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象中的陕北是什么样？白头巾、扭秧歌、信天游，转九曲。

今天就带你走进陕北人的圈子[来看我]

陕北窑洞

黄土高原

我们所说的“陕北”，概指北括河套、南至渭北北山、西界子午岭、东滨黄河的黄土高原中北部地区，约当今天延安、榆林两市所辖地域。陕北黄土高原是我国黄土高原的中心部分，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总面积92521.4平方公里，是在中生代基岩所构成的古地形基础上，覆盖新生代红土和很厚的黄土层，再经过流水切割和土壤侵蚀而形成的。陕北黄土高原的基本特点是地貌千姿百态，地面沟壑纵横，地形支离破碎，素有“千沟万壑”之称。其中最典型的黄土地貌有黄土塬、黄土梁、黄土峁、黄土沟谷。从区域组成特征看，延安以北地面切割严重，是以峁为主的峁梁沟壑丘陵区，绥德、米脂一带最为典型；延安、延长、延川是以梁为主的梁峁沟壑丘陵区；西部为较大河流的分水岭，多梁状丘陵。延安以南是以塬为主的塬梁沟壑区。洛川塬是保存较完整、面积较大的黄土塬。宜川、彬县、长武一带，因沟谷蚕食，形成了破碎塬。此外，在榆林地区的定边、靖边、横山、神木等县北部、长城沿线一带是风沙滩地，著名的毛乌素沙漠从定边至窟野河横亘陕北西北部。陕北的历史与文化，正是在这片广袤苍莽的黄土高原上孕育成长的。

一、陕北有悠久的历史文化

首先，陕北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远古时代，陕北大地气候温润，水丰林茂，是原始人类渔猎耕种的理想家园。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先后在无定河流域和北洛河流域发现了晚期智人的化石，这些古人类被分别命名为“河套人”、“黄龙人”、“金鼎人”，他们的体质已接近现代人，具有明显的现代蒙古人种特征，生活的时代约为距今三到五万年，这就表明，至迟在距今三到五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陕北已经有古人类生息繁衍，是人类最早的发祥地之一。

大秧歌

其次，陕北是中华民族圣地。《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崩，葬桥山”，关于桥山的地理位置，或说在汉阳周县，约在今子长县境内，或说在旧中部县，即今黄陵县。不管桥山在子长还是黄陵，总之都在陕北。辛亥以来到黄陵祭祀黄帝渐成风尚，2006年黄帝陵祭典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陕北既是人文初祖黄帝及其部族活动地域，又是黄帝葬处，因此自然是中华民族的圣地。据陕西省文物普查资料，全省共发现史前时期遗址4200余处，其中陕北的延安、榆林达2000余处，因此，黄帝陵所在的陕北黄土高原，是探索“黄帝文化”的重要区域之一。黄帝时代对应的考古学文化无论是仰韶文化还是龙山文化，都可以在陕北找到相应的考古学遗址。在陕西丰富的仰韶、龙山文化遗址中，陕北均占有一半以上，而且既同关中周边同时期文化相互影响，又显示出许多地域性特点，如数量较多的石城堡、窑洞式的民居和大型聚落、极具地域特色的三足陶瓮和大量精美的玉器等，近年来还发现有夏商时期的遗存，有着从史前到夏商的文化发展序列。神木石峁规模宏大的石城遗址、祭台和大量精美玉器，向我们透露着文明前夜的信息。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文明起源的五帝时代文化，在陕北都有大量的相应遗存。陕北考古工作的开展，加之传统文献的记述和学者的考证，使我们对陕北是黄帝及其部族的发祥地这一认识更加自信。

再次，陕北是革命圣地。陕甘宁边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领导下建立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它是在土地革命时期保留下来的唯一的根据地，成为南方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1935年10月，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央所在地长达十三年之久，其中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是共产党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新的奠基时期。

最后，陕北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各具特色的历史人物。从先秦时期的黄帝、大禹、伏羲、晋文公重耳、荆轲，秦汉时期的扶苏、蒙恬、李广，魏晋时期的赫连勃勃、苻坚、花木兰，唐宋时期的折家将、杨家将、韩世忠、范仲淹、沈括、杜甫，到明清时期的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李娓娓，近代以来的杜斌丞、李子洲、刘志丹、谢子长，等等，他们有先圣先哲，有将帅士卒，有文臣武将，有叛臣暴徒，有须眉男儿，亦有巾帼红妆，但无不璀璨夺目，在陕北历史上留下了耀眼的痕迹。这些极具特色个性的陕北人物，构成了陕北历史文化的多彩画卷，诉说着陕北历史的跌宕起伏。

