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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港开放是嘉靖“倭乱”的一个结果。准确地说,是嘉靖时期中国商民武装走私集团斗争的结果。明朝政府虽然用武力镇压了东南沿海地区的武装走私集团,但不少有识之士也从中发现,这些武装走私集团是“海禁”政策结下的苦果。

由于明朝政府面对这些武装走私集团也感到防不胜防所以才不得不“易私贩为公贩”,改弦更张,通过将走私贸易转化成严格控制的合法贸易的渠道,来消除武装走私集团对其统治秩序的冲击。

然而,嘉靖“倭乱”遍及长江口周围地区及其以南沿海数省,明朝政府为何偏偏选择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放中国商民出海贸易之禁呢?

首先,这是由于明朝政府筹海的基本立场所决定的。

嘉靖“倭乱”发生后,明朝社会曾发生过一场筹海问题的争论。其中,这场筹海之争的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放弃传统的“海禁”政策,要不要开放本国商民的海外贸易。尽管很多人仍抱着既定的“海禁”政策不放,但却有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海禁”与海寇之间的关系,极力主张开放“海禁”,以消除海寇。

其中,福建主要官员所提出的有限度地开放“海禁”的主张,比较容易地得到了中央政府官员的认同。

1564年,福建巡抚谭纶在《条陈善后米尽事宜以备远略以图治安疏》中指出:

“闽人滨海而居者,不知其凡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海上之国方千里者,不知其凡几也,无中国绫棉丝帛之物,则不可以为国。御之愈严,则其愈厚,而趋之愈众。私通不得,即攘夺随之。昔人谓:源如鼠穴,也须留一个;若还都塞了,好处俱穿破。正如此。“

因此,他请求朝廷允许福建商民在近海与外通商。1567年,继任巡抚涂泽民利用隆庆改元而政治布新之机,再次请求朝廷在福建开放“海禁”,终于得到朝廷批准。

明朝政府之所以接受这一请求,其基本立场:正如后来的福建巡抚许孚远所承认的,在于“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就是说,通过有限地开放,更好地贯彻“海禁”政策。正是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明朝政府才选择在远离内陆腹地并且有千岩万与内地相隔的福建地区,开放商民的海外贸易,以便能对其它地区有效地实施海禁。

其次,这是与当时福建的民生经济对外依赖性强相关的。

福建的地理特点是,丘陵、山地占全省总面积的90%以上,多山少田,人民生活的基本用粮有赖于外地供应,“民本艰食,自非肩挑步担,逾山度岭,则虽斗担之储亦不可得。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四郡皆滨于海,海船运米可以仰给,在南则资于广,而惠潮之米为多;在北则资于浙,而温州之米为多。”

因此,近海运输线,对于福建人民来说,就是一条生命线。诚如谭纶在上面所说的,“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后来在万历年间曾任福建巡抚的陈子贞也曾说:“闽省土窄人稠,五谷稀少。故边海之民,皆以船为家,以海为田,以贩番为命。”

一旦严格执行“海禁”政策,人民“生计萧条,情困计穷,势必啸集”,进行武装走私和反抗。实际上,在嘉靖“倭乱”的海盗队伍中,福建人就占了很大的比例。学者曾根据一位被海盗掳掠的昆山籍农民在归来后所谈的情况,写到闽人在海盗队伍中竟占十分之六七。

再次,它与月港是福建商民进行走私贸易的中心港口的地位相关。

月港“外通海潮,内接山涧”,地处九龙江入海处,以“其地之形水荥之如月然”而得名。由于其“僻处海隅,俗如化外”,不为明朝政府要员所注意。早在正统(1436-1449)、景泰(1450一1456)时期,它就已成为走私活动的活跃地区之一,“居民多货番且善盗”。

成化(1465一1487)、弘治(14881505)之际,它已出现“风向帆转、填舟、家家赛神,钟鼓响答,东北巨贾竞鹜争驰”的局面,并享有“小苏杭”之誉,16世纪初葡萄牙人东来以后,月港迅速发展成为福建沿海的最大走私贸易港口。

开始,葡萄牙等国商船在广东海面由“福人导之改泊海沧、月港,浙人导之改泊双屿,每岁夏季而来,望冬而去”,而福建的走私商民,也可由月港出海,“与番舶卖商贸贩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

面对着福建商民依托月港进行频繁的走私贸易活动,明朝政府也加强了对月港这个“俗同化外”之地的控制。1530年,根据福建巡抚胡琏的建议,福建巡海道移驻漳州,又在月港东北的海沧建立安边馆,并委漳、泉等府通判一员轮流驻扎。

安边馆又称捕盗馆,其职责是为了弹压当地商民的走私贸易和海盗活动。1536年,明朝政府接受了御史白贲的建议,放松了对当地商民近海贸易的限制。

由于实效不大,朱纨在1549年又建议在月港设立县治管理,但当时未获批准。1551年,明朝政府正式在月港设立靖边馆,“以通判往来巡缉”。1557年,海盗势力大闹月港。迫于无奈福建巡抚谭纶只好招抚这些海盗,并在月港“设海防同知,颛理海上事。更靖海馆为海防馆。”

但这些措施仍不见效,明朝政府遂于1565年“割龙溪一都至九都及二十八都之五图,并漳浦二十三都之九图”,正式以月港为治而设立海澄县,试图以民政来管理这个走私贸易的中心。因此,1567年月港的开放、只是明朝对于月港地区走私贸易的被迫承认而已,“以因势利导之举”,来稳定福建南部的统治秩序。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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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棣t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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