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在上海解放半个月后的6月12日，在陈毅市长主持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上，一位身穿解放军军装，浓眉大眼身体健壮的中年男子，与陈毅一块出现在了主席台上。

此人名叫卢绪章，之前被任命为中共华东区贸易部副部长，负责接管国民党中央信托局、上海海关，并领导上海的进出口贸易工作。

以卢绪章这样的身份，出席这样一个座谈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主席台下的那些工商界人士却集体震惊了。

他们并不是不认识卢绪章，而是太熟悉了，这个卢绪章以前是广大华行的总经理，是大资本家，解放前在上海那是红得发紫。

最为重要的一点，他可是陈果夫身边的大红人，是给国民党中统敛财的商业特务，他怎么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

座谈会结束后，一些爱国的工商界人士就像是约好的一样，纷纷给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写信举报卢绪章的历史，告诉陈毅：“他是CC头子陈果夫的红人，中统、军统是他家的座上客，务必请组织查清他的底细……”

他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争取把这样的人从革命的队伍中踢出去。

由于检举信实在太多，陈毅就把卢绪章叫到办公室笑着说：“你以后上街可要当心呢！说不定他们会自发把你抓起来送到公安局，还要我去保你出来呐！”

在陈毅说完哈哈大笑时，卢绪章却有一股辛酸，自己为革命潜伏多年，群众对他的误会实在是太大了。

好在陈毅市长理解卢绪章心里的苦，在此后接见工商界人士及签发各类布告时，都一再解释：卢绪章是自己人！

这样一来二去，人们才逐渐意识到，原来卢绪章并非国民党特务，而是一名受周恩来单线领导的红色特工，是潜伏在敌人内部的战士，这样大家更敬佩卢绪章了。

卢绪章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能够成为周恩来单线领导的特工呢？他为党组织究竟做过哪些贡献呢？

卢绪章是浙江宁波人，1911年出生于鄞县的一个小商人家庭，从事米行业务，然而由于父亲经营不利，家庭变得贫困起来，卢绪章还没有读完小学就不得不背井离乡。

当时最好的闯荡乐园就是上海的十里洋场，商人家庭出身的卢绪章天生具有冒险精神，尽管只有15岁，他还是决定在那里闯出一番事业。

1933年，年仅22岁的卢绪章已经攒下了第一桶金，于是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集资了300元法币，成立广大华行，主要开展西药、医疗器械邮购业务。

当时正值军阀混战时期，医药行业是紧俏的行业，再加上卢绪章精通商业，大家同心协力，仅仅用了两年时间，华大华行很快发展成为一家略具规模的小型西药行。

和当时大多数的有钱人想法不一样的是，年纪轻轻的卢绪章除了做生意之外，经常参加进步的市商会夜校组织，接触到一些进步思想，他逐渐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

从那时起，他就萌生了参加共产党的想法，但是自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党组织的活动已经转入地下，卢绪章想要寻找党组织的愿望只能埋入心底。

但是，在此期间，他一直积极参加一些寻求救国救民的进步组织，1936年，1月，卢绪章参加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

中共在陕北稳定下来后，已经派人到上海重建地下党组织，1936年10月，中共地下党在上海洋行华员中筹建了“上海洋行华员联合会”，卢绪章成为该组织的骨干之一。

1937年8月13日，日本为扩大侵华战争，在上海制造八一三事变，淞沪会战爆发，中华民族进入危亡时刻。

9月份，上海全国文化界救亡协会举办了一场抗日救亡工作人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实际上是以中共地下党为骨干组成的，卢绪章也在其中。

在训练班时，共产党员杨浩卢通过仔细观察和认真考查，决定发展卢绪章加入中国共产党。

有一天杨浩卢问卢绪章：“你知不知道中国共产党？”

卢绪章说：“我看了不少马克思、列宁的书和红军长征的书，知道中国共产党，但看不见，找不到，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杨浩卢问他：“你愿不愿意参加中国共产党？”

当时卢绪章十分兴奋，当即回答说：“我终于找到党组织了，希望你多多帮助我，我坚决要参加中国共产党。”

1937年10月，在杨浩卢的介绍下，卢绪章正式参加了共产党，并且将他的合伙人杨延修、张平等人介绍入党，广大华行也成为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进行活动的一个据点。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持续，上海很快成为“孤岛”，广大华行的经营面临很大的困难，卢绪章等人也打算转移到西南地区，1938年1月28日，广大华行昆明分行在昆明营业，并在后方站稳脚跟。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对国民党采取诱降策略，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