二、陕北有厚重的人文景观

秦汉时匈奴强盛，陕北成为中原王朝门户，之后陕北渐成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往来的主要场所。中原王朝为了防御与用兵，在陕北修筑了长城、直道、烽燧、堡寨等军事设施，使得陕北呈现出浓厚的军事文化色彩，其中唐宋以来的大量堡寨奠定了陕北社会城乡聚落的大致格局。尤其是秦时修筑的长城与直道，最终定格为陕北大地的历史坐标。长城主要有战国长城和明长城，战国长城又有秦魏两国之分。秦国北部长城即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前271年)为抵挡胡人入侵而修筑的，西起甘肃临洮，取西南东北走向，经陕北吴旗、志丹、靖边、横山、榆林、神木，向北到达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黄河沿岸的十二连城。经考古调查，这条长城线路在志丹县北，经靖边向东，再经安塞、子长、子洲、绥德折向北，再经米脂至榆林鱼河堡，还有一条支线。由于风沙掩埋及风雨剥蚀，秦长城遗迹保存较少。2008年6月，省考古研究院在神木县西沟乡一带发现墩台遗址4处，经初步确认系战国晚期秦长城遗址，该发现为秦长城调查提供了重要线索。魏长城即魏惠王十九年（前352年）所筑的河西长城，当时为防御秦国，先后两次从华阴起修筑长城，北上到韩城黄河边，其中的一段就建在黄龙县范家卓子乡与澄城县交界线上。在陕北富县，还发现了一段东南至西北走向、全长约22公里的战国长城，如陕北许多地段的长城一样，目前对于其性质并不明确。

延绥镇长城要塞

明长城也称边墙，陕北段属延绥镇长城，大规模的修筑共有两次，即成化九年（1473年）修筑的二边和成化十年所筑的大边。两道长城的走向已经基本清楚，均自内蒙古准格尔旗延入陕北的府谷，向西南，经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吴旗、定边，进入宁夏盐池县，其中定边西部的大边长城分为内外两重，保存较好。

秦直道，按照史念海先生的观点，南端起始于泾、洛两河分水岭子午岭南端的秦云阳甘泉宫（今陕西淳化西北），循子午岭山脊西北行，至今甘肃定边一带，再经鄂尔多斯高原，转趋东北，越过黄河，至秦九原郡治九原县（内蒙古包头附近），沿途几乎没有经过任何已经确定的秦朝县级以上行政设置。靳之林、王开等学者所复原的直道路线，则基本上都是通过或贴近秦汉上郡的肤施、阳周两地。东线说和西线说的学术争议中，200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在明研究员主持发掘了秦直道富县段，取得了重大发现，该考古项目也高票当选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古驿道

古驿道和烽火台也是陕北特有的人文景观。宋明两代的驿道在陕北目前可以勾画出的有两线，一是延川-延安-甘泉-富县-洛川-黄陵-宜君，一是清涧-延川-延长-宜川-洛川，两线共发现烽火台160余座。这些烽火台多建于河谷两侧高地上，一般相距1.5至3公里，台体多为黄土夯筑，呈方锥台形或圆锥台形，底边或底径一般在6至12米之间，属宋绥德军、明延绥镇通往关中的主干驿道及其支线上的附属设施。这两条驿道西侧的甘泉、志丹、吴旗、安塞、子长等地，主要沿洛河、延河、清涧河上游及其支流周河、杏子河、西川河、永平川等河谷，还分布有宋代驿道上的烽火台150余座，这些烽火台大多自东南向西北延伸，指向宋夏边界，线上还存有不少北宋防御西夏的军事寨堡遗址。富县葫芦河和定边东川河两线的烽火台，则分属宋明两代陕西鄜州至甘肃庆州（今庆阳）、陕西定边至甘肃环县驿道上的附属设施。

