶金部,做着一些普通的工作,领很低的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