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未来的启迪，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者。

　　顺着中国历史的脉络，跟随徐祥的视角，一起来了解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顶级国宝。今天继续介绍汉朝，文物主要来看东汉时期，带来击鼓说唱俑等珍贵文物。

　　东汉击鼓说唱陶俑被称为“汉代第一俑”，是一件富有浓厚民间气息和地方风貌的优秀雕塑作品， 1957年出土于 四川 省 成都 市天回 山东 汉崖墓，为东汉明器。
　　“说唱”是 中国 曲艺艺术的主要特征，它究竟起源于何时，现在已经无从稽考。 四川 地区的汉俑独具特色，内容较为丰富，在出土的许多俑雕像中，最著名的就是这件东汉击鼓说唱俑。
　　此俑高56厘米，以泥质灰陶制成，头戴软小冠，并以长巾围绕一匝，前额上打一花结。这个说唱俑的表演仿佛已经进入了高潮，他得意忘形，表情夸张，竟不自觉地手舞足蹈起来。他上身赤裸，下穿长裤；身屈，蹲坐在地面上，赤足，右腿扬起，脚掌向上，张口，露齿，眯缝双眼，露出活泼诙谐憨厚之态。额前有皱纹数道，开怀大笑，仿佛正进行到说唱表演中的精彩之处。头戴帻，左臂下挟一圆形扁鼓，右臂平直，手执鼓槌欲击，两臂戴有璎络珠饰，似作说唱状，人物面部的幽默表情被刻画得极为生动传神，使观者产生极大的共鸣。此俑表情生动活泼，反映了当时塑造艺术的高度成就。
　　从此俑的整体造型来看仍然属于古拙的艺术风格。作者显然不是简单地模仿生活中的说唱艺人，而是着重表现说唱艺人的一种特殊神气，即企图用他所说唱的有趣的故事引起听众强烈的兴趣。说唱者的那种伸头、耸肩、眉开眼笑、近乎手舞足蹈的神态，把他有声有色的表演刻画得惟妙惟肖，极其传神。从其诙谐而健康的神态中，人们似乎听到了他爽朗的笑声，并且可以想象出他所说唱的内容，甚至使人们似乎看到了在说唱者的前面，有一批听众正在兴致勃勃地倾听他的出色表演。很显然，这一陶俑的作者，似乎很懂得发挥观赏者的联想作用。
　　秦汉陶俑的造型不仅有威武的军阵，也有这样极具生活气息的人物。该件陶俑以灰陶作胎，手塑成型，左臂挟鼓，右手举槌作击鼓状，正忘情地进行说唱表演。其手舞足蹈的形态，眉飞色舞的表情，将一位汉代“说唱艺术家”的现场感觉展现得淋漓尽致，也反映了东汉时期高超陶塑艺术水平。该件陶俑富含浓郁的民间气息和地方风貌。 四川 的东汉墓先后出土多件形象类似的击鼓说唱俑，这表明当时蜀地说唱表演颇为流行。汉代说唱者往往以身材短胖、相貌滑稽的侏儒充任表演者，同其他舞乐百戏节目同场献艺。

