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6日,人民解放军对困守于青龙集、陈官地区的杜聿明部发起了总攻。战斗中,国民党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顽强抵抗,被人民解放军击毙;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杜聿明化装后仓惶出逃,在安徽省萧县张庄寨镇张老庄附近被人民解放军俘虏。
杜聿明被俘后,企图蒙混过关,逃脱人民公正的审判。但是,最终在人民解放军明察秋毫的审查之下,杜聿明还是露出了马脚,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杜聿明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作为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员,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都有过辉煌的战绩。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杜聿明率领的国民革命第五军,在桂南昆仑关对日作战,重创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从此声名远扬。
1948年,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一败涂地;济南、郑州先后解放,溃败的国民党军队及难民涌入徐州。国民党当局决定固守徐州, 拱卫京畿,淮海战役一触即发。刚刚经历了东北败局的杜聿明正在上海愚园路寓所养病,被蒋介石急令召至南京,令其赴徐州就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配合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坚守徐州。
随着黄伯韬、黄维军团的覆灭,杜聿明部被人民解放军团团包围。杜聿明部伤亡惨重,粮弹尽绝,饥饿难熬的官兵只好杀马果腹,马肉吃光了,再以马皮马骨熬汤充饥。据杜聿明部掌管作战机密文件的侍从参谋尹东生回忆,人民解放军发起攻击不久,杜聿明部就全线溃败。仅三天时间,人民解放军就打到了杜聿明指挥部。杜聿明命人焚烧了相关机密文件后,就在尹东生及几名卫士的保护下逃离了指挥部。
杜聿明久病未愈,到了天亮之际,已经寸步难行,苦不堪言。尤其河南永城一带皆是平原,又适逢寒冬时节,万物凋零,无法隐匿。正在犹豫进退维谷之际,被前来搜寻的人民解放军发现。虽经几个卫士拼命突围,但随着两名卫士中弹身亡,走投无路的杜聿明被人民解放军抓获。被俘前,杜聿明曾向卫士喝道:快些,拿枪把我杀掉。
杜聿明话音未落,人民解放军一拥而上,将其抓获。杜聿明面向南京方向,喃喃自语道:我辜负了领袖,愧对部属。
尹东生拿出身上值钱的东西,企图贿赂人民解放军干部,将他们放走。这时,人民解放军一名高级干部骑马经过这里,看到这种情况后,就将杜聿明等人押到了师政治部住的小村子里。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的俘虏收容所就设立在这里。收容所所长就是第四纵队第十一师政治部主任陈茂辉。俘虏收容所的工作人员随之展开了对杜聿明等人的审讯工作。审讯的结果是,其中的一人自称是记者,一人自称是司机,一个穿着普遍士兵军服的中年男人则声称自己是军需官。
审讯人员总是感觉这几个人不简单,于是就把他们押到了收容所所长陈茂辉那里。陈茂辉是个老红军,长期做政治工作,对审讯战俘颇有经验。陈茂辉发现,在被抓获的几个人中间,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虽然他穿着士兵棉服,披一件破军大衣,乍一看像个老伙夫,但是不难发现此人在眉目之间有种特别稳重而干练的气质。
陈茂辉没有让这个人立即交待问题,而是让他坐了下来,然后递给了他一支解放区自产的“飞马牌”香烟。这个人看了一眼,虽然接了过来,但是并没有点着,而是放到了桌子上。然后,他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了一盒美国产的“骆驼”牌香烟,先抽出一根很礼貌地递给了陈茂辉,然后才递到了自己的口中。那名自称“记者”的人,竟然忘记了这是什么场合,下意识地掏出打火机,“咔嚓”一下打着火,将火苗递到了中年男子的嘴边。中年男子狠狠瞪了他一眼,“记者”这才恍然大悟,赶忙将火苗移到了陈茂辉面前。
他们的这些动作尽收陈茂辉眼底。陈茂辉顿时警觉起来,这位能抽得起美国产骆驼”牌香烟的男人绝对不可能是位军需官,再从他身边那名“记者”和“司机”的举动来看,这个中年男子的身份不低,至少也是一名军级干部。
于是,就有了杜聿明在回忆录中那段著名的对话:
“你是哪个单位?”
“十三兵团军需处。”
“干什么的?”
“军需处长。”
“姓什么,叫什么?”
