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涛峰（1949年生人，1968年参军入伍，一生对伟人崇拜有加，著有伟人生平书籍《中华国魂》，本文授权首发于此。）

原标题：第十二章 （排干扰创建人民新军队， 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以“秋收起义”总指挥部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向参加起义的各工农武装部队下达了起义的行动命令。

一时间，在江西省的安源、湖南的湘潭、醴陵、衡山、萍乡、安福、莲花、修水、铜鼓等县同时爆发了大规模的工农武装起义。

各地工农革命武装举着长矛、大刀、火铳，打着“工农革命军”的红旗，在劳苦大众强烈拥护和支持下的一片欢呼声中，狂涛巨澜般涌向土豪劣绅、地主民团、税局烟馆。

其势似洪水烈火，排山倒海，所到之处，无坚不摧。世世代代受尽了压迫、剥削的劳苦大众在这个翻身的日子里所拼发出来的精神，已远远超过了任何高能物质在爆炸瞬间产生的能量。

革命的洪流荡涤着几千年来的污泥浊水，催生着一个崭新世界的诞生。

起义军的二团，从安源出发，在民众的配合下，于起义的当天就同时切断了株州至萍乡、长沙至株州、岳州至长沙间的铁路，控制了株萍铁路，乘火车到八里坳，下车后直扑醴陵县城。12日，攻克醴陵。13日成立了醴陵县工农革命政府，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同时，恢复工会、农民协会等群众革命组织。分光地主、土豪劣绅多余的资财，焚毁了他们的一切地契、帐册、债券、协约等票据，将他们交由农民协会严加看管。 对罪大恶极，血债累累，极尽凶险的敌人判了极刑，交由人民大会公审枪毙。

起义军三团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自铜鼓出发攻克了浏阳的白沙镇。12日又攻克了东门市，起义军打开反动团防局的监牢，救出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三团还专门组织了宣传队，张贴革命标语，扎台演讲，发动群众参加农会，维护革命政权。

乡亲们热情很高，主动给起义军送茶送饭，慰劳工农武装。广大青年积极报名参军，队伍很快便发展到了八、九千人。贫苦农民们吐尽了苦水，个个心花怒放，喜笑颜开。

起义军的第一团在副师长余洒度的率领下，不执行前委会拟定的到铜鼓与三团会合后会攻浏阳的计划，却独自带兵攻打长寿街，一开始就同敌人的正规部队交上了火。他以刚从叛军夏斗寅部投诚过来的邱国轩部为后军，结果中了邱国轩的诈降计。

在同敌人交战最激烈时邱国轩突然率部反戈，一团主力遭受到前有敌人后有叛军的夹击，伤亡惨重，团长钟文璋失踪，部队败下阵来，不得不先后向平江、铜鼓的边境一带转移。

二团在团长王新亚的指挥下攻占了醴陵。团长王新亚麻痹大意，不去注意研究醴陵周边敌情，没向部队严格纪律，士兵散漫，哄抢财物。他自己丢下部队不管，亲自跑到商会去筹饷。不料敌人已悄悄将他的部队包围，突围时部队惊慌混乱，结果将兵力损失了三分之二，大败而逃。

三团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占领了东门市以后，团长苏先骏也产生了骄傲轻敌思想。毛泽东再三告戒注意周边敌情，他就是不听，结果被赶来的敌人包围，失去了安全转移的机会，顶不住敌人的攻势。眼看部队伤亡惨重，在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身份严令下，才撤下阵来，向上坪方向转移。

在上坪，一团和二团分别派人向毛泽东报告了各团受挫情况，战损四分之三兵力。毛泽东根据现实情况认为：如果按照中央原订计划去攻打长沙，就目前的兵力已不可能。第二，部队受挫严重，军心不稳。第三，各部各行其是，统一指挥不灵。第四，虽说大多数主要指挥员是由原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担任，而且有的还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和毕业生。但是，旧军队的作风和坏习气仍很严重。再加上部队的成员大都是没有军事素质的普通工农，遇到受挫，逃跑回家的人特别多。眼下只剩下两千余人，别说攻打长沙，就是占领一个县城，也随时都会有被歼灭的危险。更何况，周边各省敌人的大部队正向长沙紧急增援。

基于以上情况，毛泽东果断地随机应变，通知各部队暂时放弃攻打长沙的准备，迅速开到浏阳的文家市集结。

19日，在毛泽东再三解释下，各团才陆续赶到文家市。

敌人的增援部队为了保护省会，到长沙驻守去了，暂时还顾不到去追剿工农革命军，毛泽东率领的起义部队却在偏远的文家市，安然地研究部队以后的行动方案。

在文家市，部队在连续作战和行军之后，得到了暂时的休整。毛泽东在里仁学校召开了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委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前段时间的工作和讨论以后部队的行动方向和任务。