　　这件绿釉陶楼高144厘米，1956年出土于 山东 省高 唐县 固河。
　　白陶楼一半施绿釉是典型东汉陶楼的特征。这件陶楼展示的实际是很典型的楼阁木结构。 中国 木结构楼阁在后世长期遵循这种建筑形式，一直沿传到今天。
　　这个陶楼的斗棋是单檐一斗三升式。所谓“斗”，是倒置的梯形四棱台状的木质“方块”，上大下小，立在柱子顶端，支撑上部构件。“棋”是架在“斗”上横置的短木梁，这种短木梁一般都带有一点向上，弯的弧度，所以也被称为“弓形”短木梁。斗和棋合称“斗棋”。
　　棋和梁之间架有“升”。“升”外形和“斗”相似，也是上大下小的倒置的梯形四棱台状“方块”。“斗”和“升”的区别在于：“斗”上的卯口是十字形(即“斗”上方挖“十”字形槽)，而“升”上的卯口是ー字形(即“升”上方挖“字形槽)。
　　图中陶楼檐角下的“爪”状结构就是斗棋。斗棋中下部横的短梁是“棋”，“棋”上三个小“方块”就是“升”。ー个斗上架棋，棋上有三个升，简称为一斗三升。根据文献和遗址，春秋时代 中国 已有 高台 建筑，战国已有了楼。斗棋出现的时间更早，可以上溯到西周初年。明清以后，斗供的结构作用蜕化，成了在柱网和屋顶构架间主要起装饰作用的零部件。
　　西汉时期，木构楼阁逐渐出现。受技术水平限制，当时的楼阁常采用大木实叠而成的井榦式建筑，楼的外形缺乏变化。东汉时期，木构楼阁显著增多，楼阁的框架结构和施工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是随着斗栱在重要建筑上的普遍使用，高层木构楼阁上的平座和出檐也都由起悬挑作用的斗栱支承，斗栱成为了整座建筑物的有机组成部分。当时有的陶楼在腰檐上置平座，平座上施勾栏，既可满足凭栏眺望的功能要求，也由于各层腰檐与平座搭配方式的不同，或挑出，或收进，使建筑物明暗虚实，错综起伏，富有节奏感。
　　东汉以后，除了满足特殊的要求外， 高台 建筑逐渐减少，而木构楼阁显著增多。这种楼阁合理地运用木构建筑技术，满足了功能上遮阳、避雨和凭栏远眺的要求。同时各层腰檐 和平 座有节奏地挑出与收进，使楼的外观既稳定又有变化，并产生各部分虚实明暗的对比，成为 中国 古代木构楼阁此后长期遵循的建筑形式。这件陶楼是当时木构楼阁的一个典型缩影。

　　这件绿釉陶楼通高98厘米，1956年 河南 陕县刘家渠出土。此陶楼上有家兵持弩守卫，水塘周围有骑士巡逻警戒，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豪强地主拥有私家武装。
　　东汉时期，豪强大族凭借自己手中的特权与经济优势，建立了大量规模可观的田庄。这些田庄多以农业为主，兼营林、牧、渔、手工业和商业，具有极强的自给自足能力。他们种植农作物，饲养家畜，经营酿酒、煮盐、养蚕、纺织等手工业，并且还自制农具和兵器，俨然就是一个内部闭门成市的小王国，生活所需物质基本不依赖田庄以外的供应。
　　东汉末年，随着社会局势的动荡以及战事频仍，各地豪强大族为保护自己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纷纷加强庄园防御、营建坞壁等用以自守，并组织部曲和家兵，建立起私家武装。

　　通高54.5厘米，1951年 陕西 西安 新筑镇出土。亭分两层，置于圆形水池内；亭脊顶与檐角均塑有禽鸟；中层四角各有一名张弓控弩的武士，亭中心处有三人，一人抚琴，一人起舞，一人伴唱；下层有楼梯；水池周围塑有人、马、鹅等形象；通体施绿釉。 绿釉陶水亭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豪强地主的生活状态（莺歌燕舞）以及私人武装情况（水亭四角的弓箭手），为后人了解东汉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以及建筑情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并且，其造型别致，保存完好，为汉代陶塑工艺之佳品。

部曲是东汉时期豪强地主的私家武装。

　　此陶猪圈模型高15.5厘米， 湖南 长沙 出土。为墓葬陪葬品，这件猪圈模型由圆形围墙构成，围墙上有宽檐以保护墙壁，圈内卧猪。猪圈外 高台 上架筑厕所，下部与猪圈相通。
　　在汉代，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当时肉类食品的比重大为增加，种类也较为繁多。其中猪是人们最为嗜食的动物之一，在各地汉墓出土的有庖厨图之类的壁画、画像砖和画像石中，宰猪的场面极为常见。由于猪在饮食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猪的饲养日益受到重视。此猪圈模型也是当时猪这种家畜饲养的生动反映。
　　汉代猪圈积肥是农家肥的重要来源。人们常常把稻草、谷壳之类撒进猪圈，利用猪的践踏，与猪粪尿和人粪尿混合积成优质圈肥。此猪圈模型就反映了这种积肥方法。同时，把厕所和猪圈合为一体，不仅有效利用了空间，两个污秽之地集中一处，也减少了污源。
　　为了养猪积肥， 中国 古代设计和建造了多种形式的猪圈。汉代的猪圈主要由独立式的猪圈、与厕所连接的“连茅圈”和与作坊连接的猪圈。这种“连茅圈”曾在长时期内遍及 中国 的广大农业地区，尤其盛行于华北地区，对古代农业生产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
　　东汉提倡孝道，盛行厚葬，人们尽量为死者安排在阴间生活所需的一切，大到房屋建筑，小到日常各种用具，只不过多用模型器代替。牲畜圈舍是模型器的一大项，陶猪圈是家庭饲养的象征但因各地养殖牲畜种类的差异，反映了汉代“事死如事生”的厚葬礼俗，而陶猪圈、陶田、陶井、陶厕之类，一般在地主的墓里才会有陪葬。 湖南 地区多见猪圈，反映 湖南 地区自古以来养猪业兴旺。

