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全书》为世界带去中国农业技术(中国典籍在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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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28 06:30人民网官方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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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杜赫德著 《中华帝国全志》英译本,2018年10月出版(内含《农政全书》蚕桑篇)

中国是农业大国,历代对农业典籍编撰和刻印的重视,使之形成了一整套关于中国古代农业知识的生产和传承体系。

《农政全书》成书于明代崇祯元年(1628年)前后,全书共60卷,50余万字,作者徐光启是政治家兼农学家、数学家。他曾在家乡进行甘薯引种和薯种收藏越冬试验,上《甘薯疏》。在他的努力下,甘薯在大江南北广泛种植,成为中国重要粮食作物。他还写过《种棉花法》等农业著作。后人评论《农政全书》:“其书本末咸该,常变有备,盖合时令、农圃、水利、荒政数大端,条而贯之,汇归于一。虽采自诸书,而较诸书各举一偏者,特为完备。”这部百科全书式图书不仅在屯垦、救荒、水利、栽培、蚕桑、农器等多方面继承总结中国古代农业技术,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农本”(农业是国家之本)思想。

徐光启辞世两年后,其门生陈子龙从徐光启次孙手中借得《农政全书》书稿并完整抄录。1639年,学者陈子龙等人校对、编辑之后交付梓刻,是为《农政全书》的首个刻本即“平露堂刊本”。清代共出现6种《农政全书》刻本。

在成书后数百年间,《农政全书》被外国传教士和农学家翻译、引介,深刻影响了海外国家的农书创作、农业生产乃至农业制度变革,成为中外农业跨文化交流的突出象征。

影响日本、朝鲜农业发展

由于地理位置接近,历史上,日本和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保持着紧密的农业技术交流。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早在宽平年间(889-897年)就已传入日本。

17世纪初,中国海禁政策放宽,大批中国商船前往日本长崎港贸易,《农政全书》被引入日本。1666年,《农政全书》作为参考文献在日本学者中村惕斋的《训蒙图汇》中出现。之后,以大阪、京都和江户为中心的大城市群开始出现,加剧了对农产品的需求,提高农业生产力成为当务之急。《农政全书》的引入,也推动了日本本土农书创作的繁荣。

1697年由日本农学家宫崎安贞编撰出版的《农业全书》,因大量参考《农政全书》,被日本学界称为《农政全书》的“精炼日本版”。它继承了“农本”思想,但与《农政全书》“以农为政”(以农业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不同,更强调“以农为业”,即把农业作为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手段。

除《农业全书》,日本的《农业要集》《耕稼春秋》《农业蒙训》等农书都受到了《农政全书》的影响,这些农书不仅推动了日本农业技术的提高和普及,还促进了日本农业的商品化发展和农民经济地位的提高。

明清时期,中国和朝鲜一直保持着藩属关系。李朝政府为普及农业生产知识和方法,积极译介中国农书,其中就包括《农政全书》。李朝实学家朴趾源针对中国农书提出:“有心人可取而细考焉,则吾东生民贫瘁欲死,庶几有疗耳。”李朝后期,朝鲜发生大规模饥荒,李朝官员徐有榘设法将甘薯引入朝鲜种植,他将《农政全书》内容结合朝鲜实际,编撰了《种薯谱》一书。此外,徐有榘编撰的农学巨著《林园经济十六志》也大量征引《农政全书》的内容。

可见,《农政全书》的引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朝鲜的农业状况,促进了朝鲜的农书创作和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良。

桑棉内容深受欧洲重视

《农政全书》在欧洲的传播主要靠传教士、汉学家和科学家所推动。

17世纪到18世纪,欧洲曾掀起一股由来华传教士引发的介绍和研究中国文化的“中国热”,大量中国文化典籍在欧洲翻译出版,《农政全书》也被引入了欧洲。1735年,法国巴黎的耶稣教徒杜赫德根据在华27名传教士收集的相关信息编撰了系统介绍中国情况的四卷本《中华帝国全志》。在第二卷中收录了由传教士殷弘绪翻译的《农政全书》第31-39卷的《蚕桑》篇,殷弘绪将该篇标题译为《一部教人更多更好地养蚕方法的中国古书之摘要》,向欧洲全面介绍中国的蚕桑技术。

法国重农学派以《农政全书》为标榜,在政经领域大力推广重农思想。它的主要代表人物魁奈和杜尔哥专门著书介绍中国农业制度,并认为只有农业能增加财富,起到抑制货币和商业资本的作用。

1777年,《中华帝国全志》被翻译成俄文在圣彼得堡出版,时值俄国叶卡捷琳娜女皇推行经济改革,中国先进的蚕桑和植棉技术在俄国得到全面推广,推动了俄国棉纺织业的发展。

19世纪后,欧洲对《农政全书》的翻译趋向精准化,以服务于当时的农事生产和农学研究。1849年,英国汉学家、驻上海领事麦华陀将《农政全书》的《蚕桑》篇再次译为英文并题为《制丝栽桑概论》,并将其作为单行本在上海发行。1864年,英国人肖氏将《农政全书》第35卷《木棉》篇关于种植棉花的部分译成英文,题为《上海地区植棉概论》发布在《中国丛报》第18卷第9期上。肖氏称《农政全书》为“中国农业的百科全书”。1865年,俄国人安东尼将《农政全书》和《农桑辑要》两部书中关于蚕桑的部分翻译成俄文,题为《论中国人的养蚕术》,刊发于《俄国昆虫学会会报》第3卷第1期。意大利人安德烈奥奇将《农政全书》的《荒政》篇中的“玄扈先生除蝗疏”一文译为意大利文,题为《论蝗虫·论述提要》,1870年以单行本发行于米兰,为西方治理蝗灾提供了借鉴。

进入20世纪,《农政全书》作为重要的学术研究资料依然为欧洲学者所关注。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博士将《农政全书》誉为“一部农业方面的卓越巨著”,并将其收录进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在1984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6卷《生物与生物技术》的第2册《农业》中,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研究专家白馥兰教授首次用英语较全面地介绍了《农政全书》,并详细分析了其成书过程和文献价值。

《农政全书》在欧洲获得了高度评价并产生了重要影响。德国著名化学家李比希称赞说:“中国农业是以经验和观察为指导,长期保持着土壤肥力,借以适应人口的增长而不断提高其产量,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农业耕种方法。”

据世界最大的图书馆馆藏数据库WorldCat的数据统计,美、英、澳、德40多家海外图书馆收藏了《农政全书》的历代刻本和现代版本。

欧洲积极翻译中国农书,引进中国先进农业技术,不仅改变了18世纪欧洲农业生产落后的局面,也间接推动了西方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

此外,《农政全书》中蕴含的“农政”思想在当下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启示意义。“农政”思想所体现的中国传统的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不仅有助于反思和检讨当今世界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大工业生产范式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资源危机、气候危机,也启示我们应尊重自然、保护生态,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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