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汉以来,北方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黠戛斯等部相继称雄。他们骁勇彪悍,逐水草而居,与彼时的中原各时期政权或对峙或臣服或冲突或交融……直至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建立蒙古政权。自此,分散在蒙古高原的各个部落开始融合成统一的蒙古民族。后经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至元世祖忽必烈近七十年的南迁与西征,逐步建立起西至多瑙河、小亚细亚和两河流域,东至朝鲜半岛,北至西伯利亚,南至西藏地区和南中国海,疆域空前辽阔的少数民族政权——元朝。
入主中原之后,元朝统治者在政治文化制度上主要采取“国俗”(蒙古法)与“汉法”并存的二元制政策(即各从本俗)。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多元文明交流共存。纺织业、制瓷业、矿冶等诸多产业十分发达,服装服饰领域也较前朝呈现出不同面貌。与宋代统治者崇尚清雅的审美情趣不同,元代贵族衣着衣饰“喜奢侈、尚富丽”,加金织物广受欢迎。其中备受推崇的,便是金锦纳石失。
中国丝织物加金的历史,或可上溯至战国时期,最早由波斯传入中国,隋代开始仿效,到唐宋时期已能织造出比波斯所产还要精美的金锦。而真正的盛行,则是在元明清三朝。
织金织物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金段子,一类为纳石失。所谓纳石失是由波斯语Nasij音译而来,也作纳失失、纳失思、纳瑟瑟、纳克实等。
上世纪90年代末河北隆化鸽子洞元代窖藏出土的44件丝织品中,就有4件纳石失织物,其中两件为眼纱(面罩),分别是白色凤穿牡丹纹马尾编眼纱和棕色方格纹马尾编眼纱。
眼纱是一种外出时佩戴于面部的可透视织物,宋代时就已出现,至明清时期较为流行。宋代周輝《清波杂志》卷五记载:
“輝出疆时,以二月旦过淮,虽办锦裘之属,俱置不用。亦尝以纱为眼衣障尘,反致闭闷,亦除去。然马上望太行山,犹有积雪。”
「眼衣」也称「眼纱」、「眼罩」,通常以疏朗的纱绢为之,普遍样式(基础款)为一块长方形的黑色纱绡,用于出行穿戴。古人佩戴眼纱,最早大多是出于防沙尘的需求,元代熊梦祥所著北京地方志《析津志》中曾提及:
“幽燕沙漠之地,风起则沙尘涨天。”
京津冀地区自古冬春季节频发沙尘天气,日常出行还能勉强,倘若是在风沙天气时骑马赶路,不戴眼纱将是寸步难行的。按照眼纱实物大小来推测,或也能稍遮住鼻子,防止吸入沙尘。以其轻薄柔软又透气的材质,佩戴起来想必会比今天的风镜口罩舒适不少,不过就防尘能力而言恐怕要画个问号了。除此之外,眼纱还有障蔽面目,甚至眼部遮阳的功能,使用起来相比隋唐时期类似功用的羃(mì lí)、帷帽,要轻便许多。
小小一方眼纱都要加入昂贵珍稀的纳石失用作装饰,元代的审美偏好可见一斑。其实又何止眼纱,崇金又喜丝绸的元代贵族对纳石失的狂热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元史·舆服志》中不仅明确了天子冕服与质孙服为纳石失制,祭祀、朝贡、岁赐、庆典等隆重场合朝臣贵戚也要依品级而穿着纳石失制服。不仅衣帽鞋饰中处处可见其身影,帷幔宫帐也因纳石失而倍显奢丽。甚至不止生前爱不释手,死后也要用其来遮覆装饰。
如此被元贵族们视若珍宝的纳石失又是怎样织造的呢?