这种带卷蓬的车常委汉代妇女所乘坐。

　　此陶灶似船型,一端上翘,灶上面有三个灶眼,灶身两侧附有汤缶,灶台上面还有一只“小老鼠”。这类陶灶在当时大多是作为一种陪葬器使用。

　　 “熹平石经”是 中国 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为书法家蔡邕用标准的八分隶书体写成，故又被称为“一体石经”。它集汉隶之大成，用笔方圆兼备，刚柔相济，端美雄健，不但在当时被奉为书法的典范，对后世书法的发展也有很深的影响。“熹平石经”是 中国 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石刻，刻成后立于汉魏 洛阳 城 开阳 门外太学所在地（遗址在今 河南 偃师 朱家圪墙村）。
　　鉴于经书辗转抄写，错误很多，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汉灵帝命令蔡邕等人以隶书写定《诗》、《书》、《易》、《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7经，东汉光和六年（公元183年），经蔡邕写定的经书被刻到了石碑上，刻成46碑作为儒学经典的标准定本，立在太学以便读经人校对是正，当时观摹校核经书的人络绎不绝，车马塞道。汉末战乱，殃及石经，已少有整石存在。自宋代以来，则时有残石出土。
　　

　　这是一件东汉的梳妆盒，高5.5厘米、长8厘米、宽5.5厘米， 山东 省 莱西 县岱野村出土。
　　汉代最高贵的漆器是在边缘镶嵌金、银、铜等金属的“扣器”。这件漆盒的匣盖镶有银质四叶，边沿并以银片包镶，内外绘云气纹，是汉代妇女盛放梳子、篦等妆具的用器。
　　汉代是漆器工艺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的高级漆器制品，常常缘边镶嵌金、银、铜等金属，被称为釦器。贴花也是重要的装饰技法，它是在黑漆地上嵌贴镂成各种花纹的金银箔片，显得富丽华美。这种金银镶嵌与贴花技法，为后世漆器金银平托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件瓷罐1955年出土于 河南 省 洛阳 市中州路，高16.5厘米、腹径18.5厘米。
　　罐口直沿，腹部成球形，平底；腹上部四侧有四个半环形耳，可以穿系；淡青色，釉层薄而均匀，有开片；肩腹之间有一道弦纹，腹部有模印斜方格纹。全器呈淡青色，釉层薄而均匀，有开片，以高岭土为原料，火候很高，胎质坚实，为长江中下游的制品，是东汉后期青瓷的典型器物。
　　东汉后期，在 浙江 绍兴 、 上虞 一带首先出现了青瓷器。它在夏商周三代原始瓷和印纹硬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采用高岭土做胎，通体施釉，施釉技术由刷釉改为浸釉，胎釉结合紧密牢固，在1300℃左右的高温下烧成，胎质坚细，釉色晶莹，吸水率低，已具备了瓷器的各种条件。青瓷的出现代表了汉代陶瓷工艺的最高成就。
　　

　　此石天禄出土于 河南 洛阳 西郊，颈背阴刻“缑氏蒿聚成奴作”七字，表明是缑氏（今 河南 偃师 ）蒿聚村工匠成奴作所作。天禄辟邪是东汉时期立于墓前的神兽，常与辟邪配对。
　　

