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复兴
曾经对世界文明做出伟大贡献的东方思想文化
在百年大变局中将发挥独特作用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之下既有挑战,也有机遇。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为本就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今世界更添“不确定”,如何探寻纷繁和变乱中的脉络和出路?中国如何因应变局,战略机遇期消失了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张蕴岭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张蕴岭曾任第十、十一、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中韩友协副会长等职务,其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给出观察与分析。
资料图:繁忙的成都国际铁路港。张浪 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作为既通晓理论又躬身实践的知名国际问题专家,您如何看待中国当前所处的世界格局和形势?
张蕴岭:中国综合力量快速提升,引起各界高度关注,特别是美国,对华提高了战略警惕和应对布局。奥巴马时期,美国提出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到了特朗普执政时期,提出“美国第一”,对中国进行全面限制。特朗普采取的对华政策导致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
如果说特朗普时期美国还是单独调整战略,到了拜登时期,美国就开始动员整个西方,扩建朋友圈来共同应对中国。拜登提出“全面战略竞争”,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这被认为是国家治理方式的竞争。中国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重发挥政府、公有经济在市场运行中的作用,这被美国认定为背离市场经济,因此,要对中国进行制约和限制。
拜登提出的“全面战略竞争”,核心是“谁胜出”的问题,这是战略竞争的基本含义。尽管战略竞争与冷战“谁消灭对方”的问题不同,把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简单定性为“谁胜出”有很大问题,也是一种“零和游戏”。因此,形势还是很严峻的,美国会采取各种方式限制中国,加强自己,把中国当作不遵守规则、试图改变秩序者而加以打压。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的重大变化和新形势。
中国会与美国发生对抗吗?既不能简单地回答“会”,也难以回答为“不会”,把“会”作为可能,把“不会”作为争取比较科学。中国不愿意对抗,一再宣称,要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走传统大国崛起的老路。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着眼于推动新型国际秩序的建设,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旨在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因此,中国不会主动搞对抗,会尽可能创建利于对话与合作的环境。不过,中国也会对美国及盟友的对抗性做法采取应对措施,目的还是推动关系往前走,而不是往后退。
张蕴岭:应对世界变局,更需要东方的合作文明?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看待百年大变局?
张蕴岭:百年大变局是中国领导人提出来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和概括。国际关系和秩序的变化是大变局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也不仅是国际关系,还包括经济发展范式、气候变化等。就发展范式而言,西方工业化几百年,从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逐步创造了两大发展趋势,一个是工业化道路;一个是城市化进程。工业化的生产率高,人们生活得到改善,但工业化生产需要开发自然资源,城市化生活增加废气、废水、垃圾排放,导致生态恶化。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传统范式,累积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导致气候变化,地球整个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科学研究表明,地球现已是负能量运转,生态已经失衡,无法再自我修复,而且情况还在恶化,这是前所未有的。
我们正经历一场新的科技革命。新科技革命是希望,也可能导致灾难,需要以新的智慧、新的手段趋利避害。这次科技革命的典型特征是智能化,智能化会产生更高效率,但也会带来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想观念的大改变。
就中国而言,处在大变局的中心,是推动变化的重要力量。历史上,中国曾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是东方文明和“天下秩序”的中心。近代以来,中国衰落了,受到列强的欺凌和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终止了下行,开启了民族复兴进程。到了这个百年,即2000年时,中国就经济总量而言,重新列于世界大国之林,此后复兴进程加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中国的变化本身就是世界变局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不仅中国在变,世界也在变,比如,就力量对比看,最重要的变化是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大幅度提升,西方主导世界的格局发生转变,力量格局分散化,国际治理多样化是大趋势。同时,地球生态、气候的大变化使得人类共同面对严峻挑战。因此,需要“同舟共济”,加强合作,搞分裂、对抗没有赢家。
张蕴岭:中国会与美国发生对抗吗?