烽火台

陕北人文景观中，还有众所瞩目的画像石、画像砖和墓室壁画。陕北是汉画像石的富集地之一，目前，已有榆阳、神木、米脂、绥德、吴堡、清涧、子洲、靖边等8个县区出土有汉画像石，共存汉画像石九百余块。目前发现的画像石大都集中在东汉中期永元二年（90年）到永和五年（140年）之间，即东汉政府统治这里的时期，没有如河南和山东汉画像石一样的发生、鼎盛、衰落的完整的发展轨迹。翦伯赞先生认为“除了古人的遗物以外，再没有一种史料比绘画雕刻更能反映出历史上的社会之具体的形象”，正因如此，汉画像石“是一种最具体、最真确的史料”，“几乎可以成为一部绣像的汉代史”。陕北汉画像石题材丰富，包括反映农业、畜牧业、狩猎、出行宴饮、建筑、日常生活、舞乐百戏、宗教神话和历史故事在内的八大类，尤其是表现当地农牧业生产、充满田园情趣的画面大量出现，这在全国各地的画像石中独树一帜；伏羲女娲、西王母及众多祥禽瑞兽、花草树木等造型无不活泼生动、瑰丽奇伟。作为汉代画像石遗存的重要地区之一，陕北汉画像对于整体认识汉代陕北的社会面貌、社会生活、农业生产、民族问题，以及汉代陕北地区人们的宇宙观、人生观、精神状态、民俗事象等，具有文献史料不可替代的价值。

汉画像石

陕北近些年发现的墓室壁画，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定边郝滩东汉墓壁画，绘制艺术水平是目前所出土壁画中水平较高的一组，对研究汉代美术史、美术考古学、丧葬等相关学科有着重要影响。其中的车马出行图壁画底色有着显著特点，壁画的底色为绿色，绿豆的颜色，有专家推测是用陕北当地“绿豆”磨制而成的当做颜料涂用。靖边杨桥畔东汉墓壁画遍布墓室四壁，内容有祥云、鹿车升仙、鹤车升仙、龟车升仙、龙车升仙、鱼车升仙等。杨桥畔汉墓是定边县郝滩墓发掘后又一重大发现。其壁画内容非常丰富，所表达的中心思想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反映墓主人在阴曹地府的生活情境；另一部分则是各路神仙引魂升天的过程，以此表现墓主人灵魂的永生。该墓壁画车马出行图表现自然生动，色彩运用丰富，与周围的配景精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前有“导马”，上有“祥云”，给画面增添了丰富的内涵，马驾车似准备前行，马的前右腿刚好抬起，画面生动至极，车上有穿黑衣冠者“墓主人”坐立，车厢为白色，车顶为华盖，后有穿着白衣、黑冠者“随从”。靖边老坟梁东汉墓壁画题材主要有青龙白虎、车马出行、歌舞宴饮、农耕生产、人物故事，以及驾鹤升仙等，壁画还绘制有很多祠堂一类的建筑，可知当时陕北地区墓葬之上建造祠堂的风气之盛。老坟梁壁画中的车马出行图中，白马驾驶着轺车，挺胸举首，双目前竖，马身挽具基本俱全，形象生动。御者头戴黑色冠，表情严肃，端坐车上，一手执策，另一手握二辔驱马前行。车轮为墨色，车厢白色，车顶为黑色华盖。车后跟有仆从，高髻，身穿浅绿右衽长袍，右手提包，与车同行。

汉代墓室壁画

汉代墓室壁画外，志丹县境内发现了一座完整的宋金时期的砖雕壁画墓，完整的墓室和保存完好的壁画、砖雕让考古专家为之惊叹。墓室墙壁的绘画内容十分丰富，门楣上富有陕北当地特色的秧歌和腰鼓，长袖舒展、绸带飘飘，对研究当地历史、经济等非常有价值。