当时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改变斗争方式，在西南后方建立更隐蔽的战线。

1939年5月，周恩来在听取了江苏省委刘晓、刘长胜的汇报后，决定在上海物色一部分干部到重庆来，执行党的交通、情报和经济任务。

刘晓和刘长胜经过慎重考虑后，认为广大华行比较适合，一方面它在上海有着多年的经营基础，在社会上颇具声誉，另一方面，广大华行已经在西南有分公司，转移起来并不费劲。

更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华大华行的总经理卢绪章组织领导能力很强，很适合担当地下秘密机构的人选。

于是党组织决定派卢绪章到重庆，以广大华行分行为掩护，把它改建为地下党在大西南后方的第三线秘密据点，执行党的特殊任务。

1940年春的一天，刘晓找到卢绪章单独谈话，让卢绪章立即随他一起去重庆，接受周恩来的单线直接领导。

卢绪章很快离开上海，途径香港、昆明，然后抵达重庆，一天深夜，刘晓陪着卢绪章来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秘密去见了周恩来。

在红岩村的一个小屋里，周恩来亲切地对卢绪章说：“广大华行内的共产党员由你单线领导，不允许与重庆地下党发生横的联系。最近，中央制定了当前白区工作的方针，中心内容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你们广大华行党员必须做到社会化、职业化”。

为了让卢绪章能够做好潜伏工作，周恩来还叮嘱，让他不能对任何人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包括对自己的父母妻子这样的身边人。

并且让他多交朋友，尤其是国民党内的朋友，然后才能长期潜伏下来，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特殊任务。

最后在卢绪章要离开的时候，周恩来还苦口婆心地对卢绪章说：“工作环境是险恶的，你这个资本家一定要当得像样，但又要像八月风荷，出污泥而不染，要做到同流而不合污。”

在接到任务后，卢绪章决定正式着手将广大华行开到重庆来的事。

当时重庆经常处于空袭当中，卢绪章很快在重庆商业中心买下了一块被日本飞机空袭炸成废墟的地皮，在这里盖起了一栋二层楼房，上面作为广大华行总行写字间，负责办公的，卢绪章和妻子毛梅影也住在这里。

当时的卢绪章内心也十分痛苦，因为党的纪律要求他，不能把自己的政治身份告诉任何人。

它的意义在于，能够给前方浴血抗战的将士们提供解放区极其匮乏的药品，并且能在为党掩护干部、筹集经费、兑换法币等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

为了完善广大华行在西南地区业务经营和秘密工作体系，1940年4月，卢绪章安排张平去成都筹建成都分行等。

因为卢绪章是由周恩来直接单线领导的，所以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到红岩村办事处汇报工作，接受新的任务。

由于卢绪章去红岩村办事都是夜晚的时候，常常一谈就是半夜，在凌晨太阳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撤离，这些反常的行为让他的妻子毛梅影产生了质疑。

在那个兵荒马乱，经常有飞机轰炸的时期，丈夫常常不在身边，让毛梅影认为丈夫变心了，甚至认为他在外面有人了。

有一天，毛梅影控制不住情绪，质问卢绪章：“你到底在外做什么？”

卢绪章不知道如何解释，只得敷衍说到朋友家里去了，当时重庆晚上经常实行宵禁，他的这个说法明显不靠谱。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共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起来，为了警惕国民党可能进行的再度挑衅，周恩来决定撤离重庆回到延安。

在出发之前，他对南方局所领导的国统区和沦陷区地下党组织重新作出了安排，其中将广大华行作为三线秘密机构的重要载体，一定要发挥重大的作用，并且表示广大华行“平时不用，但必须保持极端的秘密”，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意外情况，这个机构必须保存下来。

周恩来同时也为广大华行明确了三大秘密任务：一是交通联络工作，为党的重要干部在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往来提供方便；二是情报工作，通过国民党内部的关系搜集政治、军事和经济情报；三是经济工作，为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等机构提供和调解经费。

当周恩来的指示传达后，广大华行的党员都认为，只有在国民党内部中交朋友，才能站稳脚跟，也就能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因此，大家一致建议卢绪章作为公司的总经理，要把主要精力用在“交朋友”上。

