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龙鼎

中国国家博物馆

　　商代子龙鼎因内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而得名。据传系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 河南辉县，但在战乱动荡的旧中国流落日本，10多年前经由多方努力才辗转回国，2013年8月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子龙鼎重230公斤，通高103厘米，宽37厘米，腹深43厘米，保存品相完整，造型雄伟，器身饱满，体型硕大，是目前发现的所有商代青铜圆鼎中最大的一件，同时也是迄今所知带有“龙”字的最早青铜器。作为中国商代青铜器中的瑰宝，子龙鼎与最大的方鼎——司母戊鼎相映成辉，一圆一方，堪称青铜国宝中的绝世双璧。该鼎方唇、宽沿、立耳，垂腹圜底，下置三足，已接近蹄足。厚立耳微外撇，外侧饰两周凹弦纹，折沿宽缘，腹部横向宽大，微下垂，下承三蹄足。高出鼎身22厘米的双耳，为整个大鼎增添了威严的气势。器颈部以云雷纹为地，周饰2类6组浮雕式兽面纹，足上端饰高浮雕式兽面纹，下衬三周凸弦纹。
　　“子龙”二字铭文铸刻在鼎的内壁近口缘处。铭文中的“子”字居左上角，字较小，实笔阴刻。“龙”字在右下，系双钩而成，很像一条竖立而尾向右卷的龙。张口，圆目，头上硕大的瓶形角突出，与龙头并不连笔。

　　[幕后故事] 专家根据掌握的资料推测，子龙鼎很可能出土于 中国 河南 省 辉县 。 辉县 地处中原，曾经是古代殷商时期王室的所在地，出土过大量的商周时期的文物，是商周青铜时代的重要遗址。
　　20个世纪30年代， 中国 内忧外患，一个名叫“山中株式会社”的 日本 公司在 中国 专门从事文物贩卖活动，子龙鼎出土后不久，就被山中株式会社倒卖到 日本 ，之后一直未曾露面。
　　2004年6月， 日本 大阪 举办了一场私人文物收藏展览，展出的藏品大多是 中国 的珍贵文物，当中就有子龙鼎。 中国 青铜器专家马承源、陈佩芬先后赶到 日本 ，查看子龙鼎。
　　2005年底，子龙鼎被一位 香港 文物收藏家购得，辗转到达 香港 。
　　2005年12月和2006年1月， 中国 国家文物信息咨询中心的专家奔赴 香港 ，对子龙鼎进行实物鉴定，并征求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青铜专业组所有专业委员意见。专家们一致认定，子龙鼎是罕见的青铜重器。子龙鼎进入了“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之列。
　　2006年4月，子龙鼎被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联合项目运作征集回国，收藏入 中国 国家博物馆。