陕北云游石窟

陕北是一方宗教滋生的沃土，从汉代以来，陕北的佛教、道教就逐渐传播开来，因而留下了大量的佛道石窟造像遗存。陕北石窟肇自北魏，历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各朝代，以至中华民国时期，总计八百余窟，造像达八万余身。现存北魏至元代造像为石雕，明代有石雕也有泥塑，清代以后则全部为泥塑。陕北北朝石窟有北线和南线两条走向。北线由吴旗、安塞、横山县直至通往大同的古道附近，开窟时代相当于北魏孝文帝改制以后，为云冈型，以横山县接引寺摩崖造像、安塞县云山品寺、吴旗县石窟寺为代表。南线由甘肃经富县、黄陵通往洛阳和由长安经宜君通往陕北的古道附近。北魏、西魏石窟数量较多，富县川庄西王母洞、黄陵县麦洛安石窟和香坊摩崖大佛造像等皆属龙门石窟早期风格。西魏石窟大多为佛教、道教小窟，其造像继承了陕北画像石雕刻风格，富有地区性民间造像特色。此外，在宜君县、黄陵县沮河流域、富县葫芦河流域，还有南迁的鲜卑族和匈奴族供养人开凿的少数民族石窟，如宜君县福地水库石窟、黄陵县香坊石窟，以及一批胡服造像石窟，如富县西王母洞、宜君县彭村石窟和泰家河摩崖石刻。

陕北四大石窟之石泓寺石窟

陕北地区石窟，以宋代的规模最大，水平也最高，集中在延安地区，以子长县北钟山石窟、黄陵县双龙石窟，延安市清凉山石窟、富县石泓寺、志丹县吕川崇圣院、界湾石空寺、安塞县石河寺、龙岩寺等10余处大型石窟为代表。这些石窟除富县石泓寺为金代所建外，其余全部为北宋所建，起自康定元年(1040)，至大观年间，差不多与北宋政权同期。

明代石窟群主要分布在榆林地区，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分布之广，比宋代有过之无不及。其代表石窟为榆林红石峡石窟群，安崖乡金佛寺石窟群，神木县的东山万佛洞，高家堡千佛洞、万佛洞，虎头峁伏智寺，米脂县万佛洞，志丹县顺宁大佛寺等。

米脂万佛洞

三、陕北有神秘的民族信息

陕北因为历史的原因，曾经是许多民族的家园所在。各民族的生息繁衍都会在这方土地留下自己的印记。陕北山水的名称、陕北各少数族姓氏的遗存以及陕北方言，往往都反映了这一历史过程，同时，也使我们得以从地名、姓氏、方言等去追寻各个民族的秘密。

地名中的民族信息。秃尾河，开元三年（715）吐谷浑大酋长慕容道奴率数千帐降唐，唐封道奴为“云中郡公”，将其部安置在“河南”即河套以南。秃尾河流域就是吐谷浑慕容道奴部落居住的地方，秃尾河就是因吐谷浑部族而得名，吐谷促读即为秃尾（陕北尾读yi），浑与河音近，吐谷浑河就成了秃尾河，文献记载或为“吐浑”河。

无定河，古称奢延水，延河（今延河、秀延河）古称吐延水。奢延水、吐延水为匈奴语北河、南河之谓。无定河发源于靖边县白于山北坡，延河发源于白于山南麓，故有北河、南河之称。无定河上游红柳河，又称萨拉乌苏河，源于定边县境内，流经内蒙古鄂托克旗、乌审旗，然后从八吐湾村东折流入陕北境内，与响水河汇合后向东南方向流入无定河。萨拉乌苏，蒙语的意思是黄色的水。

无定河

宜川县秋林乡、宜川县赫列畔、延长罗子山乡呼延村均以匈奴姓氏秋林、赫列、呼延为名；宜川库涡川、延安库利川（云岩河）、延长渭牙川、延长可也村均以稽胡语得名，库涡乃稽胡语香火、香炉之意，库利意为贮旧谷，渭牙为水木，可野为堡；秀延河两汉魏晋称清水，鲜卑称之为去斤川，洛川上乞佛村、下乞佛村，乞佛为鲜卑复姓；洛川旧县镇上铜堤、下铜堤，富县钳二 ，富县羊泉乡曲男村，均以羌族姓氏同蹄、钳耳、屈男得名；富县吉子现乡哪哈塬，以女真族姓氏哪合为名；神木大保当为蒙古语，意为灌木丛草滩。

