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艺霖 韩逸轩
大水之中,必有大鱼。
三十年前的中国,有这么一批年轻人,他们在最困难的时期,办企业,搞实业,历经艰难险阻、锐意进取、不断发展壮大,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石。
所谓江海同归,抛开出身不谈,人的命运、企业的命运,其实与国运相连。风云激荡三十年,这批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已经适应了新秩序,也为后辈立下了标杆。而邱建林正是其中的一位。
上世纪60年代,邱建林出生在萧山衙前,幼年时家境贫寒,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那时的他最大的愿望仅仅是“吃顿饱饭”。初中毕业后,瘦弱的邱建林被生产队安排到了钱塘江边上割草养羊挣工分,为家里分担经济压力,并不是不想升学,只是作为村干部的大哥对他说,“全村就一个升学名额,你得把机会让给其他贫下中农子女。”
“前所未有的环境,造就了前所未有的一代人。” 童年的贫苦,和青年的颠簸赋予邱建林坚毅的性格,他告诉自己“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时代浪潮滚滚向前,很快,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黄金发展期,邱建林也等到了属于他的黄金时代。
从养珠老大、扭亏厂长到拼命三郎、恒逸掌门,邱建林的人生角色一直在变,每一个阶段都是一路荆棘,他是改革开放的探路人,也是造福中国的奋斗者。一次次站在时代潮头,邱建林如何开始、走过这段漫长征程,他又是如何思考未来中国和企业家的使命担当?
以下,是他的自述:
养珠老大:把效益搞上去!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中国农村改革的进程自此开启。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我所在的翔凤村(今四翔村)属平原水乡,河流纵横。为了发展集体经济,村里决定利用优质水资源,在原有渔场的基础上扩大经营范围,开办了一个珍珠养殖场。但由于缺乏技术,养殖场的效益一直上不去。
1981年,萧山开始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社队工业地位得到了进一步肯定。这一年,刚满18岁的我被选到村办珍珠养殖厂工作。从此,我正式当上了一名“工人”。
作为村团支部书记,我什么苦都能吃,什么活都愿干。为了节省成本,我跳到河里摸蚌,采用最传统的办法——空瓶吊着网袋,将河蚌养在网袋里。同时,为了保留河蚌苗种,我带领工友们自己动手培育河蚌。每到河蚌的繁殖期,都用水泵不停地泵水,保持水的流动,增加水中的氧气。因为当时的电力供应不太稳定,随时都有可能停电,我只好寸步不离,日夜看守着养殖珍珠的河塘。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打听到,有的地方养的是三角帆蚌,与村里养的土生褶纹冠蚌相比,产的珍珠色泽特别黄亮,价格也要高出很多。1983年,我几经周折后,才从外地将三角帆蚌引了进来。此后,产珠量稳步上升,优质珠吸引了省内外珍珠行商竞相上门采购,最高价格达到8000元/千克。
1985年,村里创办了珍珠饰品工艺厂,聘我担任厂长。我将珍珠加工成项链、手镯、戒指等系列饰品,产品附加值大大提高,远销深圳、珠海,直至香港、澳门等地。
由此,厂子规模迅速壮大,跻身全省珍珠行业前三甲,翔凤村(今四翔村)集体经济因此跃居全镇行政村第一位,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养珠老大”。然而,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满足。在一次“杭万”之行后,我开始琢磨起自己的事业来了。
记得那次到“杭万”参观学习,我一直极为仰慕和敬重的时任“杭万”厂长、后被誉为中国“商界常青树”的鲁冠球前辈亲自出面接待了我们。
在参观的时候,我忍不住问道:“鲁厂长,你们厂子现在的经营规模有多大?”
鲁厂长竖起一根手指,笑呵呵地说:“就利润而言,天一亮就一万!但是我们有自己的目标,那就是每十年添个零!十年后,达到天一亮十万;二十年后,就是天一亮百万!”