从上海滩十里洋场闯荡出来的卢绪章对交朋友这件事还是颇有心得的，他知道，想要交朋友，别的手段都是扯淡，只有一点就是肯花钱，只要钱到位，玻璃碴子干细碎。

很快，卢绪章认识了昆明中和药房的董事长张军光，两家公司在生意上有一些往来，张军光在国民党军统、中统中都有不少朋友。

通过张军光，卢绪章很快结识了蒋介石侍从室的专员施公猛，军统的梁若节，民航检查站的军官严少白等人。

此外，还又结识了国民党西南地区的一些党政军警要员。

卢绪章打着让这些为广大华行提供保护伞的旗号，然后拿着真金白银，甚至是广大华行的股份来，与他们达成了利益上的捆绑。

有了他们的保护，广大华行一方面掩护党的秘密工作，另一方面使劲赚大钱，为党提供经费。

通过民航严少白的关系，卢绪章利用宋美龄的航空委员会，用飞机倒卖黄金、美钞，赚了不少钱。

有一次，卢绪章在韶关执行秘密任务时，韶关地下党联络员被捕变节，带着国民党特务来抓化名为“老孟”的卢绪章。

当时形势特别危险，卢绪章急中生智，通过侍从室专员施公猛开出一张“少将参议卢绪章因公赴昆”的证明信，从容安全撤走，施公猛当时只是认为卢绪章在搞走私，并没有当一回事。

在这些国民党“朋友”的帮助下，卢绪章的广大华行很快发展成为大西南地区著名大企业集团，在1945年，广大华行净利约为3.99亿元，营业额达到6.6亿元。

当然，卢绪章的广大华行能够发展得这样迅速，还有一点重要的原因是卢绪章受到了陈果夫的赏识。

在“朋友”们的引荐下，卢绪章引起了陈果夫的兴趣，陈果夫当时有一家特药研究所，但是不怎么赚钱，于是就聘请卢绪章为理事，卢绪章很快帮陈果夫搞定了经营问题，使得药厂得以盈利。

为了让卢绪章更方便行动，施公猛给卢绪章搞到一张国民党特别党员证件，在介绍人一栏里填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吴开先”。

这就是告诉别人，卢绪章是中统的人，让国民党那些小鬼长点眼睛，别胡作非为。

除此之外，施公猛还给他搞了一张“第二十五集团军少将参议”的委任状。

有了这两张护身符，卢绪章和他的广大华行都是有了国民党背景的，一般人还真就不敢动。

在此期间，卢绪章为党组织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大量的钱都成了党的经费和物资。

然而在此期间，卢绪章为了搞好与这些“朋友”之间的关系，常常需要虚以为蛇，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对于国民党官员的贪腐，他早已十分痛恨，却又为了任务不得不坚持下去，和他们打成一片。

很多曾经的朋友看到卢绪章现在跟国民党顽固派的整天混在一起，十分恼怒，尤其是以前在进步组织结识的朋友，都要跟他划清界限。

直到抗战胜利后，卢绪章认为终于能熬出头来了，可以公开自己的身份了。

很快陈果夫把卢绪章找到家里，商谈开药厂的事宜，按照陈果夫的意思，经营上的事你去办，后台的事情有中统罩着，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干。

10月18日晚上，周恩来又秘密会见了卢绪章，卢绪章汇报了广大华行总行迁回上海的计划，周恩来同意了他们的决定，并指示说：“广大华行迁往上海后，仍是党中央领导的秘密特殊机构，我委托上海局刘晓同志代管，仍是单线领导，不要和上海地下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

谈论后，周恩来问卢绪章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提。让周恩来没有想到的是，卢绪章提出想要延安去的想法。

周恩来耐心地劝导说：“你这个特殊资本家还得继续当下去，别人是不能替代的，你想到解放区去战斗，我能理解，但党更需要你去这个特殊战场为党继续战斗下去。”

在周恩来的劝导下，卢绪章很快调整了心态，继续投入到秘密工作当中。

1945年10月下旬，卢绪章重新回到上海，并在外滩一号亚细亚大楼新址正式开业，卢绪章的公开身份是广大华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广大华行的业务一下子遍布各地，财源更是滚滚而来。

当时陈果夫也很眼红，就让施公猛把卢绪章找来，让卢绪章办个中兴制药厂，卢绪章当总经理，陈果夫当董事长。

早在抗战爆发后，国民党“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就已经掌握了国民政府的经济命脉，有着花不完的财富。

但是人的贪欲是无限的，陈果夫还是认为自己是“四大家族”中经济实力最薄弱的一家，因此决定大展身手，但是他实在是缺乏各领域的理财能手，在他看来，卢绪章在医药领域的经营能力是出奇的。