陕北姓氏中的民族信息。匈奴姓氏如赫连改为刘姓，万俟改为万或于，屠各部乔姓、董姓，主要分布在绥德的卜姓则由须卜简化而来，此外尚有呼延、成、兰等匈奴大姓。源自鲜卑的姓氏如叱干改为薛，去斤改为艾，慕容改为慕，破六韩改为韩，纥豆陵改为窦，宇文则或称宇文，或为宇。源自羌族的陕北姓氏如姚、雷、党，钳耳改为王，莫折改为莫或折，罕井改为井。源自氐族的则有吕、杨、齐，以及由苻改称的蒲。此外，还有源自乌丸的郝姓、羯族的石姓、库莫奚的屈突改为屈姓。西域各族也因为历史的原因在陕北多有定居，如龟兹白姓，康居康姓、安国安姓、米国米姓、石国石姓、曹国曹姓、毕国毕姓、车师车姓、疏勒裴姓等。

陕北方言中的民族信息。由于各民族杂居共处，陕北方言中也就留下了不少各民族语言的印迹。试举几例。

陕北骂人曰“龟兹兹”或“龟兹孙”（若是长辈对晚辈，则往往是昵称），这一骂人的词语，却向我们展现了一段久远的历史。龟兹，本西域古国之一，以库车绿洲为中心，最盛时北枕天山，南临大漠，西与疏勒接，东与焉耆为邻，相当于今新疆阿克苏地区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部分地区，张骞通西域后始为内地所知。其人种以吐火罗人为主，杂有塞人、雅利安人、羌人，其通行语言则为吐火罗语乙种方言。从西汉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起，龟兹国人陆续内迁，汉宣帝神爵(公元前61～58)中，郑吉率渠黎、龟兹五万人迎匈奴日逐王降汉，为了安置较多龟兹国移民而在上郡设置龟兹属国，治所在今陕西省米脂县境内。两汉龟兹属国的长期设置，表明该地经常有龟兹移民不断迁入。龟兹人能歌善舞，更以善于吹奏乐器闻名。龟兹人初入陕北时，有许多为杂伎乐人，又为外来胡人，故而被当地人鄙视，以“龟兹兹”骂人，或许即源于此。

陕北人管父亲叫“大”，而且管父亲的兄弟们也按排行称为二大、三大、四大等，父亲的结拜兄弟则叫“干大”。究其源，在羌人部落中，称呼其首领为“大”、“部大”、“酋大”，《北史》载“羌之酋豪曰大”。羌族从先秦秦汉以来入居陕北地区和关中渭北地区，时间长达数百年，在羌人风俗的影响下，陕北及其邻近地区就将主持家族事务的一家之长父亲也称之为“大”，并且一直顽强地保留了下来。

陕北方言中，把顽固凶暴、不可理喻之人叫做“赫连城家”。赫连城，指的是大夏国赫连勃勃所建之城。赫连勃勃本为南匈奴右贤王去卑后裔，其祖先东汉时归附，内迁到晋北地区，赐姓刘。西晋永嘉四年（310年），勃勃高祖刘虎率众迁至朔方（今河套南北陕蒙之地）。经刘虎、刘豹、刘卫辰几代，先后接受前赵、后赵、前秦、后秦官职，雄踞朔方。勃勃之父刘卫辰曾被前秦封为北单于，淝水战后被北魏所杀。勃勃投奔后秦，镇守朔方（治所在今内蒙磴口县北），势力大增，于公元413年建都统万城（今靖边县白城子），国号大夏，改姓“赫连”，即匈奴语“天”的意思。赫连勃勃武功显赫，辖区内设十州、二护军，实行军事统治，其中幽州（治大城，今河套南）、朔州（治三城，今延安城东南）、秦州（治杏城，今黄陵县南）在陕北地区。在赫连勃勃所筑州城中，都城统万城以及朔州城均被称为“赫连城”。赫连勃勃虽武功显赫，却以残暴闻名，其筑城时的酷烈更是世所罕见，用“赫连城家”来记录那段历史，正是陕北人的特有方式。另外，用“家”表示某一类人，魏晋以来颇为流行，可见陕北人这种用法承自久远。

圐圙[kū lüè]本是蒙古语，意为圈子，也译作“古列延”。16世纪波斯人拉施特主编的《史集》称：“所谓古列延（kuriyan）是圈子的意思。当某部落驻在某地时，就围成了一个圈子，部落首领处于像中心点那样的圈子中央，这就叫做古列延。在现代，他们（蒙古人）也按这种形式布阵，使敌人和异己无法冲进来。”元《蒙古秘史》注“古里延”、“古列延”、均为“圈子”。圐圙[kū lüè]这样一个原始意义逐渐引申，陕北人把凡是圆圈类的东西或围起来的一块地方，都叫做圐圙，也有叫曲连的，都是“古列延”的不同译音。如油圐圙，猪圈圐圙等。