“天一亮就一万”,一年的利润就有300多万啊!我一听就羡慕不已,内心触动很大。
虽然我喜欢珍珠行业,工艺品也不会消亡,但它总归是个子行业,发展余地有限,很难做大,很难像鲁厂长一样实现“奋斗十年添个零”的惊人目标。改行,寻找新的创业梦想,开始在我的心中萌发……
扭亏厂长:一年翻盘的奇迹
1988年1月1日,萧山撤县设市,标志着萧山告别以农业为主的发展道路,迈上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新台阶。这一年10月,绍兴柯桥轻纺市场正式开业,带动了周边纺织行业的快速发展。经过反复思考,我下定决心改行进入纺织行业,与人合伙购置了14台织布机,办起了萧山工艺布厂。
正当我把布厂打理得顺风顺水,准备在纺织这个领域干出点名堂来的时候,镇党委书记上门找我谈话,说组织上有意让我去全镇亏损最严重的镇办企业——衙前丝绸化纤布厂担任副厂长,负责生产和销售工作。
去救亏损企业,万一救不活,岂不是自找麻烦?一些好心的亲友都劝我别犯傻,不要去冒这个没有必要的险。说实话,当时我心里也不是很有把握。可回头想想,这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挑战自我的难得机会,便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一重托。
1989年2月,我走马上任衙前丝绸化纤布厂后,便对这家陷于瘫痪的工厂进行深入调研。厂里没有流动资金,已经有半年没发工资了,职工把厂里的棉纱偷拿回家织毛衣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试想,让这样的工厂起死回生,难度可想而知。
救厂先救“人”。面对这个人心涣散的“烂摊子”,首先必须整顿思想,尽快恢复信心。人总是要吃饭的,没有工资,职工们吃什么?拖欠的工资总得想办法先发下去。我粗略测算了一下,全厂180多号人半年工资总共30万元左右。
我从家里拿了5万元,和厂里另外两位领导一起,3个人凑了10万元,还缺的20万元就从信用社贷了款。凑齐了款项后,全厂职工大会立马召开,当场向职工们发放了工资。
会上,我向大家讲清楚发工资的钱是怎么来的,慷慨激昂地说:“厂,是我们大家的厂,搞好搞不好,我们人人都有责任。只要树立信心,每个人尽心尽责,我们厂一定能够打赢翻身仗,一定能够实现扭亏为盈!今天给大家发工资,一年后如果还继续亏损,我邱建林奖金工资一分都不要,现在拿出的5万元也一分都不要!”
话音刚落,全场顿时响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厂长自掏腰包发工资,我上任后的“第一把火”烧得职工们的心头热乎乎的,大家的工作热情一下子就鼓起来了。
办厂光有热情还是远远不够的。随后,我接连采取严肃厂纪厂规、加强内部管理、调整管理干部和公开选拔人才等举措,这“几把火”一把烧得比一把旺,一把烧得比一把更令人信服,空前激发了全体职工奋发向上的主人翁精神。
很快,衙前丝绸化纤布厂的效益便扶摇直上。1990年,全厂销售收入超过1000万元,创利100多万元,成了全镇效益最好的企业,被评为萧山市一级工业企业。
于是,我这个曾经的“养珠老大”,又博得了“扭亏厂长”的美誉。1991年7月10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就在我入党的第二个月,镇党委书记又一次找我谈话,郑重地向我宣布了组织决定,将我调至另外一家濒临倒闭的镇办企业——萧山色织厂担任厂长。
人活在世上就应执着于事业,为家乡父老的富裕、为地方经济的发展、为我们国家的强大作出应有贡献!面对组织再次寄予厚望,我顿感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拼命三郎:初生牛犊不怕虎
萧山色织厂设立于1983年,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74年创办的萧山县衙前公社针织厂。那时,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背景下,14名杭州市棉纺局系统干部职工子女跨过钱塘江,前来衙前公社插队落户。为了解决他们的劳动就业问题,杭州袜厂与衙前公社“厂社挂钩”,对口支援了几台手工织袜机,创办了针织厂,为杭州袜厂配套缝合袜口。
当时,我大哥在衙前公社工作,代表公社参与针织厂的创办并出任首任厂长。他肯定不会想到,17年后这个几易产品、数经更名的厂子,接力棒传到了我这个小弟的手上。我也没想到,这一次的临危受命竟然成为我人生的巨大转折。
由于历史原因,乡镇企业尽管已经戴上集体所有制的“红帽子”,但在“夹缝求生”走向“阳光地带”的道路上依然遭遇了诸多的坎坷。1989年,国家开始采取宏观紧缩政策,乡镇企业由此进入长达3年的调整治理阶段。加上企业自身经营不善,萧山色织厂陷入了亏损的泥潭。
我是1991年8月18日到萧山色织厂赴任厂长的。根据衙前镇工业办公室提供的资产清查报告显示,色织厂当时年销售收入不到1000万元,职工200多名,总资产260万元,负债超过200万元,净资产还不到60万元,应收款坏账和库存贬值合计超过60万元,实际上已经是资不抵债、入不敷出了。
要把举步维艰的色织厂从倒闭的边缘上拉回来,谈何容易,可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当年的我28岁,论经验也没比别人丰富多少,但是勇气还是很大的。我不知道前面到底有多艰苦,反正我有一颗赤子的心,有一条命可以去拼。
作为一厂之长,我身先士卒,扑下身子,如同“拼命三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感染每一名职工。当时,厂里实行“三班倒”工作制,早上8点、下午4点、深夜0点是交接班时间。我在刚上任的几个月时间里,几乎没有一次在0点前下班;即便再困再累,早上也不迟于7点半到厂。
