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回国后，在一次战争中被俘，狱中无事吹牛，因为吹得绚烂多姿，众人闻所未闻，某狱友便把他吹牛记了下来，于是便有了这本书。

简单地说，这本书非但不是严肃文学作品，就连访谈都算不上，而且大概率也不是现场记录。监狱里哪有那么好条件，多半马可波罗吹完牛，其狱友再根据记忆，一件一件整理出来。

跟人吹牛当然容易信口开河，而记录者也会做取舍，专挑个人感兴趣的部分写，再加上记忆有偏差。这本书自从面世，就至少经过了两道加工，一个吹，一个砍，所以它的内容难免支离破碎，光怪陆奇。

书里面的错误比比皆是，比如马可波罗吹他给元朝制作投石车，为攻破襄阳立了大功。实际上在他抵达襄阳前2年，襄阳城已告失守，回回炮制作者阿瓦老丁有官方认证，记录在《元史》。

如果真是马可波罗制作了回回炮，那《元史》肯定记载的是他而非阿瓦老丁，所以这明显是吹牛。

其他谬误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因为这些错误，西方整体看法是不信。不相信马可波罗真去过中国，认为他只是道听途说，然后添油加醋把别人的故事套在了自己身上。

这问题也有大兄弟问过我，他究竟来过中国没有，这本书是吹牛还是真实？

我的看法是，如果仅为判断他是否真来过中国，只需找到一个核心证据，即这本书里面有没有那种别人根本不知道，只有亲身到访才能体会的东西。

那么有没有这种东西呢？答案是有。

马可波罗被人诟病的还有一点，书里面很少提到汉人，更绝少提及汉文化，虽然他去过杭州苏州，还当过三年扬州总督，却对汉人风俗儒家传统一无所知。

这个看起来很明显的失误，却是他再真实不过的证据。

元朝有严格等级制度，第一等当然是蒙古人，第二等色目人，第三等汉人，指淮河以北金国占领区的汉人，第四等才是南宋辖区汉人，被称为南人。

色目的意思是各色各目，即所有外国人，除了蒙古和汉之外的所有民族，都被称为色目人。

忽必烈如此划分的背后，是他的政治智慧和统治手腕。

蒙古人是不当官的，元朝廷具体事物，全交给色目人处理，马可波罗吹嘘他被元朝重用，有吹牛成分，但基本属实。

元朝非常喜欢任用外国人当官，其中逻辑是，蒙古人想统治汉人，必然带来激烈民族矛盾，那么可不可以搞一个替罪羊呢？

色目人负责具体执行，背负一切恶名，矛盾激化之后，再把色目人处死，即平息了汉人怒火，又拿到了一切好处。

比如阿合马案，阿合马是忽必烈的重臣，堪称大元帝国财政部长。他的横征暴敛引起了汉人反抗，汉人武官王箸和僧人高和尚联手刺杀了阿合马，事后忽必烈的处理却是，一边处死凶手，一边宣布阿合马有罪，没收其家产，开棺戮尸。

当然，阿合马案牵扯很多，不是几句话可以讲清，但其中最重要逻辑，就是我上面说的这些，色目人只是蒙古人的工具。

在统治学上，这叫过河拆桥理论，或者说走狗理论。

所以在当时江南汉人集中地，最大民族矛盾反而不是汉蒙之间，而是汉人与色目人互相敌视。

在这种局面下，别说马可波罗在扬州住了三年，就是在当地住一辈子的汉人，哪怕饱读诗书的一代鸿儒，对外国人习性也是一脸懵逼。

汉人与外国人相互隔绝，分开居住，甚至老死不相往来，这就是当时江南的现实。

元朝虽然是史上民族混杂最集中的年代，在中国的外国人数量之多，没有超过元朝的，但民族融合也是最差的。

元朝汉人写的书，有两个特点，一是很少提及外国人习俗，二是即便偶有提及，也是驴唇不对马嘴，不知所云。

比如镇江要建基督教堂，结果汉人当成修寺，修了一座镇江大兴国寺，还做了碑文，碑文道：“基督教信仰长生天佛，朝东礼拜是因为东方属木，取生生不息之道。”

所以马可波罗自称他在中国待了17年，却对汉语一窍不通，非但不是漏洞，反而是实打实证据，这种情况非亲身经历，很难体会到。

马可波罗说：“大汉依靠武力夺得了契丹地，所以对契丹人很不信任，转而重用鞑靼人、回教徒和基督徒，待遇契丹人如奴隶。”

契丹指汉人，这也是当时惯例，鞑靼、回教徒、基督教徒合起来就是色目人。马可波罗能发现元朝利用色目人统治汉人，就足够说明他的确来过中国，而且呆了很久。

因为这一点，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就连汉人都没明白。

冯译本大概是目前最好的《马可波罗游记》译本，因为里面附带了详细注释，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