　　此石雕高78厘米，长77.2厘米，宽25厘米，1955年 河北 省 望都 县出土。
　　这件彩绘石骑马人系用整块石灰石雕成，骑马的僮仆头戴黑色平巾帻，身著红地白色流云纹剪襟短衣、粉地红色流云纹大口裤，左手提酒椑，右手提两尾鱼，作欣欣然买酒归来状。
　　东汉时期，雕塑艺术风格较西汉有较大变化。西汉的石雕作品一般造出大体轮廓，力求简练，东汉则出现了用线条来表现细部，如衣饰、家禽的羽毛等。这件彩绘石骑马人，系用整块石灰石雕成，骑马的僮仆戴黑色平巾帻，着红地白色流云纹剪襟短衣，粉地红色流云纹大口裤，左手提椭圆形酒椑，右手提鱼两尾，作欣欣然沽酒买鱼归来之状，总体造型古拙雄浑，细部刻画又生动传神，为东汉石雕艺术的精品。这种题材的石雕，在汉代也为仅见。
　　

　　汉画像砖是一种表面有模印、彩绘或雕刻图像的建筑用砖，它形制多样、图案精彩、主题丰富，深刻反映了汉代的社会风情和审美风格，是 中国 美术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许多汉画像砖陆续在中原一带出现，这些砖上绘有阙楼桥梁、车骑仪仗、舞乐百戏、祥瑞异兽、神话典故、奇葩异卉等，内容珍奇，画技古朴，成为研究我国汉代特别是东汉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的宝贵文物。若干年来，画像砖一直为学界、艺界、藏界所珍视，许多硕儒名士收罗品题，殊为雅事，汉画像拓片也成为一纸难求的“宝物”。
　　汉画像砖与画像石并称于世，被誉为“ 敦煌 前的 敦煌 ”。汉画像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诠释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再现了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睿智、热情奔放、积极进取、热爱生活、珍惜生命、知书达理及向往理想社会的精神。那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富于动感、无与伦比的艺术表现技法，生动具体的展示了汉代文化的厚重和博大精深，是研究两汉时期民风、民俗的宝贵实物资料，在 中国 传统文化中有著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极高的文物收藏价值。

　　这块舂米画像1955年 四川 彭山 县出土，完整而精细地刻画了脚踏碓的结构和操作景象。除了先秦已有的杵臼外，汉代加工谷物先后出现了脚踏碓、畜力碓和水力碓。脚踏碓在汉代应用普遍，西汉末年的哲学家桓谭说其效率十倍于手工杵舂。
　　这块舂米画像砖让我们了解到了汉代舂米的全过程。画面上部是一座立在四根粗桩上的干栏式粮仓。左下部两人立在矮架上踏碓舂谷。右下部一人持桶倾倒已舂完的谷，另一人持双扇飏风除糠。
　　收获的粮食一般都要经过去秕、脱壳、磨粉等加工程序。最古老的脱壳用具是木杵地臼，用手高举木杵捣碎谷物达到脱壳的效果，费力多而效率低。西汉时期，人们发明了碓，将用手举杵改为用脚踏杠杆以举碓，工效得到提高。因为是用脚踏，这种碓又被称为践碓。这块画像砖上的两个人使用的就是践碓。谷物被舂碓后，还须簸去糠秕以取得精米，最简单的是用簸箕，效率稍高的则是用扇车。扇车的发明在 中国 古代科技发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直到16—17世纪，转动式簸谷机才被引进到西方世界。由于有一套完整的粮食加工程序，汉代人的饮食也相对讲究起来。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 湖南 沅陵 虎溪山清理了一座西汉时期的诸侯王墓地，意外地发现了大约三万字的竹简，其中的《美食方》有些类似现在的食谱大全，详细记载了做饭与菜肴的操作方法。其中有些标题称“为中粲饭方”、“为中黄饭方”、“为稻黍方”等，显然是根据米的粗精采用不同的烹饪方法。

　　这块观伎画像砖1954年 四川 成都 杨子山出土，砖面每边长40cm，描述了汉代宴宾陈伎的习俗，一男一女席地而坐，在鼓、排箫的伴奏声中，欣赏伎人跳丸、跳瓶、巾舞的表演。
　　