毛泽东要大家畅所欲言。

会间，大家争论很激烈。大部分主要指挥员主张继续发动群众，增招兵力，按中央指示，进攻长沙。

毛泽东听了大家的发言，认真作了考虑，然后说道：“就目前长沙敌人兵力的情况来看，仅长沙原来就驻有敌人的一个整编师约九千人，周围的机动兵力有两个整编师，加上警察和附近县的保安团，至少有四万人。根据湖南同周边省的交通情况，在七天之内敌人可向长沙再运送五万兵力。据可靠情报，现已到达长沙的敌人一个半师约一万五千人，另外有两个师的兵力也正向长沙开来。

这就是说，如果工农革命军进攻长沙，将要同敌人装备精良的六、七万正规部队作战，再加上敌人的警察和保安团，共约十万之众。即使我们能增招一部分兵力，但要达到抗衡如此强大的敌人，在近期内是无法达到的。就是征招新兵从数量上可以达到，在武器弹药方面也无法达到。如果以我们的长矛、大刀去击敌人的机枪、大炮，那无疑是以卵击石。或者说是拿工农同胞的生命去跟敌人开玩笑。”

“让毛委员说该怎么办。”“农民回家种地，原来的部队各奔前程。”“部队还是要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去办。否则，谁来承担违背中央指示的责任？……”大家议论纷纷，各抒己见。

“部队不能解散，因为我们肩负着人民的重托和希望。我们是党的武装。我们自己无权决定队伍是否存在。”毛泽东果断地否决了一些人的议论。他说：“早在起义计划拟订以前，我就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层次的考虑。

我们的队伍既然要打仗，其结果无非有三：一，胜利，壮大。二，失败，重来。三，生存，发展。我们队伍现在的处境只能是先图生存，再求发展。我提议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向敌人统治力量最薄弱的湘赣边界的罗宵山脉进军。在那里将养生息，发动群众，求得发展，再打回长沙。”

顿了顿，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才说：“至于中央要我们攻打长沙，建立工农革命政权，不仅在座的各位，就是我毛泽东，也是最希望看到的。但是，我们应该切合实际地考虑问题。现在的敌人不是打不打我们的问题，而是在计划怎样消灭我们。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去保存我们党的这点武装力量。

至于中央那边，如果派人去请示汇报，往返至少要半个月。到那时敌情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即使收到指示，也未必能用得上。过去的军队有一句名言，叫作‘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那是说，军队与上级相隔遥远，军队自己有权临机处置。如果中央以后追究责任，我毛泽东愿承担全部责任。”

对于毛泽东的提议，总指挥卢德铭等多数人表示赞同。一些人感觉无言驳斥毛泽东的言论，可又不愿承担中央追究的责任，模棱两可。可是终究还是有个别人，坚决反对将部队拉向山区，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不愿去山区过艰苦的寂寞生活，而想打开大城市，发点财，潇洒一回。

会议争论了好几天。表决结果，以多数通过了毛泽东的提案。

前委扩大会议决议通过后，毛泽东于第二天上午，不失时机地召开全部队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时间的动员报告。

他在会上列举了共产党由于没有自己的武装，几乎一直处在建党初期的地方徘徊。因为没有自己的武装，先期的共产党组织一直处于‘地下’工作状态。国共合作时期，我们党由于没有掌握军队，毫无缚鸡之力，被南北新老军阀任意宰割。

如今，党的“八七”会议已通过决议，决定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没有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共产党的宗旨就不可能实现。岂知，反动派维护其统治要“枪杆子”。工农夺取政权依然需要“枪杆子”。我们这支队伍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未来和希望，肩负着推翻几千年来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统治集团，建立工农革命政权的任务。我们是党的财富，是革命军队的火种。我们要把它撒在它适宜生存的地方，去保存它，发展它。工农革命军弟兄们，让我们向着胜利，前进！”

9月20日，毛泽东率领2000余人的工农革命军离开文家市，沿着前委扩大会议指引的方向，向罗宵山脉挺进，进军路线选择在沿湘赣边界，敌人薄弱处向南经萍乡到莲花的行军路线。到上栗后，得知萍乡已有敌人重兵驻防。为了避免与强敌接战，毛泽东命部队绕道泸溪。不料在泸溪还是遭到敌人优势兵力的堵截和围攻，只得仓促迎战。

形势十分严峻，仗打得很惨烈，部队被冲散。为了掩护毛泽东和前委突围转移，总指挥卢德铭亲率少量部队边战边将敌人引开，毛泽东率前委才得以突围。但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和所有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一战折主将，毛泽东闻讯后仰天大哭。

被冲散突围的部队陆续集中，清查部队，又损失过半。

部队经过四天行军，于25日晚进入莲花县的甘家村。部队驻下来以后，毛泽东顾不上休息，亲自布置了警戒哨。又找来群众询问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和周围敌情。他了解到这里也曾遵照共产党中央指示，近期仓促组织过农民自卫军于9月18日攻打过莲花县城，失败后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抓捕，关在县城的监牢里。这里的共产党组织希望毛泽东能率‘大军’帮助营救。