四羊方尊

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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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介绍] 四羊方尊作为商朝晚期著名的青铜礼器，与清明上河图等珍贵文物并称 中国 十大传世国宝，2013年08月19日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名单。
　　四羊方尊作为现存商代最大的青铜方尊，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方尊的颈部四边用三角夔纹、蕉叶纹和兽面纹进行装饰，将四只卷角羊作为一体巧妙地设计成肩部、腹部与足部。四个羊头伸出于方尊四面相交的四角，四头羊的胸部作为方尊的腹部，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
　　方尊的颈部用夔龙纹组成的蕉叶纹与带状饕餮纹进行装饰，肩部用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装饰，方尊四面的正中位置各有一条双角的龙首探出来，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方尊的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都设计成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既掩盖了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
　　四羊方尊以四羊、四龙相对的造型展示了酒礼器中的至尊气象。羊成为青铜重器着力表现的对象，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先秦时期，人们对羊的个性有两个归纳：善良知礼；外柔内刚。羊“跪乳”的习性，被视为善良知礼，甚至被后世演绎为孝敬父母的典范；外柔内刚也被引申出许多神圣的秉性，传说的始祖皋陶敬羊，《诗经召南》中也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说法。羊最通俗或民间化的象征意义便是“吉祥”，至少从汉代开始，羊就与吉祥联系在一起，汉代瓦当、铜镜等铭刻中多见“宜侯王大吉羊（祥）”铭文，吉祥有时直接写成“吉羊”。
　　 湖南 出土的以四羊方尊为代表的着力表现羊的青铜器，既保留了原始的图腾崇拜，又有替代羊作为牺牲献祭给神明的意思，同时还包含了对羊等家畜养殖兴旺的期盼，也可能萌芽了后世关于羊的种种观念 。
　　考古结合已知的商代生产条件分析，四羊方尊可能是用两次分铸的技术铸造，先将龙头和羊角一个一个地铸造好，然后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恰到好处，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在商代的青铜方尊中，此器形体的端庄典雅是无与伦比的。此尊造型简洁、优美雄奇，寓动于静，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这件器物被认为是传统泥范法铸制的巅峰之作，由于这件杰作达到的水平令人难以置信，一度被误以为采取了新的铸造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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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幕后故事] 1938年，湖南 省 宁乡 县黄材镇的姜景舒、姜景桥、姜喜桥三兄弟在种地时，挖出一件硕大的、墨绿色、带有4只卷角羊头的金属器物。姜景舒把它抱回家，用老式的杆称称了重量，大约64斤。姜景舒以为挖到了“乌金”，倍加珍惜。
　　姜景舒挖到宝贝的消息传开后，黄材镇万利山货号的老板以400大洋的价钱购买。当时姜景舒年仅17岁，家庭生活困难，为了生活只能出卖。但经过当地保长、甲长和乡绅的层层盘剥后，最后姜景舒实际只收到248块。
　　四羊方尊几经流转，后来到了长沙县靖港镇某商号，一些心怀不轨的商人打算密卖宝物，内定起价二十万大洋。
　　当时的长沙县政府得知后，为防止奸商贪利将国宝卖给外国人，立即派警员前去查处此事，并将四羊方尊没收，上交了 湖南 省政府。宝物充公之后，被放在了时任 湖南 省张治中的办公室里。
　　不久，日军进逼 长沙 ，四羊方尊被送到了 湖南 省银行保管。1938年11月，国民党 湖南 省政府和省银行均迁往 沅陵 。为了不让完整的 长沙 城落入日寇之手，当局决定实行“焦土政策”。11月12日，延续两天两夜的大火，烧毁了 长沙 城近80%的建筑，史称“文夕大火”。这把火不但烧掉了 长沙 城，也使四羊方尊在战乱中遗失了。
　　1938年四羊方尊出土、截获的消息，曾轰动三湘，其时，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均在 长沙 。解放后，向来关心文物的周总理，于1952年亲自责成文化部派人追查四羊方尊的下落，经多方查询，最后得知四羊方尊在随 湖南 省银行内迁 沅陵 的途中，车队遭到日机轰炸，运载四羊方尊的车辆不幸中弹，四羊方尊被炸成了20多块。之后这些碎片就一直被丢弃在 湖南 省银行仓库的一只木箱内，十几年无人问津。
　　得知这一信息后，经文化部指示，相关部门迅速通过专家会诊、攻关，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终于把破碎的四羊方尊修复了。所幸，修复后的四羊方尊几乎看不出破损的痕迹。这样，经过战火洗礼的四羊方尊才又得以重新面世，并成为了我国国家特级文物。
　　1952年， 湖南 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专家蔡季襄在 中国 人民银行 湖南 省分行的仓库中，找到这个破碎的宝贝。又过了两年，修复四羊方尊的重任落在了国内文物修复大家张欣如身上。张欣如上世纪30年代便在 河南 省 开封 市的“倾古斋”学习古玩修复，1954年4月，张欣如调至 湖南 省文管会，当年5月，便接到任务修复四羊方尊。清洗碎片、烙铁焊接……每天，张欣如都把30多公斤的方尊放在腿上，一手扶着，一手作业，丝毫不敢分心。两个多月后，四羊方尊终于修复 成功 ，再次展现出3000年前的瑰丽身影。美中不足的是，尊的口缘部分始终还缺一块残片。原来，农民姜景舒在卖尊给古董商时，曾有意识留下锄掉的一块碎片作纪念。这事儿于1976年才被 湖南 省博物馆原馆长高至喜发现。为此，高至喜远走 宁乡 县，千方百计寻找到姜景舒两兄弟。至此，尊口上的云雷纹残片才终于完璧归赵。
　　1954年， 湖南 省博物馆成立，1956年省文管会将四羊方尊移交省博物馆收藏，1959年国庆10周年时，四羊方尊调往 中国 历史博物馆展出，以后就一直留藏在该馆。四羊方尊作为全国排名第三的十大传世国宝曾多次出国展览，并作为 中国 古文物的精华和古代青铜工艺的杰作编入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和各类教材。