　　这块酿酒画像砖高28.4厘米、宽38.3厘米，1954年 四川 省彭县出土。
　　此画像砖反映了酒肆酿酒和销售的情景。画面正中是一妇人正在大釜旁操作，其右一人似在协助。灶前有酒炉一座，内有三坛，坛上有螺旋圆圈，连一直管通至炉上。左侧残缺，根据 四川 新都 所出同一内容的画像砖可知，左侧上部是一推独轮车者，车上置酒，其下一人正挑着酒朝店外走去。
　　汉代的酒多为粮食酒，酿酒时必须先使粮食的主要成分淀粉分解为简单的糖以后，然后再经过酵母的作用，使糖转化为酒精，而饼曲的使用可使上述糖化和酒化两个过程交替进行。东汉时期，出现了一种被称为“九酝”的新酿造法，促成酒的醇厚和度数的提高。大思想家王充在其《论衡》中云：“美酒为毒，酒难多饮。”“过于三觞，醉酗生乱。”就是当时酒度数提高的佐证。这一时期还出现糟床这种先进的滤酒器具，使酒糟和泛滓得以清滤，成酒更为纯净。
　　酿酒业是两汉时期规模较大的一项手工业。当时的酒肆作坊，在都市和乡镇分布极广。这块画像砖上有酿酒使用的瓮形酒具，有一大瓮待以出售的成酒，还有售酒者、买酒者、运酒者，再现了当时小酒肆作坊生产与销售的情景，也反映了汉代饮酒风气之盛和 四川 酿酒业的发达。

　　这块平索戏车车骑出行画像砖高35.6厘米，宽105.5厘米，1984年 河南 新野 樊集村征集。
　　“戏车高橦，驰骋百马，连翩九仞，离合上下。或以驰骋，覆车颠倒。”“突倒投而跟挂，譬陨绝而复联。”“忽跟挂而倒绝，若将坠而复续。”这些都是汉代辞赋中对戏车精彩表演的生动叙述。“戏车”是指可以用来表演百戏的马车，辞赋中所描写的“戏车高橦”，就是把长橦（即高竿）固定在马车之上。戏车高橦的表演者既要经受戏车奔驰时的颠簸，还要在高橦上表演各种复杂的动作。因为难度大，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赋中的描写是夸大之词，是来自作者的丰富想象。
　　20世纪80年代， 河南 新野 樊集村出土的戏车画像砖，让人们多少有点相信了这种高难度的汉代戏车表演。该画像砖分为两部分：右半为车骑出行图，主车驾两马，御手执辔，主人端坐，前有导车和导骑，桥右两小吏曲身恭迎，车骑出行上方，一人持杖追逐两兽，右上方二人持剑格斗，拱桥下一人荡舟；左半是平索戏车场面，在两辆车上各树一橦，前车橦上一人握橦平撑，橦顶端一人悠然蹲踞，左手拽一人脚踝，右手拉一索，后车上一人正在缘橦，车、橦、索互相牵连，表演者在两辆车子的奔驰晃动和绳索的摇曳起伏中做高难度动作，惊险动人，确实有些出乎人们的想象。
　　先秦时期， 中国 已经出现了高竿表演，汉代称之为“缘橦”或“都卢寻橦”。秦汉时期，都卢人散居在 伊洛 瓦底江三角洲到马来半岛一带，以善于表演缘橦而著称。汉代杂技表演者从都卢艺人那里吸收了一些缘橦技巧。最初的缘橦表演，橦是立在地面上的，后来又发展成为“额上缘橦”。在 山东 沂南 汉代画像石中有这样的场面：一名表演者以额顶橦，橦上部装横杆和圆盘，3名演员在上面做鸟飞状或倒挂。在汉代图像中，还有一根橦上可以攀上9名表演者的画面，犹如群猿攀木，紧张热烈。当然难度最大的还是这种车橦表演，可变的因素太多。有些专业人员曾对画像所描绘的表演场面产生质疑，认为即使现代的杂技表演者也是很难做到的。

　　这块市楼画像砖 四川 广汉 县出土，描绘了汉 代县 城之中“市”内商肆的布局和交易情况。这时的市肆必须设在城内的固定区域，定时出入。画像砖上就在市门旁边榜题“东市门”3字。汉代各地的市都由政府派官吏管理，官吏名为“市长”“市令”或“市丞”，其官署称为“市楼”。在每日开闭市内活动时，于市楼上升降旌旗，帮亦称“旗亭”。

　　这块辎车画像砖1953年 四川 成都 扬子山出土，宽46.5cm、高39cm、厚5.4cm。汉代辎车主要供妇女乘坐，史书中多处记载皇帝的母亲、皇后或后妃出门必乘辎车。这块画像砖所示是汉代一般富家妇女所乘辎车的情景。

作者，徐祥，贵州安顺人，偶尔读书、旅行、写作、摄影，信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喜欢从历史的视角观察现实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