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城市里包含了一切可能性，城市里拥有每个人全部的梦想，可见，城市在人类现代生活中扮演者极其重要的角色。同样，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尤其是封建制度统治下的两千余年，城市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华文明发展壮大的主阵地。无论其功能如何变化，其构造形制如何随着统治者更替而变更，但是，有一点是永远不变的：城市的规划、建筑以及经济文化发展是那个时代的缩影。而先人积淀已久的城市规划经验，也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及启发。

中国的城市规划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城市有三个基本要素：统治机构（官廷、官署）、手工业和商业区、居民区，而各个时期的城市形态也随着这三者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战国时期成书的《周礼·考工记》中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庙,前朝后市,市朝一夫”,这是中国最早的一种城市规划学说，同时可以知道当时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这一套完整严格的理论一直影响着中国数千年来的城市规划与建设，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参考。

（一）古代城市规划的几个特征：

1、“里坊制”的兴起及打破。本来作为封建统治者专制统治的一种工具，里坊制的出现是中国城市中功能分区理念的重要体现。而在里坊制极盛时期，布局规则严整、功能分区明确的里坊制城市格局——平面呈长方形，宫殿位于城北居中，全城作棋盘式分割，居民与市场纳入这些棋盘格中组成“里”——成为了之后几乎所有都城的规划形制（除少数由于地形原因作变形与修改之外，如明南京城）。而在唐末以及宋朝，城市生活与经济的发展，向里坊制的桎梏发起了猛烈冲击，以至于京城不得不取消阻碍城市生活和经济发展的里坊制。

2、城与郭的设置。《淮南子·原道训》中说:“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可见中国最早的城市的建造主要是想达到“卫君”和“居人”两个目的,因此随之具备了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多方面的价值。再此基础上，宫城、皇城、外城、瓮城、子城、罗城等形制相继出现。

3、重视选址。城市尤其是都城的选址往往都是综合考虑了当地的地形、水文情况，甚至还有封建礼数、风水学等自发或者人为确定的。城市选址需要考虑统治阶级及普通百姓的用水、交通、漕运、防洪、军事防御以及政治诉求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历来古代城市选址都比较讲究和严谨。

4、城市道路严整。城市道路系统绝大多数采取以南北向为主的方格网布置，这是由建筑物的南向布置延伸出来的。由于我国的地理条件与气条件，从夏商起就总结并确立了这一条切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建筑布置经验，一直严重到今天。为了适应各地不同的条件，在处理方格网道路系统时也是因地制宜的。

5、另外，在城市绿化、防洪、排水方面，我国古代建筑都有一套完整、科学的立论，成为现代许多城市规划值得参考学习的经验。

1、城市的外在形式体现着儒家哲学思想从《周礼·考工记》的描述可以看到,城市规划的制度和形式是作为国家的基本制度存在的,特别体现在帝王都城的规划建设方面。城市规划的格局作为一种礼制,是统制者控制国家、巩固政权的手段方法之一,中央集权制度在城市规划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城市的形式是方正的,并且有一条中轴线,这与古代受统治者推崇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有着密切的关联,是儒家礼法思想的具体表现。

儒家哲学思想的统治地位使中国古代的城市成为这种正统思想观念的外在形式,即城

市形成中轴对称、严整方正的格局。例如明清北京、南京和隋唐长安的城市布局中,都有一条从皇宫正门直到都城正南门的宽阔笔直的中心道路作为城市的中心轴线,这反映了封建社会儒家理论的“居中不偏”、“不正不威”的传统观点,把至高无上的皇权用建筑环境加以烘托,达到为其政治服务的目的。

这种宫城居中、中轴线对称、及一些属于封建礼制具体规定的严整、方正的布局,体现着儒家学说所提倡的礼教尊卑、伦理秩序等观念,是《周礼》等儒家哲学思想受统治者推崇的外在体现。从这些古城的历代变迁过程可以发现,由于帝王都城大多是新建的,故而能够按规划建设。中国古代的城市很多是在这种人为条件下产生的。唐代长安城之前的各个朝代的都城,虽也按照《周礼·考工记》中的要求进行城市布局，但不能严格执行。而其后的元大都、明清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则是严格按照《周礼·考工记》所描述的规划形式布局。这是因为儒家思想和道德规范在封建社会后期成为主宰社会的力量,不可逾越。尤其在宋代理学家朱熹之后,儒家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愈加严格,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则表现为运用城市的道路中轴线、建筑的空间序列、严整的城市布局体现森严的社会等级和伦理秩序。