鸽子洞出土的这两方眼纱,纳石失包镶于其左右两侧。相关研究人员曾在显微镜下近距离“剖析”了它们,其中一件方格纹眼纱中纳石失的组织较为清晰:
“其地经密度为每厘米52根,白色,无捻,一隔一固结片金线;地纬密度为每厘米12根,白色,无捻;纹纬为纸背片金,宽约0.8毫米,密度为每厘米12根。地纬与片金之比为1:1……”
要理解上述这段组织描述,我们还需要从纳石失的织造结构说起。
纳石失与中原传统织金锦有所区别,它初创了特结锦组织结构。特结锦组织使用两组经线:一组经线与纬线交织,形成地组织(起地);另一组经线为特结经,用作固结纹纬(金纬),形成纹组织。特结经也与地纬交织,这样能够使纹纬更加牢固稳定,不会轻易滑动。同时扩大了金线外露的范围,延长了金线的浮长,能让织物看起来更加金光闪闪。
眼纱上显花的金纬线,则使用了片金工艺。按照中国传统的区别方法,纳石失中的金线制作有两种:片金(平金)工艺与捻金(圆金)工艺。宋代文臣虞集在《道观学古录》中记录的纳石失做法即为片金法所制:
“纳赤思者,缕皮傅金为织纹者也。”
所谓「片金」,是将金箔先黏附在薄皮之上,再切割成极窄的长片(宽0.5毫米左右),也称「皮金」。元代多数纳石失均为皮金所制,如鸽子洞出土的另一件白色凤穿牡丹马尾编眼纱,其两侧的纳石失因为年代久远金已剥落,露出了金箔下的羊皮。
元代片金工艺,除皮金之外,也有「纸金」,即将金箔附于柔软的棉纸上再切割成细条。纸金虽亦存在,但皮金仍是纳石失最常规与普遍的制法。
此外,纳石失金线的制作也有「捻金」工艺,即把金箔通过搓捻的手法固定于丝线或棉线上,形成金线。捻金虽是西方的传统工艺,但在不晚于唐代就传入中国,早已融入了中国丝绸的装饰传统。隆化鸽子洞中出土的百纳枕顶纳石失中的金线即为捻金法所制。
元代纳石失的织造主要集中在官府作坊,别失八里局是其中一个主要织造机构。其位于新疆吉木萨尔,为高昌回鹘的夏都。织工则主要来自西域,以穆斯林为主,织造工艺也与中原长期以来的织金工艺有所区别。《元史·百官志》中记载:
“别失八里局,至元十二年,为别失八里田地人匠经值兵革,散漫居止,迁移京师,置局织造御用领袖纳失失等段匹。十三年,置别失八里诸色人匠局,秩从七品。今定置大使一员、副使一员。”
除别失八里局设两局外,当时有记载的官造纳石失局还有「纳失失毛段二局」、「弘州纳失失局」(今河北阳原,一说山西大同)和「荨麻林纳失失局」(今河北张家口洗马林),这五局的织工,多是《元史·镇海传》中记载的“既而得西域织金绮纹工三百余户”的西域人。
蒙古民族原本生活简朴,缺少手工艺人,在其对外扩张征服各国的过程中,虽有屠城习惯,但唯独对手工艺人网开一面。如此一来,甄选出的阿拉伯、波斯、中亚各伊斯兰国家中身怀绝技的手工艺人被集中在一起,与中原和其他少数民族手工艺人共同构成了元代的工匠队伍。这其中工艺技术的交流与融合就是必然的,这成为元代手工业发展的基础和重要推动力。《元史》记载:
“十三年春,宋降,伯颜命惠与参知政事阿剌罕等入城……籍江南民为工匠凡三十万户,惠选有艺业者仅十余万户,余悉奏还为民。”
郭沫若先生曾指出,工艺美术是测定民族文化水平的重要标准。元王朝的统治虽仅不足百年,但在元青花,织金锦,棉纺织,元杂剧等领域,依然让我们看到了璀璨的艺术之光,这其中有些甚至是空前绝后的旷世经典,而更多的则成为了后世发展的基础与重要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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