毛泽东考虑到：自起义以来，工农武装力量虽说一开始曾在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下受到过莫大的欢欣鼓舞，部队情绪也曾无比高涨，进攻势头迅猛。但在后来的连续受挫以后，失败的阴影在部队中一直挥之不去。便想着有意寻找战机，打一个漂亮的，哪怕是很小的胜仗，恢复和鼓舞一下部队的士气。

他当即询问这里的党组织负责人，了解敌人在莲花城里的兵力和布防。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告诉他：敌人在莲花驻有敌人一个连，再加上警察和保安团，约计三百余人。

毛泽东在甘家村召开军事会议，向会议介绍了莲花党组织提出的要求和敌人在县城的兵力，提出攻打莲花的议题。这正合了指挥员们的心意，个个跃跃欲试，摩拳擦掌。

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立即派出侦察人员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进一步摸清敌人的具体部署和武器分布情况，画出草图，再行研究制定作战方案。

仗虽小，关系却重大，毛泽东首先想到的是起义部队，再也经不起挫折了。理想效果是以最小的损失换取最大的战果。让部队能看到光明，看到希望，对莲花县的地方党组织和革命群众也是个鼓舞。毛泽东在接到草图后已近午夜，他仔细思考进攻路线、兵力分配和作战任务。直到感觉较满意了才准备躺下休息。可是一看，窗户已经透亮了。他无意再躺下，在晨曦中散了会儿步，便立即召开军事会议。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毛泽东在会上和盘托出自己制定的作战方案，并且做了详细的说明，大家认为很周密可行。然后找来地方党组织负责人，让他们尽可能发动一部分党员和青壮年革命群众配合工农革命军行动，并由各团将战斗任务分配到各战斗单位。

为防不测，毛泽东还专门留了战斗预备队。毛泽东认为：战斗和战役预备队主要担负机动作战任务，一般情况下不参加战斗，但在战场附近集结待命。一旦某战斗单元发生紧急危急或遇有战斗胶着时及时注入新生力量，协助战斗部队消灭敌人；而且还承担着机动打援和接应部队突围的任务。

起义部队在毛泽东周密的战斗部署下，先以一部分人化装混入城内，然后内外夹击突然解决城门的敌人。按照此方案，革命军一举攻破了莲花县城。守城的敌人在起义部队优势兵力猛烈的攻势下全线崩溃，进攻部队从四面八方向县城纵深攻击前进。捣毁了国民党县党部和县公署，砸开监牢，放出了被捕的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顺势将土豪劣绅的财物和粮食分散给了穷人。

这次战斗，仅用了半天时间。共歼敌一百余名，俘虏七十多名。收缴长短枪一百二十多支，机枪六挺，子弹三万余发。还收缴了老财大洋五千多块，战士们装满了粮袋，子弹也得到了补充。战斗中有八名工农武装战士牺牲，十二名战士负伤。

工农革命武装队伍于29日离开莲花县城，当日到达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该村住有五十多户人家。由于这里地方偏僻，听说来了部队，老百姓家家人跑屋空。毛泽东赶紧吩咐部队：不准进老乡家的院子，不准动老乡的东西，烧柴自己找，吃水自己打。

村里有大胆的村民从山上跑回家看到了这一切，便又返回山上，招呼乡亲们回家。不到两个时辰，老乡们便陆续从山上回到了家里。

部队在村里露宿一晚。第二天，毛泽东发动战士们为老乡们挑水、劈柴、清理打扫院子。只半天功夫，村里便呈现一派军民欢乐的景象。老乡们纷纷腾出闲房，让部队住。

毛泽东专门到最贫穷的人家走访了几户。从他们那里了解到：罗宵山脉的井冈山已驻有袁文才、王佐两支土匪武装。并且还了解到袁文才有二百人，六十多条枪。王佐有一百二十多人，四十多条枪。

毛泽东选定的部队落脚之地已有人占领，这在毛泽东是始料未及的。如今，部队迂回转战近千里，眼看井冈山已近在咫尺而不能落脚。这向指战员们怎么解释，如果再盲无目的地重新寻找落脚之地，未免会使部队产生厌烦情绪。后来部队还带着很多伤员急需医治。他决定先派人到井冈山附近打探情况。

莲花一战，虽说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部队由工人、农民和旧军人组建以来还不到一个月，思想认识和参加部队的目的不一致。反悔的、开小差的，打开莲花城携款物逃跑的。也有的人当时打算打开长沙城，发点小财带给家里养家糊口，想不到长沙没进成，革命反而革到了千里之外的大山里，以后要像土匪一样在山里熬日子，家里没了指望，这革命也不知那年那月才能成功。真是：有妻儿的想妻儿，没妻儿的想老母，连无妻无儿的年轻后生也想什么时候才能娶上媳妇成个家。

针对部队的思想混乱状态，毛泽东决定准备给部队来一次整顿改编。整顿先从思想教育入手。首先号召战士们控诉血泪家史，部队中不管是起义的军人还是起义的农民，大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几乎家家都有一本血泪账。大家争先恐后地控诉，说到痛处，嚎啕大哭。会场里先是抽抽嗒嗒，继而哭成了一片。诉苦以后，战士们纷纷表示：坚决革命，永不回头。