2、我国古代城市的布局体现着道家哲学思想在我国古代的城市建设中,城市的外观和形状不仅要体现统治者的“礼制”,还要体现文化与道德的内涵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物质与精神的综合表现,而这种文化的基础是老庄哲学的文化精髓。在中国,道家的理论已深入到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不仅仅体现在人们对待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与人关系的态度上,更表现在城市规划的理论和实践上。以道家哲学思想所代表的人与自然界的互动关系,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布局方面也得到了集中体现。从营城到置宅“风水”“阴阳五行”指导着人们的对自然界的认识、改造与城市的建设。代表自然界的天地日月、春夏秋冬、四方水土、珍禽异兽等内容在城市建设中的出现,则体现了中国古人“天人感应”的自然观。在唐代长安城中,十三排坊里象征十二月加闰月,皇城南的四行坊里代表四季,明清北京城的南面建有天坛、北面建有地坛、东面有日坛、西面有月坛;兽中四灵的位置是“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

方位中东为春、南为夏、西为秋、北为冬的概念,在城市的布局、地名等方面都有体现。“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的思想体现着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 “天人感应”、“顺应天意”、“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更是代表了城市、人与大自然关系的最高境界。

古人讲求出世为官,即以儒家的正统思想治国安邦入世求道,即以道家老庄哲学来修身养性,在仕途的腾达和失意中都能找到心理的支撑点。其外在的表现形式是,前者形成了表现儒家礼法秩序的方正的城市,后者形成了与自然和谐对应的风水理论和优美的宅园。

道家文化与儒家文化在这里取得了高度的和谐统一。但还应看到,中国传统道家文化的这种世界观还存在着许多消极成分,如“无为而治,随遇而安”，“上天注定,不与天争”的思想,在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则表现为经验主义和观念保守,容易使人们不思进取,不愿创新,这种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是需要甄别和避免的。

经过几千年的实践，中国已经在城市规划领域形成独特完整的体系。其特色非常鲜明，影响深远广阔，早被世所公认。然而，从1840年进入近现代社会，却开始了全面学习西方立论，百余年来亦步亦趋。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由于城市全面改革开放，城市规划发展突飞猛进，但是却没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大肆效仿西方理论，如盲目兴建大型硬质广场，大建草坪喷泉，大树进城，显得东施效颦，浪费资源，劳民伤财。那么先人上千年来积累下来的城市规划思想究竟在哪些方面正在影响着或者应该影响我国的城市规划？

中国古典造园经典《园冶》开篇就说：“世之兴造，专主鸠匠，独不闻三分匠，七分主人之谚乎？非主人也，能主之人也”《周礼》将城市规划的形制纳入“匠人”，但没有提到主事之人。

匠人在中国一直是建筑技术工作的主持者。中国城市规划主事者，却都是国君和重臣。有据可稽的，如《诗经》中《公刘》、《绵》传颂的周国先君公刘和古公亶父，吴国的伍子胥，汉初相国肖何，隋大臣宇文愷，元重臣刘秉忠等，用现代名词来说，他们都是当时的规划大师。可见古代城市规划都是最具综合水平的，有很高的战略视野和预见，有明确的政治、经济目标。肖何营建长安，就明确“非壮丽无以重威”，使建都为刘邦稳定战乱后政治局面服务。元朝大都规划就是要直观形象地表明虽是异族入主中原，却是继承中华正统。完全按《周礼》择中建宫，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营国制度。以尊儒崇孔的汉化手段，收买人心。城市规划和匠人是大不相同的。它的高度综合性和服务于政治一直是古代传统。

正是缘于古代关于城市和城市规划传统综合观念，解放初期，即制定了城市规划方针，聘请苏联专家顾问，发布过城市规划纲要编制办法。在整个“一五”期间，充分发挥了城市规划综合职能，编制了150多个城市的规划。虽然后来城市规划遭到了很大破坏。但“文化大革命”以后拨乱反正，城市规划综合职能很快就得到恢复和发展。与美国联邦政府不直接抓城市规划不同，与英国政府只有主管部抓城市规划也不同，在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和省会城市的总体规划都由国务院批，过去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也是中央政府批。

这都是我国城市规划高度综合性和“龙头地位”决定的。不少城市政府主动自发开展发展战略、概念规划等，都缘于此。当然中国的城市规划不仅要当“主人”，更多、更烦琐的是“匠人”工作“主人”、“匠人”是密切结合的。

这一传统是从古代强化集中统治的礼制形成的。不同朝代对不同等级城市的城池面积、周长、城墙高度、厚度，城门、城楼数量高低、大小，街道宽窄、方位、多少等等，都按等级高低规定由多向少递减。如《周礼·匠人》明确城的经凃宽度为天子之国九轨，诸侯之城七轨，都邑五轨。明

