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真理并不必然是美的，也不必然会带来幸福”，在忧虑者眼中，理性推理会让他们提前看到困难，与真相相比，神话和虚构更使人快乐。在研究忧虑文化史的《忧虑：一段文学与文化史》中，爱丁堡大学英语文学教授弗朗西斯·奥戈尔曼向人们阐明，当代生活中的忧虑并不像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可以由理性治愈，在对付忧虑这件事上，理性、知识与确定性并没有什么效用。

奥戈尔曼追溯忧虑在文学上的表现，认为忧虑主题在维多利亚末期进入虚构作品中，吉卜林《光之逝》的主角有着对一切的忧虑；这时的忧虑常与新的城市和郊区生活，以及现代人的生活压力有联系。与虚构作品相对应的是，此时忧虑的话题也大量出现在心理自助书上，这类书相信个人（尤其是中下阶层）有责任自我改善，自我教育、获取技能、提升能力等等。这样的心理自助书在一战后盛行一时，帮助陷入忙碌的读者解决问题。20世纪以后，忧虑在现代主义作家笔下得到了更充分地展示，例如伍尔夫的《到灯塔去》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也有更多人意识到城市是滋生忧虑的重镇，诗人奥登在短诗《某晚当我出去散步》中就设想了忧虑成为了现代生活的一部分并且感到厌烦，“苦于头痛和焦虑/生命似乎渐趋暗淡。”

人们为什么会忧虑呢？作者不想将问题诉诸于每个个体不幸的童年经历——如弗洛伊德精神分析那般，将童年的不安全感视作成人阶段忧虑的原因——而是关心所有人作为文化语境的不安感。他说，我们生活在动荡、暴力和麻烦之中，这可能是为理性欢呼、相信人类社会终将完善和谐的人们所不愿意正视的，某些文学作品如同塞巴尔德的《土星之环》重述了人类的灾难历史，而这种人类的真相是无法依靠理性转化为福祉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忧虑反而为我们指出了真正的危险，如同一根指向我们真实生活状况的微小指针。此外，忧虑还让我们能够重视日常的事件，重视自己能够做出的主宰我们生活的小小的决定，这样针对生活细枝末节的小忧虑反而令人安心，毕竟我们能够决定买哪辆车、申请哪份工作。

比起珍视忧虑的积极意义，奥戈尔曼更想提出的是忧虑的深层文化机制：忧虑是随着思考能力同步产生的，个人为自己思考意味着拥有自由，而自由的核心正在于自由选择。他认为，当代的市场经济塑造着选择的精神，鼓励我们主动选择，结果成败当然也由选择者本人来承担，像是整形广告告诉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长相，网络中也可以重塑自己的人格与身份，然而选择的副作用就在于，忧虑再度升级——毕竟如果选错了就是个人的问题，不是眼光不好，就是策略不佳。

一切都是可以选择的，一切都是自由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他想要成为的人——书中举例说，人们甚至可以选择修习愤怒管理课程来拥有好脾气——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成败负有绝对责任，那么这时候的自由，是否就有了一丝强制的感觉？ 就像奥戈尔曼所说，“若说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拥有选择是困惑和焦虑的源泉，那么选择理论更是孕育内疚、自我批评和自我责备的肥沃土壤。”

《忧虑：一段文学与文化史》近期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我们从中选取了相关章节，以期与读者共勉。标题借用的是特德·姜小说《焦虑是自由引起的眩晕》，因为小说与这篇书摘讨论的主题方向大体一致。