毛泽东由此看出：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灵魂。接下来，毛泽东对部队进行阶级觉悟的提高教育。先从国家和军队的性质谈起，他说：“蒋介石和一切新老军阀同中国历代统治者一样，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他们上层统治集团的利益。他们的目的就是互相勾结，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由劳苦大众创造的社会价值，他们毫不犹豫地塞进自己的腰包，丝毫不顾及人民的死活。他们的法律只是一种维护他们自身利益和迫害人民的工具，自古有一个民谣：衙门口，朝‘难’开，有理没钱别进来。就拿蒋介石的所谓‘统治’区域来说，恶霸地主和土豪劣绅把持着村公所，对交不起捐、租的农民可以随意下私牢、挖眼断腿、活埋甚至杀头。他们却可以毫无顾忌地贩卖烟土、倒卖枪支弹药、放高利贷、强抢民女、霸占田产，无恶不做。他们勾结起来，一手遮天，使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终无出头之日。”

说到军队的性质，毛泽东说：“从北洋时期的老军阀到蒋介石时期的新军阀，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军阀，是因为他们以军队为生，以军队为业。他们不要国家，不搞建设，利用军力争夺利益和地盘。他们有时争夺，有时勾结。稍不随意，即以武力相向，制造战争，残害人民。使国家和人民永无宁日。”

毛泽东还说：“我们共产党的建党宗旨就是要让最广大穷苦大众彻底翻身解放，向旧政权讨还血债，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要想推翻以人民为敌的反动政府，我们就要建立起一支人民自己的军队，用我们的武力推翻反动派的暴力。虽说我们现在力量还小，但是我们是一支人民的军队，为着人民的利益去战斗，就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许许多多的苦大仇深的穷人就会自愿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我们的队伍就会迅速发展壮大。

而国民党和一切军阀的军队，采用买兵，强拉民夫，有钱的人可以出钱不让子弟当兵，而穷人不得不为了几个救命钱让子弟去卖命。再加上反动派的下级军官们为了多吃空头军饷，不是打骂士兵，就是活埋枪毙士兵，甚至诱导士兵逃跑，轮到上级检查，临时再强拉民夫充数。试想，这样的军队能打仗吗？所以反动派们注定是要失败的。总之，一切反动派的军队都是镇压人民的军队，他们以人民为敌，人民就不会支持他们，等人民都起来了，他们也就完蛋了。”

通过教育，部队认识提高了，思想稳定了，毛泽东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部队改编问题。他提出：眼下部队只有八百多人，不足一个团的兵力，我们将它缩编为团的建制，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全团设两个营，共七个连。师长任团长、团长任营长、营长任连长、连长任排长，多余干部专设干部连。连里设党支部，班、排设党小组，营、团设党委，部队由前委统一指挥。并且在部队实行民主集中制度，提倡官兵平等，不准军官打骂士兵，连里另设“士兵委员会”。要求官兵生活平等、待遇平等，士兵委员会代表士兵可直接向党委反映问题，提意见。

这样一来，士兵们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可以直接向领导反映情况提意见，可以向上级提出自己的战斗设想，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有利于部队团结。

但是，那些有享受思想的个别军官不干了。他们暗中挑动自己的几个亲信，扬言要到省委和中央去告毛泽东的状，借故离开部队。毛泽东再三挽留，可他们闹得更凶，并且扬言要将部队拉走。毛泽东为此也犯了难。幸亏有了士兵委员会，战士们主动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尽管师长余洒度煽动士兵们跟他走，但士兵们平时挨够了他们军阀作风的欺侮和打骂，如今有了士兵委员会，大家好像成了亲兄弟，有话可以说，有意见可以提，再也不愿意再跟着他去挨他的欺压和打骂。毛泽东心里有了底，横下心要建立一支新型军队，便在会上宣布：愿意走的，每人发给三块大洋路费，枪留下，可以走。

起义时的师长余洒度和团长苏先骏临走时又带走了十几个人，半路上遇到敌人的部队，其他人被打死，苏先骏被俘后当了叛徒。

10月3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告别了三湾的群众，继续向宁冈县的古城进发。13日，部队开进了古城。

古城，位于井冈山的东北面。举目远望：巍巍山峦，白云缭绕，延绵起伏，山高林密，地势险峻，横跨湘赣，果然是藏龙卧虎之地。毛泽东还了解到：井冈山地处罗宵山脉中段，方圆五百五十多里，全是高山。周边北有永新，南有遂川，东有万安，西有酃县和茶陵。

井冈山有五大哨口：黄洋界，桐木岭，朱砂冲，双马石，八面山，均为一人挡关，万夫莫开的险峻隘口。山上有大小五井，散落着十几个村庄，共有三、四百户人家。人口不满两千，谷产不足万担。但井冈山周围各县，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盛产稻谷、棉花、油料、瓜果、蔬菜，物产极为繁多。畜类有猪、马、牛、羊；禽类有鸡、鸭、鹅等七畜兴旺；水产鱼、鳖、虾、蟹，四味俱全。