清县城大抵一里见方，东西南北各开一门一街。府城大抵二里见方，八门八街。这种统一即使对于工部拨付建城开支的控制也是必要的。这种统一虽使中国古城大同小异，各自特色无法突出。但作为全国古代整体和西方相比，却是一大特色。

进入现代，应该扬弃这种礼制的封建糟粕。但为了控制某些城市领导肆意挥霍人民血汗，突显个人政绩，对中小城市和镇的街道宽度、广场多少大小等，是应该限制的。

中国古代城市这一最突出的特色，已倾倒了无数到过丽江、大理旧城、平遥等特色保存比较完整城市的国外旅游者。近年一些敏感的房地产商已打出“人情味”的卖点，并在规划、设计、建造、经营、管理中得到越来越准确的体现，这正是迎合国人内心的向往。贝聿铭还在北京西单中国银行庭院中进行了这一传统的大尺度体现尝试。可以肯定这一传统，必将在未来大尺度现代城市体型体量中找到最终完美体现的途径。

1、追求意境。在规划设计时，有意识地运用虚实、阴阳、数象等有机组合排列手段，表达真善美的境界。欣赏时既可还原为规划设计原来意图，也可根据欣赏者的际遇、水平、理解、感悟、情绪等，作更广泛深刻的发挥。梁思成提出，在诗情画意之外，再增加建筑意，就深得中国传统特色的旨趣。

2、重内涵，讲层次，曲折有序，深邃含蓄。

3、重秩序与和谐，讲主从，突出中轴线和对称。于规矩中见变化，于变化中寓则律，是长期大一统形成的社会心理反馈。和谐之美是民族哲理的物化。

4、重意和实、神和形的辩证统一，以意和神为主导。反映了五千年历史没中断所长期积淀的高档次审美情趣筛选的向往。

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中具有着朴素、综合、生态的观念,对当前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具有很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理论认为“营城必须治野”,即在城市建设的同时,对城市内外的自然和人工环境同步进行环境整治。这种观点从现在看来是一种非常具有生态思想的观念,

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的、综合的生态观。这也是一种先进的、科学的城市建设理念,在当今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中,应该继承和发扬这种文化传统。

中国古代的山水城市随处可见,在地形起伏的地区,城市往往依山傍水而建,如古代的钓鱼城、白帝城、宜宾等,其城市与建筑的有机组合,形成了内容丰富而错落有致的空间和景观。这些山水城市的建设在现今看来是极生态的:或依山起势,或临水而居,绝少有削山筑城、填河为街的改造。如古城苏州、婺源、会昌、嘉定、大余等城市的规划建设,都与自然环境形成了高度和谐统一的关系。江西的大余城,城市缘江水分而为二;上海的嘉定城,以河渠作为城市的街衢;苏州城内,住户往往前门临街、后门临河,河道三横四直;或者有意将河流引入城市,或依自然水网地形建设城市。这样一方面满足了水流及运输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起到形成城市中园林水面,丰富城市景观的功效。在山地城市,几无开山辟石的大变动,城市顺山势建造,道路多用步行台阶,不破坏自然地貌,这些城市的建设将人工构筑与自然环境有机的结合起来,使得城市的建设十分具有生态的效应。这种城市建设的生态观念和具体做法仍然具有十分现实的指导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自然之道”在古代城市规划和建设中的体现,是十分具有生态思想的规划理念。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便沦为了呆板的教条主义，而且多是经验积累，没能像西方那样成为一套严谨、完整的理论指导。因此,对于传统城市建设文化的继承,还需要仔细甄别其中

的精华与糟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认真归纳总结其优秀的思想、经验及建设手法,并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借鉴和引入国外先进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经验,古今中外皆为所用,用于指导我们当前正在编制审批的全国、省级、市级、县级、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只有如此,才能使中国的城市建设真正具有自己的城市文化特色。

（二）城镇国土空间规划应结合国情以及当地的文化经济情况，注意抢救保护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城市的历史及文化遗存，制定不同的发展大方向，避免千篇一律，体现地方特色和文化多元化。

（三）城镇国土空间规划应回归人情味，避免过度移植西方偏重物质性的规划思想，尽可能契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以及生活人际关系。

（四）城镇国土空间规划在山水城市理念的发展前景未可估量。融合中国山水情结、天人合一、可持续发展、传统城市美学与一体的山水城市理念，突出人和自然的亲密和谐，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城市国土空间规划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