中新社记者: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还在吗?
张蕴岭: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环境变化了,但仍然存在。战略机遇期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自身战略发展的定位,二是外部的综合环境。目标设定提供机遇,2035年中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要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按照这样的目标设定往前走,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这样的机遇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有与时俱进地调整与变革的能力,比如,在传统发展范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我们适时提出科学发展观、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及时调整,转向以内为主,内外结合的双循环发展战略。
尽管国际形势风云突变,美国对华战略和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由所谓“全面接触”转向“全面竞争”,对中国进行制裁、限制、封堵、脱钩,并且拉拢盟国与伙伴国对中国进行遏制,但是也不能把外部环境看成漆黑一片。一是我们并不是完全被动,也有主动应对的机会和能力,二是并非所有的国家都会选边站,就是美国也会考虑长期坚持与中国唱对台戏的代价。事实证明,中美不可能完全切割开来,双方都有避免全面对抗,发展关系,包括合作关系的意愿。同时,也不是多数国家都视中国为威胁。无论是与西方国家,还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的战略空间是存在的,我们应该利用好,把握住,进行开拓。
中国并不孤立,是联合国体系中的重要成员,是WTO、G20等多边体系中的重要角色。中国主动提出的倡议、动议,如“一带一路”、亚投行都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在高科技领域,虽然美国进行封堵,但中国也有领先领域,同时,企业界也会出于商业利益去寻求发展关系的办法。“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有时看似没路了,但通过转换方式和开拓创新,就能创造出新的机遇。最近我主编了两本书,《百年大变局:世界与中国》和《世界大势:把握新时代变化的脉搏》,对大变局和世界趋势与中国的战略机遇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要创建机遇,这很重要。
资料图:第18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现场。林洁琪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东盟的合作可为破解今天的世界谜题提供何种经验?
张蕴岭:时代需要新理念、新文明。东方文化在推动世界和平、合作、发展方面有着丰富内容。如今,随着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复兴,曾经对世界文明做出伟大贡献的东方思想文化,在百年大变局中将发挥独特作用。
东方文化强调相互尊重,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强调求同存异,各方存在分歧是正常的,但大家会向好的方向努力;倡导和谐相处,和而不同,互学互鉴。这些也是命运共同体精神。
东盟的发展之所以不断取得进步,一条重要的经验是以协商、协调、共识、合作原则为基础,而不是以制度干预为基础。中国与东盟也是如此,坚持协商合作,有事好商量,面对分歧,不搞对抗,通过合作共创利益,共享收益。在纪念中国—东盟对话30周年时,我提出中国—东盟关系的引领是合作价值观、合作文明。东方文化中有“和为贵”“合作共利”等理念,合作成为一种价值和文明,其意义在于引领推进新国际关系和秩序的构建,推进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认知的新世界。
在我看来,命运共同体倡议的要旨不是推动建立组织,而是推广理念和基于理念的合作行动。比如,中国与东盟,一个是国家,一个是包括10个国家的区域组织,处理好关系并不容易,但是几十年走过来,有分歧,而无对抗,“有惊无险”,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以对话促协商,以共识促行动,相向而行。比如,当年中国与东盟开始谈判自贸区,各方差别巨大,又逢东盟正处金融危机恢复期,如何破题?我们从东盟国家期望的“早期收获”(early harvest)开始,中国宣布率先开放400项农产品,与东盟签署农业合作协议帮助东南亚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这样赢得了东盟国家的信任。谈判采取了先易后难,分步推进和照顾欠发达国家的特色方式,从而使得自贸区构建过程比较顺畅。
受访者简介:
中新社记者 杨兵 摄
张蕴岭,国内外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东北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国际研究学部主任;第十、十一、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亚太学会会长;主要代表作有《寻求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对东亚合作的研究、参与和思考》,《百年大变局:世界与中国》《世界大势-把握新时代变化的脉搏》等。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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