洋芋擦擦

陕北有种极为普遍的家常食品“洋芋擦擦”，使用土豆擦丝，拌面粉等蒸熟，拌调料或炒着吃，风味极为独特。外地人到陕北，主人往往会推荐洋芋擦擦，客人也常会留下深刻印象。其实，陕北人的洋芋擦擦，原料不一而足，春天可用榆钱、槐花，夏天则常用豆角，拌的面可以是白面，也可是玉米面、豆面、高粱面等，穿衣吃饭量家当，全看有什么就吃什么。这种洋芋擦擦，陕北延川、延长一带呼之为酷累。酷累在元曲里即有记载，元代无名氏的《村乐堂》：“后兴，同知相公叫我牢里问事去，着你娘做些酷累来。……是甚饭。……和和饭。……着你娘做些酷累来，又是和和饭来！……打你奶奶嘴！胡说！吃了吧。什么酷累酷累！”有很多人搞不明白酷累是种什么饭食，其实验之于今日陕北方言，知道这种酷累其实就是洋芋擦擦，只不过那时还没有洋芋，可能是用豆角或其它时蔬做成的，无论如何，总比“和和饭”要耐饱些。酷累也叫库勒，库勒是蒙古语，则酷累也应是由蒙古语音译过来的。

面食——麻食

陕北人爱吃一种叫做圪坨或麻食的饭食。元代前期史书《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记载了一种叫秃秃麻失的食物，“如水滑面和小弹剂，冷水浸，手掌按作小薄饼儿，下锅煮熟，捞出过汁，煎炒酸肉，任意食之”。元代后期忽思慧的《饮膳正要》第一卷中也记载有“秃秃麻失（即手擀面）”，注解中说，秃秃麻失又称“秃秃么思”，是由中亚的回族祖先从其祖居地带来的一种面食，据朝鲜古代《朴通事》的注释云：“秃秃么思，又名手撇面……剂法如滑面。和圆小弹，剂冷水浸手掌，按作小饼儿，下锅煮熟后，以盘盛。用酥油炒鲜肉，加盐，炒至焦，以酸甜汤拌和，滋味得所，别研蒜泥调酪，任便加减，使竹签签食之。”这种被称为回回食品的秃秃麻失，据马兴仁先生考证，应是古突厥语tutmaq的音译，意为“别饿着”，据传说是亚历山大大帝时为饥饿的士兵而创制的食品。因此，秃秃麻失应该是古代突厥人的名食，来自中亚。有意思的是，陕北人不仅保留着吃秃秃麻失的习惯，还保留了其突厥语的发音，只是长期流传中有了一些省略和变化，秃秃麻失的发音被一分为二，有的称之为“麻食”，有的如陕北绥德一带则称为“圪坨”， 显然是“秃秃”衍变而来。但无论如何，这种古突厥人的食品至今仍为陕北人所喜爱，且还保留着突厥人与羊肉搭配的原始吃法，用陕北人的说法就是：“荞面圪坨羊腥汤，死死活活相跟上”。

剪纸

剪纸

四、陕北有古朴的民俗风情

民俗，简单地说就是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民俗之民，指民间、民众，与官方对应，俗则指风俗，是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也是一个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陕北的民俗风情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民间艺术、风俗礼仪和民间信仰，地方特色与地方传统是其灵魂所在。以上这些民俗都可以归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行列。目前陕北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十七个项目，也主要集中在这几方面。民间艺术中，陕北民歌、陕北秧歌、陕北说书、陕北道情、陕北剪纸等是最有名的，尤其是在经过延安时期的改造后，以陕北民歌为代表的陕北民间艺术彰显出其大众化、民族化的显著特点，故而走向了全国甚至全世界。风俗礼仪包括衣食住行、岁时年节、婚丧嫁娶、民间游戏等，民间信仰则有巫术、禁忌、庙会等形式，它们构成了陕北人的生活世界和生活方式，是最生动、最复杂、与民众生活最为紧密的东西。