1948年4月，中兴制药厂正式在上海落成开工，一时间风光无限，只不过此时国民党已经江河日下，这个药厂并没有未陈果夫带来多少可观的利润。

但是在卢绪章给陈果夫办事期间，却是打着中统的旗号，为广大华行谋取了不少利益，更大地让卢绪章为党组织筹措更多的经费，到1948年8月，卢绪章的广大华行为党筹集经费400万美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然而在秘密行动中，难免不会露出蛛丝马迹，早在1947年夏，已经担任卢湾区警察分局局长的严少白就从南京国防部二厅的密件中，看到他们已经怀疑卢绪章有通共的嫌疑，并把此事告诉了卢绪章。

过了几天，担任国防部二厅情报处副处长的梁若节到广大华行来取红利时，对卢绪章说：“有人怀疑广大华行是共产党机构，怀疑你是共产党，我已为你说了话，肯定是你树大招风，发了财惹人眼红，要敲你竹杠了。”

卢绪章知道自己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肯定在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所以开始谨慎起来，但是为今之计是先要把这些“朋友”摆平，有他们在，他还不至于因为嫌疑就被人抓起来。

很快，卢绪章把施公猛、梁若节、严少白等“朋友”请到家里来，又是打牌，又是分红，让大家拿了很多好处。

吃完饭后，他们又回去向陈果夫夸赞卢绪章为创办中兴药厂如何卖力，陈果夫对卢绪章大生好感，对下属部门送来的有关广大华行“通共嫌疑”的档案看都不看。

一时之间，很多中统的特务明知卢绪章有通共的嫌疑，却知道他为陈果夫办事，也不敢贸然得罪。

尽管卢绪章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他的身份还是暴露了，1948年6月，曾担任过广大华行联络员的邵平和他的妻子同时被捕，邵平的妻子交待了广大华行通共的事情。

卢绪章当即向刘晓报告了此事，经刘晓批准，卢绪章决定把广大华行业务重心向香港转移，只留下少数人在上海总行看守，其他人都转移到了香港。

1949年初，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开始实行特务统治，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决定向卢绪章和广大华行下手，结果却发现广大华行早就已经是空壳了。

在撤离的过程中，有一件事让卢绪章特别心痛，他的儿子卢贤栋坚持要留在上海，不愿意去香港。

当卢绪章在香港一再发电报催促，卢贤栋都不愿意动身，原来卢贤栋一直以为自己是资本家的儿子，在上海吃得好，喝得好，根本不愿意到香港去吃苦。

而卢绪章无法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自己的孩子，他知道自己现在身边很可能已经暴露，一旦被国民党特务抓到自己的儿子，后果很严重。

这时恰好有一位党员去上海办事，卢绪章托他给卢贤栋带去一封亲笔信，上面写着：“见此信立即随来人走！”

这位同志见到卢贤栋后，几乎是“绑架”着把他带到香港来，这时，卢绪章才给儿子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卢贤栋得知后，更钦佩自己的父亲了。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解放全国已经是指日可待，周恩来通知香港方面：“全国解放，百废待兴，经济干部太少，还是调卢绪章同志回来吧！”

1948年12月26日晚上，卢绪章乘坐“阿尔丹”号轮船，于1949年1月7日到达大连，不久辗转去了西柏坡党中央所在的地方学习，这是卢绪章多少年梦寐以求的事情。

在西柏坡，卢绪章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毛泽东对他为国家所做出的贡献表示了称赞和鼓励。

学习结束后，卢绪章又到天津，参加了刘少奇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紧接着便乘上南行的列车，到刚刚结束渡江战役的南京，然后到江苏丹阳，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

很快卢绪章被任命为华东区贸易部副部长，他的主要工作内容是负责接管国民党中央信托局、上海海关，并领导上海的进出口贸易。

1949年12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广大华行在香港进行了清理，当时广大华行的结余资金多达100多万美元，再加上卢绪章和妻子毛梅影的职工红利股，全部被卢绪章上交给了党组织。

对于卢绪章在革命时期所做的贡献，大家是有目共睹的，1950年，周恩来亲自筹划新中国对外贸易事业，很快中国第一家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中国进口公司成立，由周恩来亲自签署，任命卢绪章为经理。

1951年成立中国进出口公司时，卢绪章被任命为总经理，公司的贸易额很快由小到大，奠定新中国对外经贸的基础。

1980年，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名为《与魔鬼打交道的人》的影片，在影片中，讲述了一位叫张公甫的荣昌公司总经理在敌人内部从事秘密工作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其实张公甫的原型就是卢绪章。

《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上映后好评如潮，让观众知道了还有这样一位无名英雄在隐蔽战线为党组织做出过如此大的贡献，该片也获得1980年文化部优秀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