作册般青铜鼋(yuá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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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册般青铜鼋(yuán )是一件珍奇的晚商青铜器。长21.4厘米，宽16厘米，通高10厘米，重1.6千克。
　　器作鼋（爬形动物，外形像龟）形，爬行状，伸头，尾左偏，四足外露，爪下各有一方钮作为支撑足。颈侧及盖上插有四箭：左肩部1支，背甲左部2支、右后部1支。皆为箭射入鼋体后露出的箭羽部分。商代前期，少数青铜器上开始铸造铭文，字数较少，到了商代晚期，铸铭青铜器明显增多，直至商代末年，才出现几十字的长篇铭文。
　　“作册般”青铜鼋形制特殊，不但丰富了像生类青铜器，也为研究商周时期的射礼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器作者作册般，还见于其他商代青铜器铭文中，曾因随商王征伐人方有功而得到赏赐。
　　鼋背甲中部有铭文4行32字：“丙申，王于洹，获。王一射，射三，率亡（无）废矢。王令（命）寝（馗）兄（贶）于作册般，曰：“奏于庸，作女（汝）宝。”
　　作册般铜鼋铭文所记史事和器物造型所展现的史实是 中国 古代的一种特殊仪式－射礼。
　　整篇铭文主要记述王射的时间、地点、过程、结果与作器缘由, 着眼处在射而不在鼋, 重点强调的是“ 率亡废矢” , 整个铜鼋模型, 重点突出的是贯穿鼋体、仅露尾羽的四支箭, 所显示的无疑是惊人的臂力。正因为发力威猛, 连发连中, 超乎人们的想象, 常人无法做到, 而商王却取得了这样的效果, 所以才值得模型铭功以志纪念。它再现的是精湛的射艺与箭法, 其目的是为了纪念和宣扬商王的射技武功。
　　作册般铜鼋与射礼相联系, 颇能印证文献和西周金文的有关记载。
　　西周金文中有水陆两种射礼。在多个西周出土青铜器中所记的射礼是在陆上举行的。具体地点是宗周、成周新宫的射庐, 或周王征、巡途中的临时驻地; 麦方尊、静殷、通殷、井鼎所记的射礼则是在周都奔京辟雍大池中举行的, 因在水上举行, 参加射礼的人员需要乘舟饥游。“西周的射礼, 分水陆两种。作为射礼, 它们有相同之处, 但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铜尾身插四箭, 此与《仪礼》所记周代射礼“ 三番射” 中每番都是发射四支箭的定数也完全相同。

商代虎纹铜铙（ná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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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商代虎纹铜铙高70厘米，宽47厘米，1959年出土于 湖南 省 宁乡 县老粮仓师古寨。铜铙钲部作合瓦形，有甬，甬上有旋，甬中空与腹腔相通。钲部主纹为弧形粗线组成的兽面状，四周边沿和甬部饰云纹，鼓旁两侧各饰一立虎，隧部饰有一兽面。
铙为乐器，经过测音，得知此铙不同的部位能够发出不同的声音。 湖南 地区出土铜铙数量较多，多为单个出土，但与此铙同出的却还有4件，后来在距离不远的同一山坡上又一窖出土10件，可见铜铙也不全是单个出土。对于成组出土的铜铙，是否存在着面组的乐器，是值得探讨的事情。在10件铜铙中，有的认为其中9件是编铙。但在9件铜铙中存在着型制大小和纹饰方面的差异。无论是否存在编铙，但从一窖出土5件和一窖出土10件来看，当时拥有者应当是同一主人，也就不能排除当时多件铜铙同时使用的可能。此铙形体厚重，击之声音宏大，是我国南方商时期铸制的大铜铙中的代表性作品。

商代青铜瓿（b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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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龙虎纹青铜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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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虎纹青铜尊是1957年在 安徽 阜南 县出土的一个商代的青铜器。高50.5厘米，口径44.9厘米，足径24厘米， 重26.2千克。器口侈大，直径过肩，颈部较高，下部收缩，呈大喇叭状。肩部微鼓，下折为腹，呈弧形收敛作圜底，圈足，上饰十字镂空。器肩部饰三条曲身龙纹，圆雕龙首，探出肩外，活灵活现；腹部以云雷纹为地，装饰三组虎食人纹，寓意诡秘；圈足饰饕餮纹。商龙虎纹青铜尊工艺精湛，花纹线条洗练，是商代青铜器中的精品，更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的文化符号。

商代夔(kuí)龙纹扁足铜鼎

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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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 江西 清江吴城出土，高30厘米，口径20厘米，器立耳，耳上各置一卷尾伏虎，虎口大张，牙齿毕露；腹部较浅，圜底，上下以连珠纹为界饰饕餮纹；三扁足，作夔龙状，口接器底，造型飘逸、轻灵，与造型相对简单、厚重的鼎腹形成强烈而优美的反差，体现了商代工艺美术的独到之处。
今 江西 地区，是当时越人的聚居之处。此青铜鼎形制及器上装饰的饕餮纹是典型的商文化元素，但鼎耳又凸显浓烈的地域性风格，反映了商文化与越文化的交融。

青铜觥(gō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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觥是 中国 古代盛酒器。铜觥最早见于商代，盛行于商和西周前期。椭圆形或方形器身，圈足或四足。带盖，盖做成有角的兽头或长鼻上卷的象头状。有的觥全器做成动物状，头、背为盖，身为腹，四腿做足。且觥的装饰纹样同牺尊、鸟兽形卣相似，因此有人将其误以为兽形尊。然觥与兽形尊不同，觥盖做成兽首连接兽背脊的形状，觥的流部为兽形的颈部，可用作倾酒。

作者，徐祥，贵州安顺人，偶尔读书、旅行、写作、摄影，信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喜欢从历史的视角观察现实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