艰苦创业几乎是每一个企业家的人生底色,对于我来说也不例外。我发扬“走尽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日夜想的干的都是如何使厂子尽快发展起来。一年到头,我难得有几餐饭与家人一起吃,难得有几个夜睡过安稳觉。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狠抓内部管理、克服人浮于事的同时,我广泛搜集市场信息,一旦看准了畅销产品,便立马组织生产。1991年底,不到半年时间,萧山色织厂一举摘掉了“亏损帽”。
东方风来满眼春。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巡谈话,冲破了“姓资姓社”的思想束缚,人们的思想又一次得到大解放,让中国这艘航船再次行驶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航线中来。当时,整个社会投资激情涌动,房地产、股票和第三产业投资热潮席卷而来。面对一股股“热浪”,我却不赶“时髦”,认为既然选择了纺织业,就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不断做大、做强、做精主业。
没有投入,就没有发展;大发展就要有大投入,大投入才会促进大发展。为此,我本着“老厂办新厂、一厂办多厂”的发展方式,确定了“多方联合、规模发展”的经营方针。1993年前后,经过多方寻找资金、寻找项目、寻找合作伙伴,我们与中央党校和胜利油田两家单位的下属公司相继达成联营协议,合计筹资1400万元,着手筹建印染和化纤项目。
恒逸掌门:沧海横流显砥柱
项目筹建期间,为了打响品牌,我广泛征求意见,最终选定“恒逸”两个字作为公司名称和企业品牌。所谓“恒”者,意为“持之以恒”;“逸”者,盖因本人生肖属兔,乃取其字型,意为“超过一般”。“恒逸”,寓意为“永远走在别人的前面”。
创业艰难百战多。筹建印染项目期间,设备极为紧俏,制造商收了设备款却迟迟发不出货。时不我待,我们不甘坐等设备而错失发展良机,大胆地采取了“拦截设备”的非常举动,从半路上将制造商发往其他公司装有印染设备的车辆“请”了进来。
1993年2月,杭州恒逸印染公司开张营业。1993年5月,杭州恒逸化纤公司第一台加弹机投入生产。1993年6月,杭州恒逸实业总公司组建设立。当年,恒逸关联企业销售收入一下子就突破了亿元大关。
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正式施行。10月18日,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宣告成立,成为《公司法》施行后浙江省首家省批企业集团。企业的合作机制由联营改成股份制,由我担任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随着形势的变化,乡镇企业体制弊端日益显现,越来越制约生产力的发展。1996年10月萧山市出台《关于今年第四季度集中时间集中精力整体推进企业转制的工作意见》后,衙前镇成立企业转制工作领导小组,将恒逸集团列为首批转制企业。
转制后,恒逸集团蜕变为民营企业,以我为代表的经营团队拥有了绝大多数的股份。作为大股东,我头上就像套了个“紧箍咒”,不断催促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谋求企业生存之道。从此,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恒逸掌门”。
1997年3月,萧山市纺织印染行业协会成立大会召开,我又被推选为协会会长。身为行业“领头雁”,我的责任更重了。
正当我踌躇满志地从国外引进设备扩大生产规模之时,一场肇始于泰国的金融危机突如其来,波及世界各地,对中国的纺织业出口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作为纺织行业的重地,萧山纺织企业也多数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一时间,中国纺织行业“夕阳论”在业内外弥漫开来。
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我坚定地认为纺织行业之所以成为中国的传统行业,是因为它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才会一代代相传下来。“让中国悠久的纺织历史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再次闪射耀眼的光芒!”当一条大幅标语在厂区醒目的位置赫然出现时,恒逸人心头升起了一份从未有过的历史责任感。
“只有倒闭的企业,没有倒闭的行业”。1998年6月下旬,我经过深思熟虑后,召集董事会全体成员开了一个关乎恒逸未来何去何从的“遵义会议”。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董事会作出了印染停业转产的重大决定,并对1996年制定的恒逸集团“一五”规划进行重新调整,确立了后向一体化发展战略。
战略上的进与退,不同于战术上的攻与守。在危机面前,谁能抢占先机,并能灵活应变,谁就是赢家。特别在行业萧条时期,企业活下去才是硬道理。壮士断腕,这是何等的悲怆!一个苦心经营了整整5个年头尚在盈利中的厂子说关就关了,在恒逸集团内外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震动。
我认为,搞企业是一个长期行为,放弃印染如同“弃卒保车”,为保持和巩固企业的既有优势赢得了主动,成为恒逸集团实施大战略的重大转折点。此后,我便集中精力,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向产业上游拓展的逐梦征程。
开路先锋:挥挥衣袖 越过山丘