以此山为踞，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强敌来犯，最利隐蔽作战。敌人进剿，可与敌周旋。敌人围困，山上的野菜、野果、野兽、木耳、竹笋、香菇也可以支撑两个月。

在这里，还不怕敌人天上的飞机，地上的重炮。炸也无益，攻也无果。

毛泽东还了解到，这里的群众经过第一次大革命的锻炼，群众觉悟高，基础好。大革命失败后，这里仍保存了部分秘密党组织和零星革命武装。

在井冈山上，如今就有两支农民武装，一支是袁文才，一支是王佐。虽说他们如今带有土匪性质，但袁文才过去曾是中学生时代的干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当过赣西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大革命失败后，袁文才率自卫军残部退居宁冈一带，将农民自卫军编为一个营，在这里占地为王。王佐：血性汉子，因不满恶霸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乘夜杀了地主全家，约了几个朋友，最先到井冈山落草占山。

二人分山上山下，各自为政，互不侵犯，关系甚好。由于袁文才文化程度较高，遇事谋略也多。平时王佐也很敬佩袁文才，遇事也去向袁讨个主意。遇有民团进剿，两人也能共扶安危。二人大致各有地盘，劫富济贫，互不相扰，以求自得。

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平衡。王佐听说后更是暴跳如雷，策动袁文才要共同将毛泽东的部队撵走。袁文才可没那么鲁莽，早在毛泽东的部队在三湾时他就派人打探过工农革命军的情况，了解到毛泽东的部队不但人比自己多，而且人整枪齐，不过当时并不了解他们的意图。如今他们果然来到了山下，打，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不过也得做好防范的准备，看对方有何意图和动静，以静待动。

毛泽东根据了解到的情况，认为袁文才参加过革命，据听说还加入过共产党组织，有革命的基础和愿望，应派人先与之联系，摸摸情况。于是派何长工带一个机警的战士全副武装上山进见。

临行，毛泽东对何长工再三嘱咐：“咱们到此，人家不了解咱们，袁、王二人肯定对咱们心存不满，认为我们是来跟他们争地盘的，侵犯了他们的利益。见了袁文才，要将咱们的情况如实相告。说明我们也是工农革命武装，是共产党领导的起义队伍，起义后遭到敌人大部队的围攻，不得已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率部来到这里。我们决不会从革命同志的口中夺食，也决不侵犯他们的地盘。只因部队连续作战，伤员较多，想暂借块地方医治伤员。如果袁同志不能相留，等伤员伤势略有好转，我们将自寻出路，决没有伤害他们的意思。”

袁文才岂是等闲之辈，早已派出探子对毛泽东的部队进行跟踪打探。探子连续报告说毛泽东的队伍对群众特别好，纪律严整，秋毫无犯。有两个营七个连，设有团部。所到之处的街上到处贴满了标语，宣传革命道理。战士们脖子上都扎着红领带。他们往往集体出行，排队上街，步伐整齐，武器也很统一。尤其是战士们的情绪都很高，见面主动跟老乡们打招呼，说话很恭谦，和气亲切。探子还询问了街上卖菜的，他们是什么部队？他们说是湖南的工农革命军，问他们的长官是谁，他们说是中共中央的毛泽东委员。

何长工领受了毛泽东委派的任务，带着一个警卫战士上山。何长工军装整洁，腰扎武装带，没带武器。警卫员小张武装整齐，斜挎驳壳枪，显得特别精神。

袁文才已经料到，这支队伍的首领一定很有头脑，必先派人来谈。为了显示自己的威力，他和王佐商量，在来人上山的必经路上，布下了密集的武装岗哨。

何长工他们刚到山下就被袁、王的武装岗哨抓住了。因头领有交代，若对方来人很多，又带着武器，便将他们截在山下。只准两、三个人上山，并且要用黑布蒙上眼睛，防止他们刺探军情。若动武，就设法将他们歼灭。手下人一看，就来了两个人，心里轻松了很多，而且就一个人带着武器，便上前让他们交出武器。何长工让警卫员把枪交给他们，又任由他们用黑布蒙上眼睛，被押着上山去见王佐、袁文才。

何长工他们左转右拐，脚脚绊绊，一路上山。约莫走了两个多钟头，来到一个去处。何长工他们二人被喝令站住，接着便是有人去通报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有人将他们带到了屋里，给他们解开了蒙在眼睛上的黑布。何长工适应了一下眼睛，抬头看了看前后，接着又看了看左右，才看见这里原来是个庙里的大殿。上首坐着两个首领。左首坐着的一个身材修长，面目也比较清秀，留着分发。身上穿着一件蓝布长衫，里边套着白褂黑裤。脚上穿着一双黑鞋白布袜，扎着裤脚。腰间蓝布腰带上别着一把驳壳枪。看长相有二十八、九岁（1898年生）。

