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母系氏族公社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它的全盛时期，每个氏族的成员都聚居在一起，形成为一个定居的村落。象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等处遗址，就是这样的典型村落。

母系氏族公社的社会组织

回时在各地还发现了不少艺术品。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一个母系氏族公社所容纳的人数也不断增加。在一个母系氏族公社的丙部，以一个老祖母为中心意又可分为几个母系大家族。姜寨遗址的居住区分为几个部分，每一部分有一座大方屋和若干小房屋，大方屋当是母系大家族的公共住所，附近的小房屋则是已婚妇女的对偶家庭。载的量同中每个母系氏族公社都有自己的徽号，形成为不同的姓氏县以资区别。这些姓、文氏，有的可能来自于图腾。如姜姓可能是原来以羊为图腾的氏族，县姓原来是以燕为图腾的氏族。每个母系氏族公社都有自己的首领。

负责处理内部事务和对外冲突。氏族首领由氏族会议民主选举产生，他们与平般氏族成员处于平等地位，没有任何特权，“也不脱离生产。木所谓神农氏身亲耕、妻亲织的传说，就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氏族首领的地位。在母系氏族公社中，所有氏族成员，都是依靠氏族的整体而存在。他们在共同所有的土地上共同劳动，相互协作。除了经营比较原始的农业之外，男子还外出从事狩猎，妇女则在附近地区进行采集。他们依靠集体的力量，维持着低下的原始共产制的生活。关善所有的氏族成员，在死后都埋葬在公共墓地里。

当时的葬俗，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制度的某些侧面。如当时盛行单人葬和迁移合葬，合葬是男女分区聚集埋葬，男子大都是集体二次迁移葬，还有就是母子合葬，而无一对成年男女合葬和父子合葬的现象。

这些现象，反映了母系氏族制度亲属关系的特点。成年的妇女留在本氏族内，她们死后就在本氏族的公共墓地单独或者与同班辈的妇女集体埋葬。她们由对偶婚结成的共同丈夫，则是其他氏族同班辈的成年男子，他们在死后必须分别归葬到原来的氏族墓地，所以大都是二次迁移葬。子女只能跟着自己的生母，天折时或与母亲合葬在一起，或用瓮棺葬在母亲住屋的附近。

一不而在许多墓葬中发现的随葬品，一般都较少，只是一些随身使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说明在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下，每个氏族成员除了依靠集体的力量维持艰苦的生活之外，没有什么剩余，因而每一成员只能占有自己使用的比较简单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少量的装饰品。在民族内部，无论男女，各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所以随葬品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只是因男女之间的劳动分工有所不同，加上性别的差异，因而男女的随葬品就有一些差异。同时，各人在生前的生产和生活等方面的情况也有所不同，他们所使用的工具，用具和装饰品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也不尽相同。这样也就出现了一些微小的差别，这些差别，是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相适应的。当时，私有观念还没有产生，贫富分化现象还没有出现。

我国古代有关神农氏的传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女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又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同心协力，和睦相处，“无有相害之心”.这些传说虽然带有某些夸张和美化的色彩，但它基本上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与人之间合作互助的平等关系。

有关母系氏族公社的文献记载

母系氏族公社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经过的历史阶段。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保存了很多关于母系氏族制度的传说，可以说明我国原始社会的历史，是完全符合这一发展规律的。《楚辞·天问》在提出有关宇宙构成的问题之后，首先就问：“女岐无合，夫焉取九子？”这一传说反映了在远古时代，有以女岐为始祖的氏族，后来发展成为很多氏族。又如传说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生伏羲，说明远古确实存在过“知母而不知父”的情况。再如关于女娲氏的传说，她曾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积芦灰以止滔水等等，剔去后人附加的一些神话成份，也反映出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出现了一些领导人们对自然作斗争的杰出人物。这些人物实际上就是母系氏族公社的化身。

伏羲氏和神农氏，是古代传说比较集中的两个人物。实际上，他们并不是两个简单的个人，伏羲氏标志着原始的畜牧业，神农氏标志着原始的农业。这两项生产事业，绝不是个别人物的发明和创造，而是远古人们在长期实践中，逐渐积累经验共同发展起来的。

有了这两项生产事业的发生和发展，就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接着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发明创造。如谓神农“耕而作陶”，在发展农耕事业的同时，又发展了制陶术；神农尝百草，发明了医药；还有“日中为市”，开始了交换事业。而伏羲氏作八卦，标志着刻划记事方法的发明；他又是婚姻制度的确定者，反映了对偶家庭的进步发展。这些新的发明创造，都集中在这一历史发展阶段，这与母系氏族公社全盛时期的社会发展情况是基本相符的。

我国古代有严格的“姓”、“氏”区别，这是母系氏族制度的产物。“姓”是由所出生的祖先的血缘关系确定的，代表一个部落；“氏”是由“姓”派生的，代表一个氏族。许慎的《说文解字》说：后“姓，人所生也。……因生以为姓，从女、生”.由此可知，确定人们血缘关系的原始的“姓”，是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由母系来确定的。许多比较早的姓，如姬、姜、赢、妟（偃）等都是从女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母系氏族制度的遗迹。我国古代又有“同姓不婚”的限制。

由于氏族、部落的不断繁衍，原来的一个部落必然要发展成许多新的部落，这些部落有的保持原来的姓，而大部分则由原来的氏形成为许多新姓。如姬姓部落原有二十五个氏族，后来发展成为十四个部落，除原来的姬姓之外，又形成酉、祁、已、滕、箴、在、荀、僖、姞、儇、依等新姓，先后发展成为十二个姓，后来还不断有新姓产生。又如以太皥氏为祖先的许多氏族，形成为风姓部落群；而少昊（皞）氏是由太皞氏派生的，它所包含的氏族又发展成为赢（盈）姓部落群，以后又分衍出要（偃）姓部落群。再如一个祝融氏，它的后代发展成为已、董、彭、秃、妘、曹、斟、芊等八姓的众多部落群。这些同姓的或者血统关系较近的部落群，就以共同的祖先发展而成为族，不同姓的部落间又相互结为婚姻，这样，在众多部落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促进了它们的共同发展。

从母系氏族公社的全盛时期开始，众多的氏族部落，在黄河中、下游的河谷、盆地、平原以及丘陵地带，从事垦殖，奠定了这一地区文化开发的基础。其他地区，也都在不同程度地开发着。

结语

当时，在我国极其辽阔的土地上，人口虽然稀少，大们的眼界虽然还受到部落的限制，但是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各地区间还是建立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彼此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使各地区的远古文化，在各有地方性特点之外，又有共同一致的基本特点。由此说明，我们伟大的祖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