“高文明。”
“十三兵团有几个大处?”
“六大处。”
“把处长的名字写出来。”说着,陈茂辉顺手递给他一个写字的本子。
“高文明”伸手到大衣口袋里掏笔,掏了半天,先掏出了一包美国香烟;再掏是一袋美国牛肉干;又掏,是一包高级水果糖,最后才在棉衣口袋里掏出了一支“派克”金笔。陈茂辉笑了,摆在他面前的这些美国产的香烟、牛肉干、水果糖,还有那支昂贵的派克金笔绝对不可能是一般国民党军官能够享受到的。
“高文明”握着金笔只写了几个字就写不下去了。陈茂辉笑着催促道:“写啊,难道你连一起共事的几个处长的名字都不知道吗?”
“高文明”说:“我知道,我知道。”可是,写了半天,还是描着原来写的几个字:“军需处长高文明。”
旁边的那名“记者”见状,非常着急,慌忙对陈茂辉说:“长官,高处长的头脑被炮弹震坏了,让我来替他写吧。”说罢,就要上前伸手要笔。随之,他就被陈茂辉轰到了一边。
陈茂辉见“高文明”等人不肯如实供认身份,也不好继续追问,就让人将他们三人押到了后面的磨坊里休息,还叫伙房给他们炒了几个菜。此时,由于俘虏众多,人民解放军看管并不是很严。化名“高文明”的杜聿明就趁看守不备,拐进厕所,捡起地上的一块石头,猛砸前额,想以死殉国。
这一砸呢,满脸都是血,那名自称记者的人正是杜聿明的副官,他没有什么经验,看到自己的长官血迹模糊,就突然叫了起来:不好了,不好了。
闻讯而来的看守过来以后,副官惊慌失措地说:我们杜长官的头被砸破了!
看守说:什么杜长官?叫什么名字?是杜聿明吗?
闻讯而来的陈茂辉一面令人用吉普车将杜聿明送到卫生处治疗,一面命人将那名“记者”带到了自己的跟前。这次,陈茂辉不再客气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那个“军需官”到底是什么人?你必须现在给我老老实实全部交待,你再敢坚持反动,我马上就枪毙了你!
“记者”再也不敢隐瞒了,结结巴巴地说:我交待!他......就是杜聿明长官,我是他的随从副官。
说着,他从一个精巧的公文包里掏出了一副精致的象牙筷子。筷子上的字样表明这是杜聿明在驻昆明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任上过四十岁生日的时候,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送给他的礼物。
陈茂辉不敢怠慢,立即向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粟裕作了报告。粟裕立即给第四纵队司令员陶勇下达了死命令,必须将活着的杜聿明送到华野指挥部。在这种情况下,陶勇给第11师的谭知耕师长下了命令,必须保证杜聿明的安全。同时,陶勇命敌工部长蒋克定带着上级下发的杜聿明照到了第11师,经当面辨认后,确定被抓获的正是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杜聿明。接着,人民解放军给杜聿明拍了一张照片,这就是后来流传很广的杜聿明头上裹着纱布的那张照片。
杜聿明被蒋介石派遣到徐州前,已是疾病缠身。随着淮海战役节节败退,杜聿明急火攻心,身体状况愈加不好。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下,杜聿明患的胃溃疡、肺结核和肾结核等长年痼疾,在医务人员精心治疗和护理下,逐渐好转、康复直到痊愈。为此,周恩来总理还特批动用黄金,到香港、澳门为杜聿明购买特效药。当杜聿明从张治中那里得到这些情况后,激动地说:共产党真乃我的再生父母!我一定好好改造思想,争取新生,争取立功赎罪。
1959年12月,杜聿明被特赦释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会员专员,写下了《淮海战役始末》、《辽沈战役概述》、《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等著作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因患肾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杜聿明有三子三女,他的长女叫杜致礼,其女婿就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
1991年,反映以杜聿明为代表的一大批国民党军官在功德林接受人民改造的电影《决战之后》在全国公映。适逢杨振宁回国参加会议,导演李前宽和杜聿明的饰演者李法曾邀请他观看。影片中,杜聿明说:“我戎马半生,对蒋介石是尽到了责任,可是对我自己的女儿却失去了义务。我对不起她。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我自己的女儿,不愿认我这个父亲了。”当杨振宁看完这段电影后,一把攥住李法曾的手,嚎啕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