左手椅子上坐着一位粗壮汉子，头大腰圆，浓眉大眼，鼻大口方，黑色短衣长裤，脚穿一双黑色登山踏云鞋，腰间扎着一条牛皮宽腰带，左右分插两把驳壳枪。眼里射出两道凶光，看样子约有三十来岁（1898年生）。殿内两侧人员武装整齐，虎视眈眈，尽展雄威。

根据访问群众，何长工大致猜测到：穿长衫的应该是袁文才，穿短衣裤的就可能是王佐。

“贵方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准备在此停留多久？”穿蓝布长衫的人第一句话就来了个一连三问。

何长工略一沉思，不慌不忙答道：“我们是湖南工农革命武装，奉中共中央指示发动秋收起义。攻打长沙失败，毛泽东委员带领我们来到这里，今天派我来询问头领是否可以暂借贵方地盘休整一下，让伤员养养伤。”

王佐接过话说：“我们这里人稀地少，根本就养活不了二千人的军队，不如趁早另寻地盘，免得发生冲突。”

何长工说道：“我们的队伍从长沙一路败退下来以后，八千多人的起义队伍，现在就剩下不到八百人。一路上又受到反动军队的侵袭，伤员很多。我们毛泽东委员说只要贵方肯借给点地盘让伤员养养伤就行了，部队的给养我们自行解决。我们毛委员自有发展大计，决不会给贵方添麻烦。”

“那个毛委员？”袁文才继续发问。

“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筹备创立中国共产党，党的‘一大’代表，现任起义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同志。”

听了这些，袁文才心里不禁有些肃然起敬，但还是有些担心，接着说道：“你们的到来，显然增大了这里的目标，敌人一定不会坐视不管，派重兵前来进剿，到时候麻烦可就大了，我们也保护不了你们。”

“我们都是为着一个革命目标，那就是领导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工农政权。我们不是为着暂且苟安，而是图生存，求发展。毛委员临来再三交代：如有敌人来攻，我们工农革命军愿打头阵。至于具体问题，毛委员会亲自同你们商量。”何长工有理有据地回答。

“请坐。”袁文才吩咐手下搬来椅子，并且让两边的武装人员退下。“毛委员何时能上山？”

“让头领定。”何长工随口答到。

袁文才扭头看了看王佐，表示会意。袁文才伸出三个指头，说道：“三天，三天后我们请毛委员上山。”袁文才看到何长工说话简洁，条理清晰，分寸明显，不像狡诈的说客，而是大义凛然，不辱使命的忠实使者，心里又对毛泽东增添了几分敬意。他倒要看看毛泽东有什么发展大计，听听他的高见。

“送客！”袁文才招呼部下。立刻上来四个武装人员。“把枪还给他们。”袁文才又吩咐道。因王佐一向听袁文才的，也不知袁文才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也没再说什么。他倒要看看他袁老弟对此事如何安排。

何长工走了以后，王佐问袁文才：“老弟怎么不趁此机会将他们立即撵走，还要跟他们谈什么？你要一松口，他们肯定就赖着不走了。时间长了，难免发生冲突。如今，我们两处的人马加起来也没有他们多，枪也不够用，到时候我们必然像兔子一样被撵跑，到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

袁文才说：“他们有理来，我们有理往。我们不能横竖一下子就将他们赶走，逼急了，他们倒真的有理由吃掉我们了”王佐转了转眼珠子，心想也是。

三天后，毛泽东和何长工，带了两个没带枪的警卫。像观看风景一样，悠哉悠哉地向山上走来。今天是按期约定会面的日子。山上的武装人员接到毛泽东，将他们一行人带上山来。

到了庙前，有人跑去通报。毛泽东趁时观看了地势。原来这里是座“步云山”大庙，位于半山腰上，庙前有一大块平地，四周长着千年古柏。古柏外面是直立的深壑，看着都让人眼晕。这里距山下的茅坪直线距离有四、五里地，仅有一条羊肠小道迂回通行。山上杂树丛生，山高险峻，极难攀登。庙后有小路直通后山。进退自如，易守难攻。这里的确是安营扎寨的极好地方，便于警戒。从山下来人，离很远就能观察到动静，若想接近庙宇，必须顺小道绕很多弯。如果发现敌人，守可以居高临下打击敌人。退可以从庙后上山转移。庙里是个大院，有山门、配殿、正殿组成偌大一个四合院。大殿两侧有两道旁门通向庙后。庙内足可以容下一个营的兵力。

毛泽东正在观赏这里的风景，庙内一前一后领头走出两个人。根据何长工介绍，走在前边的是袁文才，大老远便疾步揖手：“久仰、久仰！”袁文才客气地恭迎。

“幸会、幸会！”毛泽东也揖手回礼。

袁文才、王佐二人很客气地将毛泽东和何长工迎进大殿，分宾、主落坐。袁文才在右，毛泽东在左。下首右侧王佐，左侧何长工。

落座后，有人沏上茶，袁文才很爽快，开口便说：“上次你们这位同志说你是中央委员，有惊天大略之才，我们今天特请你来当面赐教。”