你可以选择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任何人是好事吗？

围绕资本主义社会中“选择权”的内涵形成的压力，将燃料投入忧虑的引擎室，越发增加由“思考将我们定义为人”这一更基本的事实引申出的热力。若质量能通过其他途径得到保证（暂且假设商品质量确实是由自由市场保证的），事情不是变得更简单吗？父母们都在竭力研究哪家学校更加适合他们的孩子；至少在英国，病人可以选择在哪家医院接受治疗。这时候，当地的学校或最近的医院的确会有很强的吸引力。哪怕从理性角度讲，我们想尽可能选择能力范围内最好的，但选择面变窄有时也是一种解脱。全部的数据——排行榜、宣传册、检查报告、财务报表——并不总是有用的，不是因为这些信息稀少或难以获取，反而是因为它们显然很详细而且公开。信息的丰富加大了选择的难度。“如果解读排行榜是一件简单的事就好了。如果我们知晓内情，能理解这些数字、这种和那种指标分别意味着什么就好了。”焦躁不安的家长和病人如是说。（无论如何，排行榜不是会导致一些本末倒置的行为吗？——忧虑者可能是最先注意到这点的人。难道排行榜不是在鼓励各种机构做出一些能优化排名的行为，哪怕这些行为并不能在实际上提升质量？）被逼着做选择真是一件辛苦的事。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更多选择（至少它是这样宣称的），也使人们做选择时需参考的数据量增加了。政治权利对选择的颂扬更为热切，视其为“自由”的象征、显然不可剥夺的权利。但若将选择的逻辑逐步推演，那么失败就应归咎于个人的错误决定，这根本无益于我们的精神福祉。如果我女儿上学不开心，那是因为我没有用心看那些宣传报告，做出错误决定。又或许是因为我年轻时没有上夜校，没能提高自己的素质，从而影响了我的工作和收入，导致如今只能送女儿去这样的学校。若我家后门没有修理好，那是因为我在选择修理工时偷懒了，没有做足功课，又或许是因为我的工作不够理想，请不起更好的修理工。若我们不善于选择，或是没有足够的资源做选择，那就只能怪我们自己。如此看来，失败便直接等同于个人的判断错误。这种市场理论和关于选择的意识形态对我们的影响是惊人的。

外科整形行业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相貌。后现代世界灵活的身份认同也意味着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人格，甚至种族和性别。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是男是女、皮肤黑白、个子高矮、鼻子大小。网络聊天室允许我们在虚拟世界中扮演一个全新的角色和身份。我们可以假装自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这不是出于可疑的或犯罪的目的，而是为了好玩，为了探索自我身份的新版图。这些，以及我描述的充满选择的现代世界，本身都并非坏事，从各方面看来都值得庆祝。但它们同时也带着些许尴尬的副作用，那就是再一次令忧虑升温。广告告诉我们，购买这种或那种商品后，我们就能选择这种或那种生活方式，成为想成为的人，拥有我们想要的容貌。我们能选择一种商品，也能选择相信与之相关的存在方式：我们可以选择购买一种新的存在方式，哪怕它虚无缥缈。更加讽刺的是，我发现保险广告娴熟运用的那套说辞，讲的正是自由市场和令人窒息的选择世界令我们越来越难得到的东西。保险广告告诉我们，买保险可以买到“安心”。无忧无虑的心境居然也成了商品！而且一如购买其他东西，若我们买不起或无意买这些保险，那全都是我们的错。

更令人难以抗拒，也同样诱发负罪感的，是这种有关选择的修辞以及对选择的“管理”在我们的职业生活中的植入。这更难以抗拒，仅仅是因为我们不接受的话会带来麻烦，甚至可能会被解雇。确实，现代的人力资源部门或人事部门以各种方式接管了过去英国工会的工作。人力部门负责处理合同。他们监管我们，确保在雇人的过程中没有歧视、男女同工同酬、签订定期合同的雇员和开放式合同的雇员得到同样的支持、职场欺凌得到有效的解决。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有价值且必要的，但在使劳动力驯服这一点上，人力资源部门与管理层已十分接近，而现代管理学的设想正日益促使我们认为，在工作中成功与否主要关乎选择。

显然，我们可以选择通过参加这样或那样的课程来提升领导力和谈判能力，也可以选择参加时间管理课程来更好地管理时间。在我这一行里，只要愿意，我们显然可以选择更好地授课，写出更好的书。而这一切的关键并不在于能力，而在于决定和决心。人力资源部门会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在这些方面接受培训，在那些方面“拓展能力”。我们能选择提升自己。如果事情进展非常糟糕，我们甚至可以选择参加愤怒管理课程——看来，我们也可以选择要不要在工作中发火。我们的个性以及能力都并非最重要的，因为决心能改变这一切。这就是“自由”这一概念在职场上的广泛延伸，这种延伸将自由变为一种强制。

职场中越来越多的“福祉”论调也同样是关乎选择的。我们知道，数个世纪的哲学、文学和艺术都花费了极大精力探讨什么能使人快乐或变好这一棘手的话题，但滑稽的是，人力资源部门却向我们保证他们有答案。我们可以选择，可以通过参加更多课程来学习“管理”自身感受的技巧。

