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孺:门阀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鸿图下史

2021-10-05 11:29历史领域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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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孺:门阀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门阀制度是中古时期重要的政治制度。当时,无论是选官,还是婚姻,但看门第之高下,因此出现士族、庶族的分别,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门阀制度为什么产生?于何时确立?表现在哪些方面?有什么影响?著名史家唐长孺先生在《门阀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中正本清源,条分缕析。本文选自《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讲义》(中华书局,2012),略有删节。

所谓门阀制度是用来区别士族和庶族的,它一方面是阶级区分的等级形式,所有一切被统治阶级都是庶族、寒人;另一方面又是统治阶级内部上下层的等级区分。其所以要有这样一种区分无非是为了保证门阀专政。

魏晋以来门阀贵族掌握着政权,他们被认为是最高贵的等级,经济上是最大的地主,政治上则是最高级的官僚。说他们是最大的地主,并不是说每个门阀贵族都是大地主,其实有的门阀贵族甚至比较贫穷,但从整个门阀贵族集团来看却是大地主集团。

他们有政治上以及经济上的特权,能使用部曲、佃客进行生产,因而成为部曲、佃客生产制的代表。这样的提法是否恰当可以商榷,总之,当时能拥有部曲、佃客进行生产的主要是门阀贵族,根据制度他们有权占有部曲和佃客。

考察门阀制度的形成必须探讨士、庶等级的划分起于何时,士族的政治、经济特权于何时确立,也就是说贵族于何时开始可以世代相传地占据高位,在经济上于何时开始成为部曲、佃客生产制的代表。

▲士庶(士族和庶族)

(一)从东汉时期起,已有了所谓冠族(世代为官)、大姓、著姓,当时有不少家族世代都是大官,如杨、袁二族,此外还可以举出不少的例子。一个郡内也很早就有了所谓著姓、大姓,他们在地方上握有大权。

从经济上说,东汉时土地兼并很盛,大土地所有制发展,这就使得在一个地方大族内出现了特别有势力的大地主。著姓大姓中又出现了在社会上具有声望的所谓“名士”。他们的地位超出于宗族的成员之上,而又控制着本宗族。所谓著姓、大姓好像通指全族,实际上只是指其中显贵的支派。

▲汝南袁氏,四世三公

(二)东汉各级的地方长官虽由中央派遣,但州、郡、县的掾属按照通例则由地方长官委用本地人,叫做辟举。这些人多半是当地的所谓大姓、冠族的子弟。三国时公孙瓒做幽州刺史时不用这些冠族子弟,便有人对他提意见,他讲:我若委任了这些冠族的子弟,他们还以为是理所当然而不感激我。

从这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到,东汉末年那些冠族子弟认为在地方上被辟举已是天经地义的。公孙瓒破坏了这一惯例,便被认为不合惯例。当时地方政权通常是由本地的大姓、冠族掌握的,朝廷只是委派刺史、太守,而这些长官要依靠当地的大姓、冠族来统治人民。

通过辟举,当时还形成了一种循环报恩的风气。一个大官举出一个人(不仅辟举如此,就是举孝廉、秀才所谓岁举也如此)做官,这个人逐步上升,而当做了大官,有资格辟举人时,便要报恩,要把举主(原来辟举他的人)的子孙辟举出来。从这里可以看到,循环报恩对于冠族世代为官起了一定的作用。

总的说来,门阀制度在东汉时已经有了痕迹,但还只是一种渊源,在它的基础上才产生了魏晋时期的门阀。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东汉时期那些大姓、著姓和所谓小族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那些大姓、著姓往往不愿意和地位低的小族来往。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一时期已确立了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

因为:

(一)这一时期虽然出现了世代做官的人家,但他们的地位并没有用法律的形式加以肯定。不但在两汉时如此,就是三国时期也还如此,东汉末期那些地位低微的所谓寒门也还有机会爬上高位。

事实上魏晋时代第一流门阀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并不是东汉时期的冠族、著姓,而是东汉末年的寒门。比如,颍川陈氏是魏晋时期的第一流高门,而发家者陈寔本人在年青时还做过县吏,地位低微,后来也没有做大官,只做过太丘县长;庾氏也是晋以后的第一流的士族,但其祖先在三国早期的地位却很低微。

魏晋的第一流高门中有一部分是寒门出身。因此我们说从东汉至三国时期,门阀制度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寒门可以爬上高位;原来的所谓大姓、著姓也有政治地位下降的。