毛泽东不慌不忙，呷了口茶，盖上杯盖，说道：“那里，那里，那是他们给我戴高帽子，别相信他们。我今天有幸得见二位，倒觉得有些惭愧。”

“毛委员何出此言？”袁文才细观毛泽东年龄不过三十三、四岁，灰衣黑裤，青鞋白袜，修身1·8余米，面阔清秀，英俊洒脱，短发平分，举止端庄文雅，说话哀而不馁，定是个饱学之士，不免又敬重了几分。

“起义失败，落难到此。看到二位，居山而就，周围地沃物丰。又不用忧国忧民，山高皇帝远，唯我独尊，实在是神仙过的日子。”毛泽东话里有话。

“我也倒有同感，先年我也曾组织过农民自卫军，搞过暴动，最后只剩下二、三百人。怎奈敌人太过强大，被追过来撵过去的追杀，无法生存。就这么几个人，几条破枪，革命谈何容易，无奈只得‘落草’，暂且栖身。想来毛委员是何等样人，岂能与我等同辈。”袁文才话里透出撵人之意。

“‘落草’当然不会。”毛泽东把话锋一转，说道：“眼下蒋介石羽毛未丰，各新军阀之间矛盾丛生，尚未统一，还有很多顾不过来的地方。倘若他们内部消除了分歧，而且又统一起来，又岂能容忍你我等像针刺一样插在他背上。到那时，你我还不是早晚要被解决了嘛！”毛泽东用话狠狠地刺了他一下。

“以你之见呢？你毛委员决不会是跑到这里来等着蒋介石解决的吧？我想你一定是来求生存的。”袁文才只有招架之力了。

“我们不但要图生存，而且要求发展。很快一个全国性的大革命高潮已即将到来。广东、湖南、湖北、还有你们江西，乃至全国，一个新的革命高潮正在形成。虽说我们这里的革命遭到了暂时的低潮，但就全国而言，革命的风暴正在兴起，而且由弱到强。‘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正在广东与蒋介石的部队浴血奋战。全国的无产阶级已被唤醒，他们都渴望革命，渴望不被压迫和剥削。劳苦大众强烈希望有自己的土地，有为人民自己办事的政府。过去政府换了一茬又一茬，朝代换了一代又一代，可是旧的压迫和剥削制度像已形成了铁律模式。当前，国家被肢解，帝国主义者的铁蹄在我领土上肆意践踏，人民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受着鞭打。祖国母亲在呻吟，穷人在唉叹。中国的出路在那里？劳苦大众的生计在那里？人民在呼喊，连国民党左派也在呐喊。国际上，苏联已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面旗帜，成为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强后盾。

如果人民觉醒而且能够组织起来，封建的压迫和剥削制度就成为了腐梁朽柱，一触即跨。我们同是失败后留下来的革命火种，这部分革命力量是我们共产党实现无产阶级解放最宝贵的财富，我们要特别珍惜和保护。不然，我们将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罪人。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我们若能团结起来，以井冈山为根据地向外发展，发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建立政权，分配土地，形成燎原之势，推翻反动统治，建立工农革命政权。我们就一定能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就能迅速扩大工农革命武装力量，我想这种革命势头必然会很猛烈。到时候，就不是反动派要吃掉我们，而是反动派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狂风巨浪中一触即溃。一个崭新的由工农当政的崭新的国家诞生已经为期不远了……”

毛泽东滔滔不绝，慷慨激昂，对前途充满了胜利信心和向往的激烈言词，像一股猛烈洪流，击开了袁文才久已泯灭的革命心扉，他仿佛久旱的心田遇到了甘霖，又像是在久卧重病之中得到了新生。连王佐这个血性刚烈汉子，也如同遇到了可敬的师长。他们好像面对的不是一个钟头以前的敌人，而是久别失散的朋友和兄弟。

又一声惊雷将二人击回到现实。

“我们决不能干亲者痛，仇者快得蠢事。不能以革命的同志去杀戮革命的战友！”

“同志！”袁文才站起来走到毛泽东面前，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我们不是不想革命，也不是只想在山上享清福。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怎么革命，怎么发展。王佐兄为了反抗压迫和剥削，一口气杀了地主全家。可天下的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太多了，累死也杀不完那！我们也杀富济贫，可只能为附近几个村的老百姓出出气，反动派一来，却更加让他们遭罪。可又有什么法子呢！反动派不隔多长时间就来剿我们一次。我们只能上山躲避，老百姓受苦了。毛委员今天说要推翻反动统治，建立工农政权，到时候老百姓拥护我们，再强大的敌人也没有办法消灭我们，这法我信。如果真能这样，我们愿听从你的指挥，发展壮大。”袁文才说着，流下了眼泪：“容我们商量后，咱们再谈联合的事。”

王佐也走了过来，说道：“袁兄弟说的话也代表我。”并且连连称赞毛泽东有才有德。

不久，联合的事就商定了。毛泽东知道袁文才和王佐他们的枪少，派人分别送给袁文才一百条枪，送给王佐六十条枪，还送给他们一部分子弹。还应邀为他们派去了军政干部，帮助他们训练军政人员。袁、王二人也回赠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两千块大洋和五百担谷子，帮助工农革命军安家和生活急用。

