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体浑圆，极似馒头，只是馒头是尖顶，像一个圆锥体，而烧壳子没有尖顶，当然也不是圆柱体；色泽黄亮，是面团被烤制之后的那种暗黄，如果有细心的主妇用熟油擦拭美化一下，便显得黄亮打眼；因为烤制的缘故，烧壳子质地极硬，刚刚烧制出来犹可，用点力是可以掰开的，如果冷却之后就不易掰开，如果放置的时间较长，那就只能借助于刀才能将其破碎。

这是西北地区极普通的一种食物，大致能算作面包的一种，不能称其为馒头，那是因为这里将蒸制的馒头和烧制的烧壳子分得极清。如果非要笼统地算，那就将它们都称为“馍馍”：蒸馍馍，烧馍馍。烧，是从其工艺而言；壳子，从其质地而言。

其实这种手法制作的面包，西北地区较为普遍，只是名称各异。我们这里叫烧壳子（较小）或烧干粮（较大），山丹的花馍馍，武威的炉盔子，皆是。陕西有锅盔，我们这里也有锅盔，做法和烧壳子不同。藏区、陕北也有烧馍馍，更接近于原始的做法，将揉制好的面坯放入草木烧成的灰中烤制，直至成熟。这和新疆馕的初始烤法相似，只是新疆馕是将面坯放入烧得滚烫的沙子中。

可以想象，烧壳子一开始也是直接将面坯放入草木灰或沙子中使其成熟的，当然，那是铁器尚未普遍的时候的事了。

铁器的普遍使用，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官方资料一般都认为是宋代开始的。等到这种生活潮流延续开来，推进到边远地区，那最起码是明清时代之后的事情了。

我们向来有崇古追远的传统，结果是常常会将特发或偶然的情况当作历史发展的必然，比如铁器，为了追慕赫梯人，我们把偶然出现的寺洼文化的铁条当作我们使用铁器的证物。且不说那是不是真正的冶炼锻打的铁器，即使是真的，普遍性也很不强，尤其对于普通劳动者所言。“刀削面”的传说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铁器的缺乏，即便是因为统治者的有意管控，也还是因为物资的极度匮乏。“土木之变”是民族矛盾的结果，但起因却主要是蒙古人对于汉族主要生活物资包括铁器的极度渴求。所以征战几十年后最终以双方达成贸易协定各取所需而告终。

烧壳子的制作需要铸铁做的烤锅，我们称之为鏊锅子，有底有盖皆用生铁铸成，底盖有别，底向上凹，盖向下凹，盖上还有环钮，便于用棍子挑起。接口处可以恰当地契合。

烧制时，将锅子的底部抹油防粘，将做好的生面坯在锅底放好，然后用木棍挑起盖子盖好，在锅子底部烧火，烧到一定时间，将草灰扒出一部分覆盖在盖子上保温。待到余烬皆灭，生铁铸成的锅子凭借其保温性仍旧可以烤制一段时间。

从锅子中取出的烤馍，因形体不同也会有不同的称呼，满锅一个的，我们称之为干粮或烧干粮；一锅数个，较薄的，我们就称为干粮子；一锅数个，厚实实心的，就是所谓烧壳子；将面皮摊开卷入佐料切成面坯烧制出来的，我们叫作烧卷卷子、烧花卷。

刚取出来的烧馍馍上面不免落有草灰，稍一拍打便会掉落，也有细心一些的主妇，不仅拍落表面的草灰，还用蘸着熟食用油的布子将馍馍表面擦拭一番，焦黄的馍馍立刻显得黄亮耀眼。

烧壳子一般不是立刻食用的，大都要放置较长一段时间，逢年过节时烧制的便是用来待客的必备食品；平日里则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出外必备的干粮。没有出外等特别需要的工作，烧壳子一般都会保留很长一段时间。因为烧制的时间长，水分较少，一般不易发霉变质。

从烧壳子的形质特点来看，它极有可能就是过去的军粮，或者从军粮演变而来。但从其烧制的工具和费时费力程度，则缺乏规模化和制式化大规模生产的条件。只是一家一户的家庭化产品，难以供给千军万马。

或者仅仅从烧壳子制作的鏊锅子而言，这种食品的制作时间也不会太长。我记事的时候，一个队也没有几个鏊锅子，一般都是十余户人家共用一个，逢年过节排开来，一家用完转到下一家，用完后还给主人时，不仅将锅擦拭干净，还要在锅中放几个烧壳子，不能让锅空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能置办起鏊锅子的人家越来越多了。等到后来，还短暂地兴起过一段时间烤炉，就像西方烤面包用的那种烤炉，只是要小许多，一次就可以烤出许多，几乎可以批量化生产。只是人们的口味变得很快，没有的时候都想吃，等到有了的时候，就觉得烧壳子干硬味寡，吃的人越来越少。虽然后来也有改革，比如在和面时掺入油、糖，还有南瓜甚至牛奶之类，甚至制作有馅的烧干粮，但是依旧没有改变其衰退的趋势。

而今，街上也有人在卖烧壳子，依旧是原来的那几种样式，味道么，也还是原来的，供那些有怀旧情结的人购买、怀念。老婆牙不好，但是会时常买几个带回来，掰碎后用开水泡上，撒几勺白糖，一边吃一边品味，说这是小时候最爱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