▲颍川郡公陈寔

二)两汉时代,所有的官吏本人都享受免除徭役的特权,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官吏的同族乃至于直系子孙能否免役,免兵役范围多大,却跟门阀制确立以后有很大的区别。

西汉时连丞相的儿子也不能免役。东汉初年,丞相司直王良是二千石级的大官,临死的时候光武帝亲自问病,王良死后,光武帝下了一道诏书,免除王良儿子的徭役。一个大官直到死后,皇帝才下诏书免除他儿子的徭役,可见当时一般官吏的子孙是不能免役的。

但这并不是说,当时官吏的子孙都老老实实地服役,实际上他们都能凭借自己的势力逃避徭役,只是没有法律的保证而已。

▲王良 (东汉时期官员)

总之,从东汉至三国时期,门阀在政治上不能垄断官职;他们的子孙以至宗族也不能免除徭役;其土地也常常转移。因此东汉时期虽有冠族、大姓的存在,但不能说确立了门阀制度。

我认为门阀制度在魏晋时期才确立起来。有人常常把门阀士族跟地方豪强看成一个东西,这是不对的。门阀士族与地方豪强虽有联系,但有区别。三国时期存在着地方豪强建立武装、拥有部曲的情况;西汉末年,在那些建立地主武装,镇压农民起义的人中间也有拥有部曲、佃客的;而门阀贵族是部曲、佃客生产制的代表,拥有部曲、佃客。

可见门阀贵族和地方豪强之间有联系,但不是所有豪强都形成门阀。东汉至三国时期的豪强如李通、李典、许褚的子孙,在魏晋时并没有成为门阀。

▲李典

魏晋时期门阀的形成和确立有两个关键:

第一是九品官人法的确立

魏晋九品官人法实行之后逐渐出现了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况,保证了门阀的政治特权。所以说九品官人法确立以后,门阀贵族的政治特权才有了保证,因为当中正的人都是门阀贵族,他们把上品控制在自己这个等级里,排斥寒门爬上高品的行列。

当时又有清官、浊官之分,寒门只能被评为九品中二品以下的等级,只能作浊官;士族才能被评为上品亦即二品,有资格作清官。只有出自清官才能逐步上升到高级官,只有门阀贵族才可以身踞高位。

九品中正制是门阀制度形成的主要关键,这是由来已久的看法。九品中正制保证了门阀贵族在政治上永远享有特权。后来西晋占田制确立以后,各级官吏都可以按照品级占有土地。北魏的均田制规定地方官配给公田,作为俸禄,以后又发展为职分田。

这就是说,世代为官者就能保证世代占有较多的土地,士族即使自己没有土地也能根据这一规定去占有土地或享受地租。西晋占田制虽然规定各级官僚占田都有定额,但他们实际上占有的土地往往超过定额。总之,西晋占田制度保证了门阀贵族能世代占有土地,因为九品官人法保证了门阀贵族能够世代做官。

▲九品中正制

第二是荫族荫客制的颁布

荫族荫客制是户调式中的一部分内容,于西晋灭孙吴后颁布。它规定各级官吏可以按照品级的高低来享有荫庇宗族的权利。所谓荫庇就是可以免除受庇者的徭役。这一制度中最重要的是规定了先贤之后、士人子孙可以像国家的官吏一样荫庇宗族。就是说不仅自己做官可以荫庇宗族,即使自己不做官,只要祖先被认为是“先贤”、“士人”的,也有权荫庇宗族。

我们知道,做官可以享受免役特权是自秦汉以来的惯例,不是魏晋时期的特殊东西,但是官能荫庇宗族却是魏晋时期的特点。过去虽然实际上存在宗族受荫庇的现象,但没有法律上的明文规定,特别是关于自己不做官,只要是士人、先贤之后也可以根据这种血统渊源而享有荫庇宗族的特权的规定,则更是魏晋时期的特点。这样一来,士便成为族了。

荫族荫客制规定各级官吏和士人不但可以荫族,而且还可以荫客,官做得越大,荫客的数目就越大。客得到荫庇也就确定了客对主人的依附关系,客没有独立的户口,可以免除徭役,这是由于得到主人荫庇的缘故,因此他对主人承担有封建义务,需向主人缴纳地租,负担其他徭役和听从主人的命令,打仗时要做主人的家兵,随时受到主人的奴役。

