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这段文字指明了先秦诸子百虑而一致之所在，同时也说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天下”。

“天下”是中国古人对于世界的一种笼统说法，不同时期所指的地理范围是有变化的。

古代所指的“天下”，或指“中国”，或指“世界”。这两个概念，都与“治”有关，而“治”，在中国古代，不仅仅只是关于地域、时空、人群，还涉及天人关系、文明秩序，甚至天人互动、文明创造和秩序构造过程。

“天下”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古籍中，如《诗经小雅北山》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庄子》中还有一篇文章取名为“天下”。实际上，此时的“天下”并不大，一般指的就是夏商周三代王权所统治的范围。夏商时主要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周代则包括了长江流域的湖北以及江浙地区等地。可见，“天下”观念，最早诞生于先秦时期。

另外，周边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虽未被“王化”，但因其没有形成稳定的国家，其所居之地向来被视为王权之下的暂时未开垦之地。因此当时的君王一旦南面称孤，便是“王天下”“得天下”了。

《禹贡》中描述了当时的人，在地理知识有限的基础上认定的有界限的“天下”：“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其实，这就是由天下观衍生出来的“大一统”、“夷夏”观念。

接着，儒家将“天下观”确立为正统思想，并建构为一种意识形态。梁启超认为中国国民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的主要原因即在于地理的隔绝：“欧洲地形，山河绮错，华离破碎’其势自趋于分立；中国地形，平原榜礴，阨塞交通，其势自趋于统一。故自秦以后，二千余年，中间惟三国南北朝三百年间稍为分裂，自余则皆四海一家。即偶有割据，亦不旋踵而合并也。环其外者，虽有无数蛮族，然其幅员、其户口、其文物，无一足及中国。若葱岭以外，虽有波斯、印度、希腊、罗马诸文明国，然彼此不相接、不相知，故中国之视其国如天下，非妄自尊大也，地理使然也。”

不过，先秦一些哲学家则对“天下”的范围有不同的理解。庄子认为“天下”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阴阳家代表邹衍也认为儒家所说的“天下”其实只占真正的天下的１／８０……只是，当时的人们并不认同这些观点。

秦朝时期，天下统一，此时的秦始皇迫切需要建构一种意识形态来促进和维持统一，以解决自己以及政权的合法性问题。秦“初并天下”，“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随着郡县制的设立，中国的疆土得到极大扩张，此时的“天下”就是郡，“天下”的概念南边和东边都到了大海边，北边和西边则仍然没有具体边界，只大概地包含了北方胡人所居之地，以及西域。

不过，此时有人反对实行郡县制，要求按照古制，分封子弟。由此引出“焚书坑儒”的导火索，儒学遭受打击。但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目的就是在于强调思想一统的重要性，秦朝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遗憾的是，以法家为主的秦朝很快就灭亡了。

汉朝取代秦时，董仲舒根据当时情势的需要，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天命观念和大一统观念。针对皇帝的合法性问题，董仲舒提出天命论。他发展孔孟提出的上天主宰世界的天命论，吸收阴阳五行、法、墨等家尚思想，认为“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

他还阐述当时天下一统的重要性，“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这里的“天下”，指的是在疆域上实行一统。

随着儒学成为正统思想，政治一统和天下一统作为意识形态也被历代王朝所追求。

公元２世纪中叶，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安东尼派使者给汉桓帝送来了礼物。因此汉代时人们开始知道真正的“天下”要比自己想象的大得多。

只是由于古代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人们基本接触不到远邦异国的信息，因此直到清代中期，中国人还是习惯性地以包括中国以及周边的日本、朝鲜等附属国在内的区域为“天下”。

因此，此时的“天下”已非地理意义，而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概念。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的天下，指的仅仅是中国，但是他也清楚“天下”并没有这么小，而只是把“天下”作为一种政治概念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