这就是“自由”的话语所带来的诡异的、不合情理的结果。这种选择概念还裹挟着道德谴责的另一种当代形式：在选择的话语中，若事情出差错，那就还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错；我们的不愉快或不成功都得全部或部分归咎于自己——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为孩子择校或在餐厅点单时。我们在学习中犯了错，我们没有参加某类课程，因此才会判断失误或理解失误，做出错误的选择。

自由选择的结果之一：自我批评取代社会批判

个人“自由”的信念强烈地诱使我们相信，除了基因的牵绊，人类是完全自由的。这是我们的发达资本主义理论中一个难以推翻的政治假设。它根植于某种关于自然秩序的认识，这一秩序像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自然神学描述的那样连贯和有计划性。这种相信个人自由选择最为重要的观念通常附带一个假设——即便人们并不常提起——如果每个人都能追求那些自由做出的选择，一切都会好起来。个人自由是人类文化的根基，完整表述这一观点所需的前提是人类这一物种有着某种神秘的或神赐的秩序——这一点永远无法得到检验，也很少有人提及。这一秩序意味着，当世人都获得了基因范围内最大限度的自由，能按照他们自身的欲望、选择和需求行事，世界便获得了最大的成功和幸福。在如此设想的美好未来中，可能一切都只是个人的选择，个人遵循各自的逻辑，追求各自想要的东西。与此同时，那也是一个井井有条而又安全的全球社会。这是对约翰·穆勒在19世纪中期提出的信念——如果我们能自由思考和讨论，世界普遍的福祉必将增加——的大胆扩充。

若忧虑者怀疑这一切，用其受困扰的心智去设想，或许会发现这种解决办法跟源头一样成问题。据我所知，忧虑者中没有谁愿意失去我们在力所能及时为自己思考或做决定的自由。尤其是当我们意识到这是有关选择、有关理性思维的问题，就很难认为消除忧虑之苦的答案是剥夺做决定的自由。更具体地说，目前关于选择的话语的政治论据似乎还并不充分。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雷娜塔·萨莱科（Renata Salecl）在其书名直白的《选择》（Choice，2010）中提出，所谓选择，从来就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方式。正当全球金融危机时，她写道：

在这充满危机和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有必要去反思社会不平等的本质，去寻找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替代品。而从根本上遮蔽这种必要性的，就是正向思维的意识形态。当个人被弄得感到自己是自身命运的主人，当人们遭受社会不公时就祭出正向思维作为疗病的灵丹妙药，自我批评就在逐步取代社会批判。

这显然成了左翼与右翼之间的争论：一方以社会为优先，而另一方以个人为优先；一方关注社会结构的约束，而另一方关注个体对自身命运所负有的责任；一方崇尚社会集体责任，而另一方崇尚个人选择。萨莱科反对的是关于选择的话语所产生的遮蔽效应——这很有道理。她认为它只会让我们相信，我们要为一切问题负责，而且无论涉及什么问题，对选择的颂扬都是结构性改革的阻碍。在萨莱科的论点中，选择关注的都是细节层面的东西，它总是停留在个人愿望和欲望之上，反而阻碍了我们关注一些更大、更具威胁性的问题：气候变化、腐败、全球正义、经济危机、贫困、暴政。

此言不差，但个人选择的成本也不容忽视。若在选择文化的扩张中，“自我批评正在逐步取代社会批判”，那么自我批评同时也在付出代价。当忧虑者阅读自助书，希望兴许能找到一种疗法时，了解究竟是什么应该被“治愈”，以及我们是否真的有能力做出别的选择是很值得的。

忧虑者需要的不仅是改变对自己的个人信念，或者决定去参加某门课程。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坚信事情会比我们所担心的要好，也不仅仅是去相信我们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和感受，控制住自己。我们忧虑者似乎不得不从漫长得可怕的道路倒退回历史原点，只能——从头开始。但是根据之前对古代世界和西方社会基本文化（也不是很古远）的了解，我们根本难以想象人类掌握思考能力之前的社会是怎么样的。既然如此，我们可能真的得回到一个我们毫无头绪的起点，走一条不同的路，寻找做选择的新方式，以及不依靠理性和自由选择来定义人类的方法。

在当代世界，我们的理性思维早已陷入了患得患失和东怨西怒的衰弱状态，这是看似无辜又愉悦的选择所带来的严峻的、政治化的后果。但最初的关于理性的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类长久以来的忧虑状况，不论其具体内容为何，还原封不动地杵在那里。而自那无法追溯的时代以来，自人类开始思考世界伊始，这些问题就已经存在了。

（书摘经由出版方授权发布，小标题为自拟，选取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