▲佃客

西晋户调式所规定的官吏荫客数字不大,最高级的官能荫客五十户。有人考证为十五户,这可能是对的。但即使五十户,数目也不算太大,实际上当时那些大地主、贵族官僚所占有的客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太原地区用匈奴人作佃客的多者数千人。也可能千为十之误,但即使是有匈奴佃客数十人,再加上汉人,也一定会超过五十户的限制。

我们知道,只有最有势力的人才能荫族荫客,而当时最有势力的人就是门阀贵族,他们能够做大官,掌握实权,因而就有可能掌握大量的依附人口。荫族荫客制规定荫族多者九族,从高祖到玄孙九代都可以免除徭役,范围是非常宽的。

荫客的意义不在于限制官吏荫客的多少,而在于明确承认了客是可以荫庇的,也就是说客可以受主人的庇护,向主人缴纳地租,承担其他的封建义务,而不向国家承担义务。这在三国初期是没有法律根据的,曹操时有一个大族把客藏起来不去服兵役,地方官便要他本人去当兵。从这里可以看到三国初期荫客是没有法律根据的。

▲屯田客

但不久之后,孙吴、曹魏都把屯田客甚至普通人赏赐给文武官僚,承认他们是私属,不向国家承担义务,但那时还只是特殊恩典。自从颁布了户调式,确立了荫族荫客制以后,才明确各级官僚和士人能庇护人口。这是门阀特权的表现。

总的说来,占田制、荫族荫客制是在经济上肯定了门阀贵族的特权。客是门阀贵族的依附者,因而贵族便可以组织他们作为部曲即家兵(私人武装);九品中正制则是在政治上肯定了门阀贵族的特权。

上述制度的确立便是门阀制度形成的标志,而这种制度都是在魏晋时期确立的,所以说门阀制度是在魏晋时期形成的。从此以后,士与庶的区别逐渐走向严格化(三国时期士庶虽有区别,但是不很严格,西晋时期才严格起来,但也还不及后来那么严格)。

▲魏晋

士庶区别的标志大致有两点:

1.婚。魏晋以后士族只跟士族通婚,寒门只跟寒门通婚,士庶之间是不通婚的。这一点到南北朝时特别严格起来。西晋时期还不那么严格,当时太原高门王济是晋武帝的妹夫,他看到一位兵家子很好(魏晋时期兵家子的地位很低微),便想把妹妹嫁给他。王济的母亲要亲眼看看,王济便把这个兵家子领来谈话,母亲偷着看了看。

兵家子走后,王济问母亲的意见如何?母亲说:你的眼力不错,可惜他是一个兵家子,得很长的时间才能爬上高位,他的相貌看来不能长寿(即是说不能等待),因而不愿把女儿嫁给他。这件事说明魏晋时期门阀制度虽已确立,但寒门仍旧可以爬上高位,兵家子也有机会爬入士族的行列,只是需要较长的时间;同时也说明当时士庶之间还是可以通婚的。

▲王济 (西晋时期外戚、官员)

2.宦。当时的官有清浊之分。清浊之分即士庶之别,上品由清官出身一直当清官,下品除了由于特殊原因而升高其地位,便只好由浊官出身一直当浊官。为什么要特别重视出身官的清浊呢?

这是因为当时在品级高低和清浊之间有时不甚一致,即有品高而官浊者,也有品低而官清者。有的官则是士族能做,寒门也能做的高级官,虽然都是清官,但寒门立了功,特别是立了军功以后也可以任高官。因而要根据出身官的清浊来判定士庶。

南北朝时期士庶的区别特别严格,后来又发展到士族内有等级的区分,最高级为“甲族”,次等士族称“次门”。这种等级区分在魏晋时是很少见的,而到南北朝时便严格起来。

▲赵翼(1727年—1814年)

这里附带说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从清朝以来便有人产生误会。这就是赵翼《二十二史劄记》根据南朝萧道成说“朕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便认为萧道成出身于寒门。自从赵翼有了这一误会以来,一直到现在通常都引用赵翼的话。

其实素族并不等于寒门,这两者有时可以联系,但并不是一回事。所谓素族是跟宗室或有世爵者相对而言的,素族的意思即不是皇族或没有世爵,萧道成虽然不是当时的第一流士族,但也是属于士族行列的。他的意思是说,自己不是宗室、公侯,如今却做了皇帝,这是意想不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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