“服装→纺织面料→涤纶长丝/短纤→PET(聚酯)→PTA(精对苯二甲酸)/MEG(乙二醇)→PX(对二甲苯)→MX(混二甲苯)→石脑油→原油”,这是一条往上游延伸的完整化纤产业链。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越往产业上游,资本越密集,竞争越有优势,投资风险也越大。于是,我时刻关注着化纤产业链上下游的各种信息,潜心进行研究,积极寻求拓展新的市场空间。然而,往上游每走一步,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必定是难之又难的。因为这并非无人竞争的地带,先入为主者都不习惯自己既有领地突然闯入一个“麻烦制造者”。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步伐的日益加快,国家逐步放宽了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条件,促进了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捕捉到了向上游进发的切入点。然而,我也深知如果单凭自身的发展积累,是难以拿出数以亿计的资金涉足上游产业的,必须抱团取暖,变对手为战友,化竞争者为合作者,共同做大市场“蛋糕”。作为土生土长的杭州人,我深受钱塘江文化的浸润,造就了 “肯吃苦、争一流、不言败”的品格。我将“挑战自我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奉为座右铭,高举合作共赢大旗,敢为人先,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带领全体恒逸人以开路先锋的气势,不畏艰险,破冰前行,谱写了一曲曲永争上游的奋进之歌:
——1999年9月,与兴惠化纤合作建设国内民营企业第一条聚酯熔体直纺生产线,于2001年5月胜利投产,创造了国内同类工程建设速度最快的新纪录。这一年,中国终于叩开了WTO的大门,萧山撤市设区,恒逸集团销售收入突破10亿元,首次位居萧山百强企业前三甲。作为主要承担单位完成实施的“年产20万吨聚酯四釜流程工艺和装备研发暨国产化聚酯装置系列化”项目,荣获200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目前,恒逸聚酯年产能超过1000万吨,系全球首家。
——2002年10月,与荣盛集团携手在宁波经济开发区建设全国第一个纯民营PTA项目,于2005年3月成功投产,创造了世界PTA项目建设和开车史上工期最短的纪录。这一年,恒逸集团销售收入首次超过100亿元,跻身“百亿军团”行列。此后,为了提升定价PTA“话语权”,又相继北上大连、南下洋浦建设PTA项目,成为国内首家自主研发应用单套实际年产能达到200万吨的PTA工艺、工程技术企业。如今,恒逸参控股企业PTA年产能(含在建)达2200万吨,居全球第一。
——2011年12月,与中石化达成合作协议,成立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在杭州临江建设全球单体产能最大的年产20万吨己内酰胺(CPL)项目,于2012年8月顺利实现全流程贯通。这是国内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在CPL领域开展的首次合作项目,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成功合作的典范。随后,分两期进行扩能改造,并于2018年、2019年先后顺利完成,恒逸CPL年产能达40万吨。由此,恒逸集团在国内同行中率先形成“涤纶+锦纶”双产业链驱动模式。
——2014年2月,与文莱达迈签署合资协议,在文莱大摩拉岛(PMB)分两期建设石油化工项目,其中一期项目年加工原油800万吨,于2019年11月投料试车一次成功,在全球石化行业中创造了千万吨级炼厂投料试车时间最短、过程最稳和安全环保业绩最优的新纪录。PMB项目列入首批“一带一路”重点建设项目,被誉为中文两国旗舰合作项目,并写入中文两国联合声明,为中国石化产业走向国际化树立了新标杆。一期项目年生产150万吨PX、50万吨苯、565万吨油品和 60万吨液化石油气。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创业维艰,奋斗以成。”在恒逸集团从下(游)往上(游)、由轻(纺)到重(石化)的拓展历程中,我终于打通了全产业链一体化经营的“最后一公里”,形成了“一滴油+两根丝”双产业模式和“柱状型”产业布局,为推动改变中国乃至世界聚酯、PTA和石油化工产业格局贡献了恒逸力量。目前,集团现拥有总资产1200多亿元,2020年首次跻身中国企业500强前100名、连续16年名列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前50位。杭商名片
邱建林
1963年出生,浙江杭州萧山衙前人,中共党员,正高级经济师,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兼任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资深副会长、浙江大学校董和杭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等社会职务。
自1991年接管萧山色织厂(恒逸集团前身)以来,邱建林以超前的战略眼光、敏锐的市场嗅觉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奋力向产业链上游“破冰”逆袭,历经30年商海沉浮屹立不倒,将昔日濒临破产的镇办小厂发展成为如今阔步迈向世界的千亿级跨国企业集团,为推动改变中国乃至世界聚酯、PTA和石油化工产业格局作出了积极贡献。
编辑 金华珊
举报/反馈

杭州日报

3494万获赞 43.3万粉丝
《杭州日报》 官方号
杭州日报官方账号
关注
0
0
收藏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