陕北庙会

作为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的陕北，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因此在陕北文化中不时地可以窥见远古的信息。尤其是陕北的剪纸艺术、舞蹈艺术、民间信仰等，无不古拙质朴，浑厚天然。陕北剪纸中的抓髻娃娃、娃娃双鱼，正是六千年前西安半坡型仰韶文化彩陶盆“双鱼人面”的符号变体，体现了原始社会的阴阳哲学观念，表达了先民们祈愿灵魂不死、生命永生和子孙繁衍的美好愿望；民间大量存在的“鸟衔鱼”“鸡衔鱼”等剪纸纹样也与仰韶文化所见的鸟鱼合体、鸟衔鱼彩陶纹样一脉相承，同样的图案也出现在河南殷墟妇好墓和绥德汉画像石上。原始人类以鸟喻天、喻阳，以鱼喻地、喻水、喻阴，二者相合寓意男女相交、天地相合、阴阳相合、化生万物。陕北人过年时蒸的“枣山山”，也正是原始人惯用的三角山形通天符号，人们用它来祈愿来年五谷丰登、人丁兴旺。陕北的民间舞蹈，如跳火、耍火棍、转火塔塔、踢场子等，均保留着原始舞蹈的痕迹，陕北秧歌中走出的各种场图，也如众多的剪纸纹样，传递着远古以来形成的生生不息的宇宙观、生命观。这些远古时期即已形成的哲学观念，能在陕北历经数千年而传承不息，充分显示了陕北这块黄土地的神奇魅力。

结语 陕北历史文化的特点及其现代意义

陕北历史文化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点。其一即是古老。陕北的方言中我们能听到《诗经》中的吟诵，能感受到秦汉时的雄风；陕北的剪纸、窗格纹样、秧歌场图、被称为“花花”、“燕燕”的面花中，能看到新石器时期陶器上的花纹，能看到商周玉器的雕饰；陕北人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叫魂、磨诵、下阴、跳神、求雨等，都展现着远古时期巫术的原始状态，陕北人的众多禁忌也体现着远古先民们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崇拜；陕北人的婚丧习俗中，我们可以看到周礼是如何一脉相承至今的。在陕北这块动荡不息的土地上，如此多的民俗文化可以数千年传承不断，实在令人惊叹。陕北文化的古老，也许就是其历久弥新的魅力所在。

其二即是草根。俗语说“陕西的黄土埋皇帝”，但那说的是关中，陕北的黄土只埋着我们的人文初祖黄帝和大夏的赫连勃勃，因此陕北人从来没有帝都帝乡的自豪，而是非常自觉地将自己定位为草民。陕北的民间艺术是生活的艺术，我们要装扮窑洞，于是就画炕围子，就剪窗花；我们没有整块的多余的布匹，于是就用碎布头拼贴成好看的门帘、坐垫；我们缺水、缺少鲜花，于是我们就自己做花、做出硕大绚丽的花树，来敬献给保佑着我们的娘娘；我们的民歌是真正的劳者歌其事，没有伪饰和教化，直白坦荡的一如黄土高原；我们的民俗总围绕着吃喝用度、繁衍生死，实在得就如我们的生活本身。我们似乎远离着帝王庙堂、远离着精英教化，但却正如高原上艰难生长的草，不屈不挠，年年泛着新绿。

其三即是革命。由黄河、长城和直道构架起来的陕北，有着无比宽广的胸襟。秦汉时期，它是统一王朝的门户和屏障，隋唐以后，它是中原王朝的边防要塞，在各民族的纷争融合期，它又是各民族据以建立自己政权的宝地。频繁往来的民族在陕北起起落落、来来往往，养成了陕北人多元开放的文化特点，接纳一切、包容一切。在开放多元的文化熏染中，碰撞、冲突、战争同时也成了陕北人屡见不鲜的景观，攻与守，反叛与镇压，成为陕北人穷途末路时自然而然要面对的选择，而这种随时有可能揭竿而起的革命精神也正是陕北人生命力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陕北历史文化中的多元性、革命性特点，对于现代社会仍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陕北文化的革命性特点告诉我们，僵化封闭、固步自封、惟命是从不会给生命带来尊严和力量，穷则思变、与时俱进才是生存发展的永恒方式；陕北文化的多元性告诉我们，海纳百川、开放包容是一种文化自信，也是不同民族、不同人群、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和谐共处所必需的一种眼光和胸襟。相信当代陕北社会发展所需的灵感和创新源泉，也必将由此而生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