尹道一是一个当地的大恶霸地主，平日里欺男霸女，靠讹诈发家，血债累累，无恶不做，连族亲都对他恨之入骨。为了维护他自己的利益，私自组织了一个武装自卫团。他不断以保护地方治安为由，肆意给老百姓摊派钱粮。如果交不出，就把人抓过去用自家的刑具打个半死或残废，甚至将人处死，限期交纳或以高利贷抵债。弄得很多贫苦农民辈辈一贫如洗，债债还不清，只得长年累月以苦力和各种形式给他抵债，个个都成了他的奴隶。稍有反抗，恶霸就将他们送进县衙大牢。常常使贫苦农民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或流离他乡。他还常常摸黑进攻王佐和袁文才。更让王佐痛恨的是：尹道一在一次偷袭中打死了他两个拜把子弟兄。王佐发誓要报仇，可每次都因为尹道一势大和防守严密而吃了亏。为此，王佐也曾邀袁文才联合向尹道一发动攻击，也因沟深寨高无果而终，让王佐一直耿耿于怀。

毛泽东在了解情况后，便决定先拿掉门前的这个拦路虎。他亲自带人到尹道一的寨子周围观察地形，只见寨子的东、西、北面二百米以内全是有意留出来的开阔地，南面是树林，紧靠树林是个大水塘，宽约六、七十米，水塘的四周靠边处长满了一米多高的水草，约有四、五米宽。寨子的东、西、北三面挖有宽约六米、深约三米的沟堑，直通南水塘，沟里长满了半人多高的水草。寨子四周十米处筑有六米高、三米宽的寨墙，南面也挖有堑壕和工事。寨子的东西两头是吊桥，以太阳升、落起放。尹道一知道最近又从湖南来了一股工农革命军，更增加了防范。由过去的值班放哨又另加了机动巡逻。

毛泽东还进一步了解到：寨子里的敌人有一百二十条人枪，子弹充足。他认真摸清了敌人的行动规律和寨子里的布防，拟定了作战计划。为了减少牺牲，毛泽东仔细准备了梯子和工兵。决定以优势兵力，将进攻时间定在后半夜向寨子发起进攻。他派一连在半夜进入村西埋伏阵地，二连在村东，三连沿塘边进入壕沟，尽量接近寨子和吊桥，隐蔽待命。四连埋伏在村北。毛泽东亲自在村外指挥战斗。

黎明前打响了战斗，埋伏在寨沟外的三连战士飞快地接近吊桥，尖兵们抓着木梯悄悄攀上沟岸，用斧子砍断了吊桥绳索，一连、二连几乎同时敲掉了桥头的岗哨，迅速东、西对进，封锁了街道，发起攻击。南、北的工农革命军也打枪惊扰敌人。团丁们听到枪声，穿上衣服，掂枪就往外跑，立刻就被冲过来的战士打了回去。战士们用手榴弹炸开了尹道一家的大门。敌人见势不妙，翻墙向村外窜去，此时天已大亮，埋伏在寨子南、北两边的部队乘着敌人混乱同时发起攻击，见一个打一个，迅速肃清寨子里的敌人散兵。

尹道一被围困在他自家的房子里不敢露头。战士们上了房顶朝院子里打枪。尹道一带着护兵躲回东屋，门外的战士隐蔽着摸进院子。一个护兵刚想射击，房上的子弹便结果了他的性命。战士们冲到尹道一的房外，朝屋里扔了两颗手榴弹，趁势冲了进去。尹道一情知自己罪大恶极，在劫难逃，开枪自杀了。活着的护兵也赶紧缴枪投降。

很快，工农革命武装便控制了局势。敌人除了死的和投降的，还有十几个躲到了老百姓家里。战士们押着俘虏挨门挨户喊话劝降。结果敌人一个也没有漏网。

太阳一出来，战斗就全部结束了。工农革命军只有三个人受了轻伤。缴获了敌人长短枪一百余支，子弹两千余发，又从尹道一的家里缴出大洋三千多块。毛泽东命部队将尹道一的地契、文约、账册、债券等当着老百姓的面全部烧光，浮财、房产分给了穷苦农民，将尹道一家眷赶到偏房居住，接受穷苦人监督。

第二天，王佐听说毛泽东给他的朋友报了仇，又感觉毛泽东似乎有歼敌秘方，可以依赖，便和袁文才一起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赶忙出门迎接，王佐“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说：“我和我死去的朋友给你磕头谢恩。”毛泽东连忙将王佐扶起，三人一起进屋，两人都表示以后跟着毛委员干革命。毛泽东将他们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三营，袁文才任营长；王佐任副营长；毛泽东派何长工任三营党代表。这时，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已发展到一千二百余人。

从此，毛泽东第一步便将革命根据地牢牢地扎根在了井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